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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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理论在发展中, 体现了多个学科的交叉融合, 结果之一就是财政理论研究方法的日趋丰富。随着研究方法工具箱的日益丰富,财政理论的发展因此进入快车道。财政理论研究方法从仅限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方法, 到多种方法兼容并蓄, 更多地引入现代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活动。
无论是与新中国成立之初相比, 还是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 中国财政理论的研究方法有了根本性的变化, 财政学已“面目全非”,但“焕然一新”。财政学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强调定量分析, 更多地用到现代经济学方法, 市场经济的话语体系受到更多的欢迎, 空洞的研究正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 关注财政问题的经济学背景之外的学者越来越多, 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等背景的学者深入研究中国财政问题, 为财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一些学者在积极探索财政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的交叉研究, 出版了一系列论著, 也引进了海外的一些研究成果, 这些工作都是基础性的, 未来当可在财政理论发展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历史的视角研究财政, 财政学、历史学、经济学等多个学科背景的学者正致力于其中, 或整理有关财政史资料, 或对特定阶段的财政史进行深入研究, 或系统梳理中国财政史, 留下了丰富的文献, 例如, 项怀诚(2016, 主编)的《中国财政通史》特别是其中的“大事记”, 内容富有特色。叶振鹏(2013, 主编)的《中国财政通史》篇幅大, 财政学界和历史学界通力合作, 为未来中国财政理论发展提供了更充分的资料支持。
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财政改革与现代财政理论的演进, 可以清晰地看到“公共财政”和“现代财政制度”两个关键词。“公共财政”绝不是在对“财政”玩文字游戏, 而是突出财政的“公共性”, 突出它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适应性。“现代财政制度”是从财政制度的现代化视角提出的一个概念,它所对应的是时代特征。“现代财政”与“公共财政”的实质是相通的, 之所以有“现代财政”的提法, 是因为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这也可见现代财政理论的时代特征。
从国家治理视角发展的财政理论, 已经超越传统的财政理论之经济学视角, 中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发展迎来了新时代。不失时机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基础理论的建设, 与时俱进地改造或重构中国财政学学科体系, 从而实现治国理政实践和理论创新的有效互动, 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高培勇, 2014)。
(执笔人: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杨志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