第四节 新时代中国现代财政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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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 随着党的十八大的召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2013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照财政是国家治理基础和重要支柱的定位, 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一 现代财政与公共财政
现代财政与公共财政不存在矛盾。高培勇（2014, 2018) 在对中国财税改革历程的梳理中, 也对公共财政和现代财政的关系做了阐释, 以“财政公共化”匹配“经济市场化”, 以“财政现代化”匹配“国家治理现代化”, 也就是以“公共财政体制”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现代财政制度”匹配“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财政制度与公共财政体制均是针对中国财税改革所提出的目标。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是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属性特征标识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现代财政制度的主要着眼点落在财税体制的时代特征上, 是对应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时代特征标识的财税体制改革目标。公共财政体制与现代财政制度并不矛盾, 而是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是一脉相承的统一体。前者对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属性特征标识财税体制改革目标,表述为公共财政制度；后者对应国家治理现代化, 以时代特征标识财税体制改革目标,表述为现代财政制度（高培勇, 2015)。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需要把握其内涵。杨志勇（2014, 2015)认为, 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 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现代财政制度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与国家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体现民主财政和法治化财政理念,有相应的专门财政管理机构, 以专门的治理技术为依托, 适应动态财政治理的需要。
现代财政制度站在了公共财政体制的肩膀之上, 系建立在公共财政体制基础之上的财政制度安排, 终归是以财政公共化为基础的财政现代化（高培勇, 2018)。
二 国家治理框架下的中国财政理论发展
长期以来,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存在, 虽然不能说没有争议, 但是多数人是持赞成态度的。随着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一新定位的提出, 财政学科属性问题又一次提出。
财政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财政学与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工商管理学等都有交叉。财政学融入公共管理学一度流行, 但如今多数曾经这么努力的高校已经选择让二者分开, 仅有少数在坚持。这种状况说明财政学自身的特殊性。
1949年之前, 财政学曾经是政治学系的一门重要课程, 这说明财政学的政治学属性。1952年大学调整之后, 政治学基本上淡出,在这样的背景下, 财政学与经济学的联系就更加密切。
安体富（2016) 从财政的性质（本质)、财政学在西方经典经济学中的地位、如何认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如何看待财政政策与财政制度问题、关于“财政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的争论以及如何理解“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等, 多角度论证了财政属于经济范畴, 财政学属于经济学, 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 财政学研究属于上层建筑的财政政策和财政制度, 所反映的是财政经济关系, 而不是政治关系和其他关系。他认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虽然提高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这不能成为财政（学) 从经济（学) 中独立出来的根据。关于财政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他的建议是从不同角度, 如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等学科角度研究财政问题, 并形成相应的专著, 如政治财政学、社会财政学、管理财政学等, 但不可能写出包括上述诸学科的综合财政学。因此, 他仍主张财政属于经济范畴, 财政学属于经济学。
但是, 越来越多的财政学者认为财政学应该超越经济学。高培勇（2015) 认为, 财政是一个综合性范畴和综合性要素, 作为一门学科的财政学, 实质是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融合体。财政学科既是拥有多个学科基因的混合体, 那么, 将财政学建立在多个学科彼此交叉、相互融合的根基之上, 从“多视角”的现代国家治理意义上定位财政学科——关于治国理政的学问, 是“基础和支柱说”的题中应有之义。财政学科理论体系的基本逻辑关系应做如下调整：以满足国家治理活动中的社会公共需要为逻辑起点, 围绕国家治理层面的基本问题界定财政职能, 以此为基础, 按照政府收支活动运行的内在联系依次引入各个相关范畴和概念。马骁、李雪（2018) 认为：在我国, 财政学科作为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的学科分类和学科定位, 更是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财政学科建设的视野和想象。
刘晓路、郭庆旺（2017) 区分了计划经济财政学、市场经济财政学和国家治理财政学, 认为财政学因此经历了强调国家、忽视国家和再次强调国家的“否定之否定”的历程, 应当从国家自主性角度重新认识国家在财政学理论中的地位。
刘尚希（2018)、刘尚希和李成威（2018) 从公共风险视角探讨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 杨志勇（2017) 对财政学的基本问题的探索, 马珺（2018) 从财政思想史视角研究财政理论的创新等, 进一步推动了中国财政学的繁荣和发展, 促进了中国财政理论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建设。
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自实践的推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财政实践的研究, 梳理总结了中国财政实践的经验、财政改革的逻辑, 不仅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而且为中国财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素材和养分,例如高培勇（2018) 对中国财税改革40年的基本轨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的概括, 刘尚希、傅志华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财政逻辑所进行的研究, 杨志勇（2018) 对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和变迁的研究,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