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走出去”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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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突破之一是从着重“引进来”转变为“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基本国策, 主要包括：采取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和对外劳务合作等多种方式走出国门, 以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464], 更广义地讲, 还包括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外贸出口、到境外利用外资等各种利用比较优势走向国际市场, 获取发展条件和持续竞争优势的过程。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将“走出去”与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并列为“十五”开放型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 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这一时期对“走出去”的学术研究也蓬勃发展起来。
一 “走出去”的条件与动因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企业综合实力的提高, 为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提供了基础。加入WTO后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化, 企业扩展了国际化视野,“走出去”有了更成熟的条件和动因。
卢进勇认为, 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加入WTO后中国发展的需要, 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是合理配置资源和更好地利用国外资源的要求, 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优化, 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 是发展国家自己的跨国公司的需要, 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要求。[465]
郭虹、赵春明认为, 应该在经济发展和投资发展二者动态的相互作用之中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根据投资发展路径理论, 中国在经过长期大幅度引进外国直接投资的鼎盛期之后, 将逐步迎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高潮。中国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但国内一些大型企业完全具备对外投资的资本实力。现阶段国内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寻求战略性资产, 即自然资源、技术资源和市场资源, 来提升国内企业的资源基础, 从而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 特别是在国内市场的国际竞争优势, 通过国内外协同效应, 有效抗衡全球化带给国内企业的竞争压力。[466]
二 “走出去”方式和领域的新发展
经过加入WTO后近十年的发展, 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和对外经济援助等“走出去”方式日趋多样, 水平逐步提高。“走出去”业务遍及世界1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从过去以贸易服务和小型加工为主逐步发展到能矿资源开发、交通物流、加工制造、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学术界的研究也反映出“走出去”方式和领域的发展变化趋势。
张幼文等总结了这一时期“走出去”方式的几个特点：对外直接投资由“绿地投资”逐渐向跨国并购等方式发展；对外承包工程不断向EPC总承包、BOT等更高层次发展。大项目不断增多, 技术含量日益提高；对外劳务合作逐步探索出团队整建制派出、基地县培训后派出、政府间协议派出等方式, 工程师等高级劳务派出不断增加。[467]
卢力平提出,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以资源开发型和出口导向型为主, 市场寻求型和高新技术研发型为辅。应注意充分发挥在境外已有的贸易型、售后服务型、金融企业等服务型行业对外投资的作用。与此同时, 应当积极鼓励以国际融资及其间接对外投资方式在境外开展投资活动, 进一步扩展中国对外投资的范围,利用好国外资源, 同时也会对直接投资企业起到保护和服务作用。[468]
卢进勇、闫实强认为, 作为中国对外经贸发展总体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未来行业布局不仅应同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相结合, 还应同培育和发展中国跨国公司相结合, 同时还应同建立由中国企业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和经营网络结合起来。在选择和确定境外投资行业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关键因素：能否充分发挥本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带动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的程度、是否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第二和第三（对外投资) 阶段、拟进入行业的竞争状况与市场容量、拟进入行业的开放度与政策法规情况、拟进入行业的综合商务成本等。[469]
三 “走出去”的问题和风险分析
中国“走出去”起步较晚, 整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 因此, 认清“走出去”的问题和风险并找出解决办法, 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多。
许丹松认为,“走出去”在宏观和微观上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立法滞后；审批制度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外汇管理制度不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企业海外投资战略不明确, 管理体制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信息不灵制约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解决对策包括：完善法制建设, 加快立法；改革管理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营造更好的多双边国际环境；加强对“走出去”的引导和促进；加快金融服务体系建设；建立适应国际市场需要的外汇管理制度；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等等。[470]
聂名华详细分析了中国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中面临的七方面风险：（1) 国家政治风险, 包括政治势力“区别性干预”风险、蚕食式征用风险、战争或内乱风险；（2) 恐怖主义与民族主义风险；（3) 政策与法律变动风险；（4) 汇率变动与汇兑风险；（5) 投资决策与经营风险；（6) 文化冲突风险；（7) 管理体制与道德风险。此外还有东道国违约风险、利率风险、融资风险、技术风险等。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应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健全风险防范和控制机制并有效发挥其功能。中国政府应该采取具有科学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政策措施, 帮助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规避风险, 提升经济效益。[471]
李大伟认为,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可以划分为准备阶段、实施阶段和运营阶段, 每个阶段面临的主要风险不同, 造成的损失也有很大区别。政治风险、政策风险和法律风险贯穿企业“走出去”过程的始终, 不可抗性极强, 可能诱发其他风险, 造成损失最严重的时期是在实施阶段的末期和运营阶段的前期。技术风险和资金风险体现在实施阶段, 属于商业层面。经营管理风险、环保风险和成本风险主要体现在运营阶段, 除环保风险可能由东道国政策引起外,其他两类基本属于商业范畴, 与国内投资的风险有很多相似性, 但也需注意文化差异引发的经营管理风险。要加强对投资国的跟踪、监测和预警, 降低政治、政策和法律风险；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降低金融风险；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和文化建设, 减少经营管理风险。[472]
四 “走出去”制度保障的讨论
“走出去”的迅速发展对制度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 既离不开宏观层面的国家制度保障, 又需要微观层面的企业制度保障。
邢厚媛认为, 政府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应有的职责和定位包括制定者、管理者和服务者。一是构筑战略体系, 做战略的制定者。二是完善政策体系, 做战略的管理者。应完善实施走出去战略的政策促进体系, 发挥政府的推动者和引导者作用, 注意政策的系统性、协调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三是对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保障和服务。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地位必将进一步加强。对外投资和企业的跨国经营在投资决策制度和机制上更应该与国际接轨。政府应该从审批项目的具体事务中淡出, 全面实行备案制度。国家应建立完善的统计分析制度, 根据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动态, 建立风险预测、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 通过政治保险、内部通告以及外交协调等有效措施,帮助企业规避风险。财政应加大对信息服务、人才培训等公共设施或基础性服务的投入, 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对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进行引导和必要的管理, 以调动社会资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服务。[473]
裴长洪、樊瑛认为, 国家特定优势为企业微观竞争优势的形成提供了制度保证。促进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的政府制度安排必须以母国利益最大化为前提。在这个前提下, 中国政府在国内的投资政策和公共服务可以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财政税收鼓励政策、金融融资和外汇用汇优惠政策、信息服务和人才培训等具体措施实现, 在国外的投资政策和公共服务可以通过与东道国签订双边或多边投资协定保障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安全和投资利益, 通过建立各种形式FDI产业集聚区带动大批企业走出去。这将形成母国国家特定优势。[4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