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二节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人民群众从高速增长中获得了好处。进入21世纪, 我国的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明显变化,粗放型增长所固有的弊端日益显露, 经济发展理念随之发生重大变化, 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实现了中国特色经济发展理论的一次飞跃。
一 “中国奇迹”及增长的代价
1978年到21世纪的头十年,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按不变价格计算, 1979—2012年, 我国GDP平均年增长率为9.8%。1993年, 世界银行出版了一份长达500页的研究报告：《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12], 阐述了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及其成功的原因。随后, 1994年林毅夫、蔡昉和李周出版了《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 提出了“中国奇迹”。[13]图30—1 基于人均GDP的比值对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给予了直观的刻画。由图可见, 中国的人均GDP相对于世界平均水平、高收入国家、中高等收入国家以及自身所处的东亚太平洋地区和同为转轨经济体的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 均表现出了显著的快速上升的趋势, 这在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之后表现得尤为突出。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7.85%,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2016年提高到79.70%, 是改革开放初的10倍, 且高于中高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苏联和东欧剧变之初, 我国的人均GDP仅相当于俄罗斯的9.12%和中东欧国家的13.73%, 2016年则分别达到92.85%和63.76%。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短暂的快速增长, 但只有25个经济体在25年或更长的时间段维持了年均7%及以上的增长。[14]
因此, 无论从纵向对比还是从横向对比看,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取得了骄人的增长业绩。
图30—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但是, 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在粗放轨道上运行的, 主要靠投资驱动, 具有典型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效率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指出, 与中国经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投资的迅猛增长,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率的平均水平 1978—1991年为 28.6 %, 1993年达37.5 %, 1997年降到33.8 %, 2004年为43.6 %。[15] 中国的投资率不仅高于美国和OECD 国家, 而且高于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和地区高速增长时期的水平。董敏杰和梁泳梅利用一个非参数分析框架, 基于省级样本测算发现, 1978—2010年, 资本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高达85.4 %, 在20世纪90年代前大体处于下降趋势且波动较大, 1992年后则基本呈上升趋势, 2005年后接近90 %。[16] 武鹏基于中国1978—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 综合利用SFA和DEA方法计算发现, 资本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92 %,中国经济增长的投资拉动特征非常明显。投资拉动作用还具有长期波动式上升的趋势特征, 21世纪持续上升趋势非常明显, 贡献值平均每年都要提高近1%。
经济的快速增长给我国经济社会生活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我们也为此付出了较高的代价。最明显的是资源环境方面的代价。据初步估算, 2003—2012年, 我国环境退化和资源枯竭所造成的成本已经接近GDP的10%, 其中空气污染占6.5%, 水污染占2.1%, 土壤退化占1.1%。由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医疗费用上升和生活质量下降越来越严重。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当前的增长模式已对土地、空气和水等环境因素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对自然资源供给的压力也日益增加。今后的挑战在于通过采用绿色增长模式, 把这些压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源泉。”[17]
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相伴随的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基本维持在0.3 左右的较低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攀升, 1994年首次超过0.4的警戒线。其后虽有短暂回落, 但总体趋势是上升的。2012年, 我国基尼系数为0.474, 随后略有回落, 2017年仍高达0.467, 2018年为0.474。财富不平等较之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更为严重。越富裕的群体储蓄能力和投资能力越强, 因此, 财富差距具有快速累积效应, 财富的不平等程度通常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估算, 中国城市家庭总资产均值为247.6万元, 中位值为40.5万元。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家庭财富呈严重的右偏分布, 社会财富占有高度不均。有学者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 2013年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 2016年数据, 按照住户调查数据计算我国居民家庭总财产净值的基尼系数, 分别为 0.619和0.736, 如果加上遗漏的高端人群的财产, 分别达到 0.747和0.796。根据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2007/2008》数据, 以基尼系数衡量的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为0.469, 在所统计的全球126个国家中排在第93位, 已处于收入差距偏大国家的行列。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 中国周边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多保持了相对较好的收入分配格局。尤其是日本和韩国, 在成长为发达经济体的过程中, 收入差距一直维持较低的水平, 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兼顾。
二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粗放型经济增长是难以持续的, 首先遇到的就是资源瓶颈和环境制约。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 %左右,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人口的增加, 人均耕地还将减少, 可用于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会越来越少。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且时空分布不均。在600 多个城市中, 2005年就有400 多个缺水, 110个严重缺水。人均占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 %、4.5 %和79 %；45 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 6、1 /6和1/ 9。2005年, 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就已提高到50 %以上,2004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42.1 %, 铁矿石对外依存度约40 %, 铜精矿和氧化铝消费量的50 %都依赖进口。中国资源进口不断增加, 也助长了国际市场资源性产品价格的上涨。[18]
从21世纪开始, 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的负效应开始显现。第一, 收入差距过大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不稳定、治安恶化, 产权保护和社会“维稳”的成本增加。第二, 收入差距过大禁锢了社会阶层间流动, 造成了不平等的世代传递, 阻碍了人的自由发展, 违背了社会公平正义的原则。第三, 收入差距过大滋长了社会的浮躁心态与激进情绪, 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埋下了诸多隐患。第四, 收入差距过大所引致的社会不稳定, 令富裕阶层缺乏安全感, 从而热衷于投资移民, 削弱了国家发展的财富基础。
2003年, 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000美元关口, 跨上了一个重要台阶, 经济社会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阶段。从国际经验来看, 进入这一阶段以后, 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会出现多方面的重大变化, 包括居民消费开始加速转型升级, 由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生存型消费, 转向追求生活质量和能力提升的发展型消费；制造业产品的技术含量开始显著提升, 工农业生产由高污染、高能耗、高排放的粗放型发展阶段迈入集约化、可持续发展的阶段；城市化进程开始显著加速, 并逐渐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和服务业拓展升级等方方面面融合。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改变, 集约式发展方式还远没有形成, 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民生问题凸显, 这些问题都日益紧迫。
发展中的问题必须用发展的办法来解决。早在1995年,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明确提出了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要求：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党的文献第一次提出增长方式转变问题。自此以后,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问题越来越受到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关注。进入21世纪, 适应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日益成为党和政府关注的焦点。2002年, 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高度重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保证人民共享发展成果”。[19]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指出：“坚持以人为本, 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 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20] 在这次会议上, 胡锦涛明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指出：“要正确处理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速度和效益的关系。……增长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发展, 如果单纯扩大数量, 单纯追求速度, 而不重视质量和效益, 不重视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协调发展, 不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 就会出现增长失调、从而最终制约发展的局面。”[21] 2004年, 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从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四个方面阐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和基本要求。2006年,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 需要把构建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22]2007年, 党的十七大召开, 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阐述：“科学发展观, 第一要义是发展, 核心是以人为本, 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23]
将经济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 首先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1995年,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就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2005年,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一五”规划建议重新强调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性, 指出：“我国土地、淡水、能源、矿产资源和环境状况对经济发展已构成严重制约。”[24] 2007年6月25日, 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讲话, 将以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指出：“由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改动, 但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除了涵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全部内容外, 还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目的、战略、途径等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25] 具体而言, 经济增长主要着眼于量的扩张, 而经济发展则更为注重质的提升和结构的优化；经济增长突出的是手段, 而经济发展突出的是目的, 即以人为本, 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增长主要着眼于生产领域,而经济发展则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国民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进而在发展战略的制定上需要更加全面和系统化；经济增长的实现主要依托投入和规模扩张, 而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效率驱动和可持续发展。为了达到“新的更高的要求”, 中央陆续部署了建设创新型国家、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等诸多战略举措。
科学发展观提出以来, 经济学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富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是探讨了实现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张卓元指出,深化财税改革、完善财税政策对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活动的质量和效益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 应完善政府性收入的预算监督, 设立和完善有利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税收制度；着力深化价格改革, 使生产要素和资源产品价格能反映资源稀缺程度；与此同时, 推进其他方面改革以形成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合力, 如转变政府职能以使政府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 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 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以形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基础。[26] 吴敬琏认为, 传统增长模式已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如造成了土地、淡水和煤、电、油、运以及其他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 加速了生态环境加速恶化, 抑制了服务业发展, 增加了就业的难度, 扭曲了经济结构, 并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和金融系统风险积累, 这些已经威胁着中国经济增长的健康。[27] 他认为, 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核心是政府干预经济问题, 因此,“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最终取决于政府自身改革的成效”。[28] 刘伟指出,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首先在于技术创新, 而技术创新的根本又在于制度创新, 其中关键是使效率提高成为增长的首要动力, 需要处理的重要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29] 针对我国高投入的增长方式, 林毅夫和苏剑指出, 这主要是我国长期采用的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性要素价格体系所导致的。因此, 要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就需要进行要素价格体系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使企业面临的要素价格体系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尽量使企业的最优化接近于经济整体的最优化。[30] 针对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问题, 蔡昉等指出, 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 必须主动作为, 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 加大激励力度, 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31] 李玲玲和张耀辉在对2000—2009年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进行综合指标测评的基础上, 提出从薄弱环节入手, 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市场化程度和科研投入产出率以及改变生产方式等途径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