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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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面的分析, 在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中国国家隐性担保下的银行信贷扩张有效地动员了储蓄, 加速了投资和经济增长, 对实现经济起飞做出了应有贡献。经济起飞任务的完成以及人口老龄化时代的来临, 迫切要求中国转变基于国内要素和资本积累的干中学增长方式, 形成由能够创造市场的创新推动的新增长动力。然而, 利率市场化改革漫长, 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人民币汇率弹性不足和资本管制日渐失效共同作用使得这一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转型困难重重, 造成资金配置扭曲, 特别是不能有效进行创新融资, 从而阻碍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为关键的是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化改革, 需要在防范由去杠杆可能引发的债务—通缩风险基础上,解决隐藏在动员性货币、金融体制背后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治理难题。徐忠将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概括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金融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284] 这一历史任务要求：（1) 金融治理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其他治理更加密切地融合,更好地发挥金融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作用,这包括财政与金融的关系、去杠杆与完善公司治理的关系、金融风险防范与治理机制完善的关系、人口老龄化、养老金可持续与资本市场的关系。（2) 建设现代金融体系要以建设现代金融市场体系为纲, 重点是破解市场分割和定价机制扭曲。（3) 要依据金融市场发展一般规律建设中国现代金融体系, 明确中央银行与金融监管不可分离, 建立激励相容的监管体系。其中考虑到市场不完全和有限套利的限制, 建立必要的宏观审慎和微观金融监管体制尤为重要, 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总的说来, 中国通过政府对金融中介和投资的双重补贴培育市场的金融发展经验不仅成功地实现经济赶超, 而且极大丰富了Patrick关于金融发展的“需求导向”和“供给导向”两分法的内涵。然而, 在经济赶超任务完成之后, 如何打破政府培育市场的金融发展路径依赖, 缓解跨期错配难题并激励创新投资, 减轻阻碍复制完备性市场的政府失败和市场失败, 是摆在中国学术界面前的新课题。
（执笔人：张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