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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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2月, 我国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412] 加入WTO以来, 我国与世界多边经贸体制和国际规则、国际惯例顺利接轨, 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 继续保持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基本完成了由有限领域和范围开放向倡导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的转变, 由强调政策性开放向强调体制性开放的转变, 由单边开放向多变互动开放的转变；与此同时, 又大力推进由国内经济均衡向内外经济综合平衡的转变, 由国际规则的参与者、执行者向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的转变, 由强调发展中国家属性向既强调发展中国家又重视承担大国责任的转变。2010年, 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跃居世界第二位, 对外贸易规模超过2.9万亿美元, 保持世界第三位,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贸易大国。2013年9—10月, 我国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 积极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实践证明, 加入WTO后的近20年里, 我国对外开放不仅开创了全球范围内新兴经济体发挥后发优势, 融入全球开放经济体系,走国际开放式发展道路的成功范例, 也成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最鲜明、最重要的标志之一。
在这近20年中, 围绕一个个热点、焦点、难点问题, 经济理论工作者不囿一隅、不拘一格, 展开了丰富的讨论和热烈的争鸣, 推动着我国的对外开放理论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就。
第一节 对外贸易理论的新进展
一 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讨论
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 以数量扩张、劳动密集和低价格取胜的外贸增长方式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加入WTO后,随着我国逐渐面临外贸摩擦日益增多、外贸顺差过大、资源消耗过多、环境压力加剧、经济效益低下、内需日益疲软等困难, 这种增长模式的弊病也开始凸显。因此, 在加入WTO四年后的制定国家“十一五”规划期间, 理论界围绕转变外贸增长方式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制定国家“十一五”规划前, 理论界更趋向于探讨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必要性。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理解并不一致。有学者认为外贸增长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一样, 也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内涵型和外延型。柴海涛认为, 单纯依靠数量规模和价格优势的外贸增长方式弊端日见。[413] 闻潜则提出外贸增长方式寓于经济增长方式之中,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自然也包括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两者紧密相连、相互促进。[414]
当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被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后, 国内学者将讨论的焦点集中在转变我国外贸增长方式的基本路径、基本目标和操作策略上。围绕外贸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路径, 一种观点主张“跨越式转变”, 即我国应尽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 彻底抛弃那种粗放型增长方式；另一种观点主张“渐进式转变”, 即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要经历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裴长洪认为, 我国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是长期的过程, 在此期间既要保持我国中低端产品和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保持出口贸易的数量增长, 又要提高中高端产品和生产环节的国际竞争力, 达到改善贸易结构、提高贸易质量的目的。在“渐进式转变”的前提下, 对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侧重点和切入点又有不同看法。[415]
对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基本目标, 理论界普遍认为要达到技术升级、质量改进、结构优化、效益提高等目的。中国对外贸易增长方式将发生出口商品结构更加优化的“拐点性”变化。[416] 鲁建华认为, 要以数量增加为主向以质量提高为主转变, 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417] 简新华认为, 新的外贸增长方式应该是一种进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市场多元化、主要依靠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科技兴贸、以质取胜、产业结构合理、加工度高、附加值大、高效益、可持续的方式。[418] 隆国强提出, 当前中国外贸要满足中国发展的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在全球价值链上升级, 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推动中国的结构升级；另一个目标是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保证国家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419]
对于如何实现中国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 刘伟、黄桂田认为,首先要提高创新能力, 并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420]；刘新民主张采取推进体制改革、优化出口结构、提高进口质量、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四大措施实现外贸增长方式转变[421]；陈文玲认为, 应从支持具有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 控制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出口, 增加能源、原材料以及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进口, 努力扩大服务贸易, 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五个方面着手。[422] 李晓西、吴铭认为, 在外贸过程中, 进出口商品结构都会发生变化。出口的扩大可以带动国内外更多投资流向出口生产部门, 促进相关产业快速增长。进口资本品则提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国内生产所需资源, 增强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 推动一国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由此, 对外贸易可促进资源转移和产业结构升级, 使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更趋于有利于国际化分工的良性格局。[423] 叶琪从供给侧改革和外贸的关系角度提出, 在全球治理格局变动中, 我国应该在供给层面深化对市场结构、企业结构、产品结构和要素结构等的调整优化, 不断开拓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新空间。[424]
二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思路与观点
进入21世纪后, 世界经济由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快速转变, 第三次技术革命加速推动服务业繁荣发展, 我国服务贸易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 服务贸易占整体对外贸易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服务贸易表现出的经济活力也越来越明显。截至2009年, 在WTO分类的160多个服务贸易部门中, 我国已经开放104个, 占62.5%, 接近108个发达成员体的平均水平。其中, 54个部门允许独资, 23个部门允许设立外资控股合资企业。近年来, 我国积极推广负面清单管理, 稳步扩大金融业开放, 持续推进交通运输、商贸物流、专业服务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 在北京、天津、雄安等17个省（市、区)开展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试点。对于服务贸易的作用, 有学者根据比较优势指数, 测算出中国服务业的首要比较优势是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部分技术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如信息服务业、广告等也呈现上升势头, 因而主张中国服务产业逐步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积累,逐步做大比较优势馅饼。[425] 也有学者认为, 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促进了国内服务业发展, 扩大了服务贸易的规模, 增强了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为尽快扭转贸易失衡局面, 必须进一步推动服务贸易体制改革, 充分发挥服务贸易在建设贸易强国中的作用。[426]
随着全球服务外包的市场规模不断扩大, 以及天津、南京、杭州等地的服务外包业取得成功经验, 发展服务外包成为2005年后理论探讨的一个热点。隆国强明确提出要以服务业外包作为扩大服务出口的突破口, 并努力培养一批出口龙头企业和合格的外贸人才。[427]王子先认为, 我国承接国际服务外包的战略定位应当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将积极参与服务业全球化、大力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作为新一轮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 并将其置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现代化发展水平的战略高度予以重视, 切实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路径。[428] 霍景东分析了服务外包的特点, 认为服务外包具有资源消耗低、附加值大、信息技术承载度高、吸纳就业特别是大学生就业能力强等诸多优点。据估算, 服务外包的经济增值幅度为制造业的6—20倍, 而其能耗仅为制造业的20%。如果抓住服务外包转移的机会, 就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提升服务业竞争力。[429] 王子先提出,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中国应推动以服务业为主导的新一轮开放, 扩大服务业市场准入, 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 嵌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430]
三 国际贸易摩擦问题的争论
近年来, 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轮胎战”“玩具战”“汽车零部件战”“铁矿石之争”“石油战争”等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出口产品受到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制约和惩罚, 我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滥用贸易救济措施最大的受害国。我国遭遇的反倾销调查数居高不下, 2002年为51件, 2003年为52件, 2005年为51件, 占同期世界反倾销调查案例数的比重都达20%以上, 而且涉案金额越来越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各国发起的贸易救济调查中约有1/3 是针对中国出口产品的。2017年中国共遭遇21个国家（地区) 发起贸易救济调查75起, 涉案金额110亿美元。中国已连续23年成为全球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美、中欧贸易摩擦问题成为持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2018年3月22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了总统备忘录, 要对价值600亿美元的中国进出口商品加征惩罚性关税, 标志着美国对中国正式发动贸易战。
关于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的原因, 学者们的看法不大一致。冯雷认为, 影响我国贸易摩擦的因素及领域主要是：人民币升值压力,普惠制“毕业”, 一般贸易方式, 难以实施生产过程转移的产品贸易, 大宗产品, 进口国国内政治, WTO重点谈判领域, 进口摩擦。[431]有学者认为, 贸易保护主义根深蒂固是贸易摩擦激化的根本原因,当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时, 这种保护倾向尤为严重。[432] 还有的学者认为是由于国际贸易规则不完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很多方面超出现行国际公约保护水平, 是一些发达国家基于保护本国经济利益而如此设定, 这种过分保护易出现权力滥用, 导致隐性贸易摩擦。[433]
学界普遍认为国际贸易摩擦增多包含着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综合性因素。外经贸部中美经贸关系中期展望课题组把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主要归结于进出口统计误差、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及美国对华出口限制等。[434] 赵晓认为, 中国已经进入至少长达20年的国际经济摩擦期, 其原因为三个方面, 即世界经济正在进入碰撞轨道期、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的一系列问题。[435]
关于如何应对国际摩擦, 有关人士也各抒己见。魏礼群指出,要善于借鉴国际上通行的“开放式保护”的做法, 学会在WTO规则的框架内保护自己, 以各种合法的、符合国际惯例的手段, 保护国内产业特别是幼稚产业。[436] 龙永图在分析纺织企业应对国际贸易摩擦时提出, 要把握好出口节奏, 渡过关键期, 不能急于出口, 要冷静观察、认真对待、慎重行为, 以积极配合的态度, 采取强大的自律手段, 转变对外贸易的增长方式,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437] 王世春认为, 行使WTO赋予我们的权利应对贸易壁垒, 是摆在我国政府和企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应对贸易壁垒, 不能采取消极的“守株待兔”的态度, 而应积极主动地收集和掌握国外对华贸易政策的发展趋势、正在实施或拟定中的与贸易相关的措施, 建立和完善贸易壁垒通报和快速反应机制, 适时采取调整和适应措施。[438] 桑百川认为,鉴于遭受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因此, 加快经济结构调整, 是我国应对其他国家滥用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特殊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的根本出路, 同时还要加快自主创新, 掌握核心技术, 谋求进入产业价值链的高端。[439] 陈文玲提出, 应当打破和防止新的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质是设置国际贸易壁垒, 影响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的快速流通。当前贸易保护主义强调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 实际上一国顺差或逆差与该国的汇率关系并不大。[440] 陈德铭等认为, 有必要澄清和改进贸易救济规则, 现行WTO贸易救济规则体系为保护进口国国内产业和维护出口国利益提供了相应规则保障的同时, 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如贸易救济措施存在被滥用的空间。[441]
四 要求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理论成果
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与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测量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 国内不少研究者基于促进经济改革的目的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市场化程度进行测量。卢中原和胡鞍钢从投资、价格、生产和商业四个方面, 测度出中国1992年的市场化程度为62.2%。[442]国家计委课题组将经济市场化划分为商品流动市场化和要素流动市场化, 测度出1994年的市场化程度为65%。樊纲、王小鲁等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及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测度了中国1997年以来各省（市、区)的市场化排序。[443] 这些测量进一步丰富了人们对中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认识, 为尽快完成经济体制转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做出了贡献。
加入WTO后, 贸易环境得到较大改善, 政府行为更加规范, 国际规则在经济各领域被普遍采用, 理论界对市场化程度的研究有了一种全新的视角, 那就是与全球贸易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欧美等国家在中国加入WTO以后, 仍视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 在对华反倾销中采取歧视性政策, 形成最严重的非关税壁垒。因而, 这一时期的市场化测量的指标体系不仅注重价格作用和资源配置机制, 也注重政府职能转换和法律制度环境；不仅注重反映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最新成果, 也充分借鉴国际反倾销中市场经济地位的立法标准和经济自由度测度的相关指标, 并在度量方法和指标采用上有较大创新。
2001年以来,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在李晓西教授的主持下, 围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展开了连续八年的市场化测度, 形成多个年度《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该报告提出了市场化测度的五条标准和33个测度指标, 得出了2001年、2002年、2003年、2004年、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的市场化程度分别是 64.26%、64.76%、67.07%、70.53%、76.03%、75.19%、76.19%、76.40%, 并从中概括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阶段和特征。[444] 该报告公布的市场化指数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
2019年是我国加入WTO18周年, 已有近100个WTO成员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包括俄罗斯、巴西、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此外北欧各国、英国、荷兰等也支持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 但是美国、欧盟、日本至今不予承认, 这其中也包含了大国政治博弈和经济博弈的复杂因素。
五 构建与国际规则和惯例更加适应的外贸管理体制的对策研究
加入WTO既给我国外贸事业带来历史机遇, 也给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带来严峻挑战。理论界普遍认为, 总体上我国要建立与国际规则接轨、与国际惯例相适应、更加符合市场经济需要、更加注重内外协调的新外贸管理体制, 从而不断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合理调控进出口总量平衡, 促进贸易结构优化, 确保对外贸易平稳运行, 更好地配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
在加入WTO前后, 理论界更多地关注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如何接轨。杨圣明指出, 加入WTO后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主要表现四个方面：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 尽快完成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向登记备案制的过渡；推动科工贸一体化, 在宏观层次加强国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协调与配合, 在微观层次赋予大型生产企业外贸经营自主权；推动外贸中介组织的创新, 加快观念创新、内容创新、职能创新和制度创新；创建和完善有效保护机制, 更多地采用技术与环境保护措施。[445] 加入WTO几年后, 陈德铭强调指出, 我们要始终秉持开放的心态, 促进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 妥善处理经贸纠纷, 以对外开放带动扩大内需, 坚定走和平发展的道路。[446]
2005年后, 面临我国汇率制度重大改革、国际贸易摩擦日益增多、转变外贸增长方式的紧迫要求, 理论界更加关注我国外贸管理体制如何更好地发挥优化结构、内外平衡的功能, 如何在尊重世贸组织规则下维护我国外贸经营的合法权益。沈丹阳提出,“十一五”期间我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 要强化宏观管理职能, 弱化行政性管理手段；加强出口产业政策管理, 形成出口产业政策管理机制；完善与外贸活动相关的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和社会中介服务体系；完善对外贸易促进机制, 形成高效的对外贸易服务体系网络；完善外贸代理制, 建立适用所有类别出口企业的出口货物“免抵退”税共同机制。[447] 张小济指出, 中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是国际因素造成的, 是全球化下的市场分工所决定的, 现在大量的跨国公司把产业转移到中国, 他们的进出口大部分都是公司内贸易。贸易顺差不是中国政府单方面的宏观调控就能解决的。政府的宏观调控, 目的向来在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而不是限制出口。[448] 张燕生指出：缩减顺差主要包括减少贸易顺差、减少资本顺差以及减少外汇储备规模。我国在涉外经济中要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重点是提升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而非简单地压缩出口扩大进口。国际收支的调整和缩小顺差不仅仅是宏观调节的问题, 也关系到竞争力的提升和结构的调整。[449] 还有学者提出, 要建立健全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公平贸易管理体制, 加快建设进口预警体系, 及时防止过度进口对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要对搞重复建设、严重冲击国内市场的进口采取WTO允许的手段加以合理调控, 减少不利影响。[450]
2013年, 我国成为世界货物贸易进出口额第一大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 要求“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必须推动对内对外开放互相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 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以开放促改革。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 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 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 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 坚持世界贸易体制规则,坚持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 扩大同各国各地区利益汇合点, 以周边为基础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改革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等管理体制, 加快环境保护、投资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等新议题谈判, 形成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建立开发性金融机构, 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451]。2015年,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 强调我国改革开放正在新的起点上, 要建立市场配置资源创新机制, 创新外商投资管理体制, 建立促进“走出去”战略的新体制, 构建外贸可持续发展新机制, 实施“一带一路”倡议, 建立健全开放型经济安全保障体系, 等等。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 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 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这标志着, 我国已进入由器物层面的开放转变为制度层面的开放, 即由商品、要素流动转变为以规则、制度开放为基础的新阶段。
这方面的理论观点很多, 不仅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也有力地推动着我国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实践。在促进外贸机构设置改革、修订对外贸易基本法、履行“入世”承诺分步降低关税等方面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在政府、社会与理论界共同努力下, 一个由市场调剂的、与国际接轨的、实行自由贸易的外贸管理新体制初步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