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20世纪90年代的理论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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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对历史教训的考察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其他国家并不鲜见, 比较突出的是苏联和东亚地区。陆南泉对苏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行了历史回顾。苏联长期以追求速度为目标, 依靠不断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走粗放发展道路, 是一种消耗型经济。到20世纪70年代,苏共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转变。苏联采取的主要措施包括：加速科技进步、调整投资政策、调整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和技术结构、提高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和加速智力开发、改革经济体制。这些措施并没有让苏联转向集约化道路。陆南泉认为, 苏联经济发展集约化难以取得进展的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表现为：企业缺乏采用新技术的内在动力；物资技术供应制度阻碍企业技术革新；新技术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矛盾；物质奖励制度弊端多；产品供不应求, 缺乏竞争；企业资金不足, 阻碍设备更新；科技管理制度弊病丛生。余永定分析了东亚地区政府在维持较高资源投入方面的主要政策措施, 包括：一是鼓励储蓄, 长期维持较高的储蓄率；二是鼓励投资, 努力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三是重视人力资本积累, 大力普及基础教育。与东亚地区相对应的, 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产效率问题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的。主要包括：一是激烈的竞争是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二是大垄断企业组织在推动技术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是企业家精神；四是政府干预。[33] 应该指出, 苏联和东亚地区虽然都出现粗放型增长方式, 两者却有本质的差别, 两者的经济体制不同。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 政府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 规模扩张型经济一直是传统计划经济国家的通病, 片面追求规模扩张必然走粗放发展道路, 经济体制中难以内生形成集约化发展道路的动力和机制。东亚地区虽然政府掌握一定的资源配置能力, 但其基础仍然是市场经济。东亚地区出现的高投入发展是后发经济体利用重商主义追赶发达经济体过程中的必经发展阶段。这两种经济发展类型对我国都有极强的启示。我国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实行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 在政府管理经济上仍有不少原有体制的痕迹；另外,我国也属于赶超型经济, 发展路径上参考了东亚经济腾飞的经验。因此, 两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都出现过, 它们的经验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 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分析
陆百甫归纳了粗放型增长方式的表现及其危害。他认为, 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粗放型的增长方式, 其主要特征可概括为“三高”“三低”。“三高”, 即高速度、高投入、高消耗；“三低”, 即低质量、低产出、低效益。其表现为, 从宏观上, 重实物量平衡、轻价值量平衡；从投资上, 重外延扩张、轻内涵深化；从生产上, 重数量速度、轻质量效益。显然,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是浪费资源、缺乏实惠的一种非经济性的增长方式。陆百甫认为, 旧的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不利, 具有明显的危害性, 其主要危害可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总量控制不住, 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难于平衡, 通货膨胀不时抬头, 物价上升超过社会承受能力；二是“投资饥渴”不断膨胀, 投入产出比下降, 重复建设、盲目发展, 重新项目开工、铺新摊子, 忽视合理配置和现有项目的改造更新；三是有钱不愿向“弱质产业”投入, 结构不能优化升级, 造成农业严重滞后,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瓶颈”制约, 生产经营眼睛向“歪”, 追求产值产量、外延投入、价格转嫁；四是忽视技术进步、质量品种、成本利润。我国经济沿着旧的经济增长方式走下去, 只能是浪费资源、枯竭国力, 国家和人民得不到多少实惠。而要真正提高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准, 不摆脱旧的经济增长方式, 是不可能提高人均水平的。[34]
关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产生的原因, 张立群认为有以下三点：一是与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有关。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国际经验表明, 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一般有粗放型的特点。二是与经济体制的特点有关。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以及以后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中的转轨型经济体制, 缺少严密有效的内在经济约束, 不利于鼓励竞争, 促进技术进步。三是我国的具体国情。我国人口多增长快的国情, 决定了经济规模必然迅速扩大。[35]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有着密切联系。国有企业在传统机制下, 偏向于数量增长, 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体现。高尚全认为, 不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就不会有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而不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 不确立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地位, 就不会有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国有企业一方面占用着全社会大多数的资金和资源, 另一方面又处于高投入、低产出效益低下的状态；从国有企业的现状看, 由于其体制和机制不顺, 除少数企业效益和活力还较好外, 大多数国有企业缺乏活力、效益低下、债务负担过重, 正常经营运作困难；国有企业由于其体制和机制不顺, 缺少加强管理、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动力, 因而也无法真正消除导致通胀的内在原因和严重威胁。周叔莲认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成果要集中表现在提高经济效益上, 最主要的则是要深化经济改革, 尤其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我国产业结构难以优化的根本原因仍然是经济体制问题, 由于多数国有企业还未成为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 同时普遍缺少活力, 市场机制难以充分发挥作用, 宏观调控也往往达不到预期目标, 资源因而难以在产业间合理分配。从企业层面看, 企业普遍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 都是同传统体制必然产生的地区分割、部门分割有内在联系的。只有使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再加上正确的宏观调控, 也才有可能实现规模经济的要求。科技进步的主体是企业而国有企业真正成为有活力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也才有可能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 做到向科技进步要效益, 关于科学管理, 现在企业管理存在滑坡现象,强调加强企业管理是十分必要的, 但为什么企业管理普遍不被重视,这不仅是由于认识不够、领导不够, 更根本的是传统体制还在起作用。[36]
三 如何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依靠的是改革与开放。改革, 就是改变原有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土壤, 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更大作用；开放, 就是进一步扩大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 利用开放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而改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于转变原有增长方式的制度基础。
郭克莎认为,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速度型向效益型的转变之所以十分缓慢, 究其基本原因：一是市场机制未能发挥有效的调节功能；二是宏观经济政策没有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因此作者提出,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条件是加快改革开放, 包括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进一步完善市场体系和市场规则,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 以提高市场机制调节的功能；调整宏观经济政策, 包括控制经济增长速度、调整投资重点、优化产业结构等。这是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37]
江小涓分析了吸引外资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她建立一个利用外资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分析框架, 包括：利用外资与资本形成质量的关系、与技术进步的关系、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关系、与贸易结构和国际竞争力的关系、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变化的关系、与体制转轨的关系等。利用外资在以上几个方面都可以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因此她提出, 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目标,进一步提高利用外资水平, 主要包括：制定适合开放环境的中长期产业和技术发展战略；为外商投资企业和国内企业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加强对外商投资方向的引导。[38]
马建堂指出, 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技术进步缓慢,原因在于没有确立优胜劣汰的机制；科研与生产的脱节, 原因在于没有形成促使科研与生产、科研与市场紧密结合的制度安排；地方重复投资、重复建设、有着强烈的投资冲动, 原因在于政府直接管理经济的体制未彻底改变, 政企不分、争投资、争项目, 政府的干部考核、评价和使用体制存在问题。因此, 他提出要深化企业体制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