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21世纪初我国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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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初, 决策层已充分认识到“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扩张的增长方式已经难以为继了。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最初几年, 资源环境的约束表现在以下方面：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左右, 2004年为人均1.41亩,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以及人口的增加, 人均耕地还将减少。我国人均淡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 且时空分布不均。目前600多个城市中已有400多个缺水, 110个严重缺水。我国人均占有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4.5%和79%；45种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铁、铜、铝等主要矿产资源储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 /6、1/ 6和1/ 9。主要矿产资源的对外依存度已从1990年的5%上升到目前的50%以上。[40]
吴敬琏认为,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九五”以来一直无法改变是由于体制的原因。他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政府还保持着对一些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虽然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明确了市场经济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但是这在现实中没有到位。很多资源仍然是由非市场因素决定的, 最重要的是金融与土地领域。金融改革滞后, 金融资源主要是银行, 因为银行改革没有到位, 所以银行的信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当地党政领导的影响；土地也是由各级政府决定配置。二是把GDP增长作为干部业绩主要的标准。三是税收制度, 生产型增值税使政府收入直接与产值挂钩。四是行政干预定价, 尽量压低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 如工资、土地、利率、汇率等。这四条决定了各级地方官员有一个自发的倾向, 走回老的增长模式, 就是用大量的投资、大量的资源来支持那些价格高、产值大、税收多的生产。[41]
张军认为,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体制性扭曲, 导致了过度投资和区际过度竞争。在转轨经济中, 地方政府受到捕捉租金的激励驱动, 竞相发展利润率高的制造业。由于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资本的所有权制度, 资本还没有真正变成稀缺的要素, 同时信贷资金的使用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干预。这促进资本的形成, 从而不断提高资本—劳动的比率。由于过度的投资和过度的竞争, 企业的技术选择显示出资本替代劳动的偏差, 使技术路径逐步偏离了要素的自然结构。要素价格扭曲是经济增长质量不高的原因。[42]
开放经济与经济增长方式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的外向经济关系, 可以借助本土资源、劳动力优势, 迅速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对外经济关系对经济增长方式的作用形成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发达国家的外资的技术扩散和外溢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 有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余泳泽、武鹏提出“技术势能”假说, 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对东道国技术进步的潜在推动能力, 同时受到内外资企业间技术差距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入程度的影响。外资企业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对内资企业产生了积极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白俊红、吕晓红认为, FDI质量对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分地区的层面来看, 沿海和内陆两个地区的FDI质量提升均有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并且沿海地区 FDI质量的作用强度显著大于内陆地区。[43] 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开放经济并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反而有负面的作用。路风、余永定认为, 我国保持多年高速增长的成就是以出口导向和外资依赖为鲜明特征, 因此出现近20年同时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繁荣下被掩盖的问题是, 中国的技术和组织能力在总体上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获得足够的成长。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悖论所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能力缺口, 与外资依赖互为因果, 阻碍了产业升级, 使粗放发展方式顽固地延续甚至恶化, 也使中国经济越来越容易受到外部力量的左右。[44]
经济增长方式与人口结构有着密切关联。蔡昉、王美艳从人口角度考察人口结构与增长方式转变之间的关系。由于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 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 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 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 中国处在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最高的时期, 生产性较高的人口结构既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 也创造了形成高储蓄率从而支撑资本积累的条件。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 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 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 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一旦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劳动力成本发生变化, 必然导致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短缺的刘易斯转折点,进而引起工资水平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用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 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迫在眉睫。[45]
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合理性。林毅夫、苏剑认为, 一个经济的目标增长方式是使得该经济的生产成本最小化的增长方式, 这一增长方式是由该经济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应当是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优势的增长方式, 而不是利用不具优势的资本密集增长方式, 也不必然是以自主研发来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增长方式。一个经济的实际经济增长方式取决于企业的行为, 因为经济增长是由企业实现的,而企业是在一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中做决策的, 这个宏观经济环境的最根本特征就是要素价格体系, 因此, 一个经济的实际经济增长方式最终取决于该经济的要素价格体系, 有什么样的要素价格体系, 就有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最近几十年来资本和土地密集型的增长就是我国长期采用低利率、低土地价格、低能源价格、低原材料价格的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 要转换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 首先要改变我国的目标增长方式；其次是进行要素价格体系和其他方面的改革, 使得企业实际支付的要素价格体系符合我国的要素禀赋结构, 从而使企业的最优化尽量接近整个经济的最优化。[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