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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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与政府行为有着密切关联。首先, 中央政府对官员的考核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着“唯GDP”标准, 地方官员在GDP竞争的晋升机制下追求政绩, 盲目投资上项目, 尤其以“园区建设”作为抓手, 投资和开发区建设能在短期内迅速刺激GDP增长, 在微观表现为低端产能过度进入；其次, 地方保护主义盛行,通过扭曲要素市场价格, 如金融支持、低地价甚至零地价, 税收优惠及财政补贴等手段, 造成市场竞争不充分, 落后产能、落后企业淘而不汰。
张卓元提出, 要深化改革,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特别是财税体制改革和价格改革, 使各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 如土地、水、能源、矿产品的价格能更好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 同时推进利率的市场化及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深化改革还包括转变政府职能, 政府从经济活动的主角转为公共服务型政府；改革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深化企业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等。通过深化改革, 用经济杠杆迫使生产企业和消费者节约使用资源,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根本上减少环境污染, 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47]
王国刚认为, 城镇化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从以工业经济为主要推动力转变为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共同推动的过程。通过工业化解决了“吃、穿、用”之后,要有效解决目前严重短缺的“住、行、学”等问题, 加快发展城镇经济。解决“住、行、学”问题, 既是城镇化的主要内容, 也是在温饱型小康基础上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内容, 还是保障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48]
曾铮考察了历史上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改革, 这些改革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实现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经验对我们具有尤为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对这些典型亚洲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验的总结, 他得出以下四条基本启示：一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包含经济与社会自然和谐发展；二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干预相结合；三是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方向；四是自主创新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49]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认为, 经济增长方式与一国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在工业化早期, 都会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粗放型增长期。经济增长方式演变的总体趋势是从劳动、资本投入驱动型到管理、知识创新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型, 即体现为“要素积累—集约管理—知识创新”的动力演化路径, 集约化程度和创新程度越来越高。虽然一个经济体不能跨越自身发展阶段而随意选择某种经济增长方式, 但是可以通过努力（如技术进步、企业家创新、制度完善、政策调控) 缩短从一种较粗放的增长方式向集约型增长方式转型的时间。改变我国经济增长方式, 必须从供给政策和市场化条件改革双向入手。课题组的建议包括：一是加强准入管理, 对通过转嫁企业外部或代际成本进行低成本竞争的公司要加强准入性限制管理, 如环保条件准入管理、劳动保护的准入管理等,从而避免技术演进过程中那种不顾后果的“恶意套利者”的进入和过度竞争。二是逐步校正扭曲的要素和资源价格, 减少微观主体对扭曲价格的套利行为, 使得竞争有一个公平的基础。三是放松管制,向国内资金开放现代服务业部门。四是利用好资本市场进行要素资源的配置。五是在供给政策上通过减税和增加R&D的投入激励中国企业进行技术—产品升级, 积累自主创新能力。[50]
蔡昉等认为, 经济发展阶段变化所引起的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在需要, 以及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引起的对环境质量的更高要求, 是节能减排政策能否实现与地方政府的发展动机及企业行为激励相容,从而真正得以贯彻的关键。他们通过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预测排放水平从提高到下降的转折点, 考察了中国经济内在的节能减排要求。研究结果显示, 对于温室气体的减排来说, 被动等待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 已无法应对日益增加的环境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依靠中央政府的决心、地方政府和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动机,加大激励力度, 以实现可持续经济增长。[51]
如何衡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评价也是研究的重要领域。张友国基于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实证分析了1987年至2007年经济发展方式变化对中国GDP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分析的结果表明, 经济发展方式的变化使中国的GDP碳排放强度下降了66.02%。其中,生产部门能源强度、需求直接能源消费率的持续下降和能源结构的变化分别使碳排放强度下降了90.65%、13.04%和1.16%, 但是需求衡量的分配结构、三次产业结构、三次产业内结构、制造业内结构变化以及进口率和中间投入结构的变化却分别导致碳排放强度上升了4.61%、2.50%、1.02%、3.85%、2.89%和27.63%。[52] 王小鲁等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的转换, 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率（TFP) 呈上升趋势。TFP的来源在发生变化, 外源性效率提高的因素在下降, 技术进步和内源性效率改善的因素在上升。在要素投入方面, 教育带来的人力资本质量提高正在替代劳动力数量简单扩张的作用。世界经济危机正在对中国经济增长造成不良影响, 但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实证分析发现, 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消费率的持续下降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两个内在因素。如果能够克服这些负面影响, 中国经济在2008—2020年仍然可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53]
简要评论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从根本上是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指出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必须依靠科技进步。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 我国的经济增长将越来越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现, 从根本上讲是处理好资源配置问题, 也就是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我国多次提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2015年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党的十九大提出经济增长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 其本质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因此,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研究, 既有巨大的理论意义, 也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政策需求。只有通过体制、结构的改革, 把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起来,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通过市场建立起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来实现结构的优化, 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执笔人：程锦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