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开放发展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四节 开放发展,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导致落后, 这已为世界历史所证明。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 一国要发展壮大, 必须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 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问题不在于一个国家要不要对外开放, 而在于如何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和发展的内外联动性。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也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
江小涓在回顾1978—2008年的对外开放历程后发现, 中国通过对外开放, 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扩大就业和推动增长, 推动改革进程,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84]
裴长洪的文献梳理显示, 从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出现“开放型经济”的提法之后20多年来, 伴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实践的扩大和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提法不仅被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领导人不断重复使用, 而且其内容也不断丰富, 包含了经济体系和体制、开放战略、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以及形成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合作新优势等重大理论命题, 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指导中国对外开放的政治经济学理论。[85] 其中, 党的十八大提出, 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 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党的十九大将对外开放提升至新的高度, 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这表明, 实现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仍需要以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为支撑。
张宇燕指出, 在五大发展理念当中, 开放发展具有明显的系统重要性。作为创新发展基本内容之一的科技创新, 既涉及自主研发,也涉及充分运用人类社会创造的先进科学技术成果和有益管理经验。在一个国家间相互依存度达到史无前例之高度的世界里, 没有与外部世界的良性互动就不可能有内部的协调发展。当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频繁且日益严重地影响人类生存的时候, 绿色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需要世界各国采取共同行动加以应对的议题。发展的终极目标是每一个人的发展, 发展的成果也应当由各国人民一起分享。[86]
需要看到, 在新时代推进开放发展面临新的形势。当前, 全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主宰世界200 余年的传统全球化范式渐趋式微, 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逆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 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正导致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加剧。这首先是因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出人意料地产生了动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发展中主导地位的结果。数百年来, 发达经济体已经习惯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保持巨大落差的优越地位, 它们不能接受广大后发国家“赶上来”的现实；一旦这种状况出现, 它们不由自主地就会发出特权和优越感丧失的哀鸣。
另外, 如蔡昉所分析的那样, 经济全球化并不必然意味着全球性的开放与参与。迄今为止, 我们所观察到的全球化1.0和全球化2.0 主要是殖民主义的历史, 是由单一或少数世界霸权国家主导的全球化；无论是参与其中还是被排斥在外, 也无论是被动进入还是主动参与, 最广大的殖民地国家、半殖民地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中获益。直到全球化3.0 时代, 才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分享红利、世界范围贫困大幅度减少的格局。与此同时, 因没有解决好国内收入分配问题, 许多发达国家的老百姓感觉并未从全球化中获益, 政治家因势利导, 把矛盾引向新兴经济体贸易伙伴, 一些国家领导人甚至充当了反全球化逆流的始作俑者, 在国际政治中做出激进的保护主义行径, 在国内政治中凸显民粹主义色彩。[87]
就在世界为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大量矛盾现象困惑并在行动上逡巡之时, 中国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全球化的认识以及坚决推进全球化的态度。早在2012年, 习近平总书记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就指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6年, 在G20杭州峰会上, 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深化了他一贯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 指出：“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推进各国经济全方位互联互通和良性互动。”2017年1月17日, 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就全球化问题作主旨报告, 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 在开放中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在报告中共出现6次。这些战略思想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构建勾画出新蓝图, 提供了新动力。
裴长洪等比较系统地阐释了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理论价值：一方面, 它顺应了世界经济多极化、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客观历史潮流, 吸收了前人（包括西方学者) 理论中关于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经济治理和调控的合理成分, 成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观点的思想来源；另一方面, 它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不同于“经济人假设”和霸权主义国际公共品供给方式的理论观点, 用创新发展、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等朴素的语言建构了中国语境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价值观和理论基础。[88]
在习近平新时代对外开放思想的指引下, 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也进入了新阶段。盛斌等指出,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政策框架集中体现为实施新一轮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以及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89]
在完善的开放型经济体的基础上, 我们要积极同国际社会磋商、协调, 争取合作共赢。那么, 国际协调该如何运行呢? 李扬指出,关键在于践行“一带一路”倡议, 就是在承认各国利益的基础上,在承认世界多元化的前提下, 寻求最大公约数, 兼顾我国国情和国际标准, 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争取合作共赢。唯有如此, 才能使得我们这个世界, 使得我们这个地球村平稳发展, 造福全人类。[90]
蔡昉的研究显示, 中国向全世界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借用古老的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一历史符号, 旨在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共同体,体现了全球化的本质内涵, 着眼于构造崭新的全球治理框架, 预期可以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引爆点。[91] 林毅夫的分析同样表明, 自贸区政策以及“一带一路”倡议, 都是我国根据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与时俱进提出的新的改革开放战略。这个战略的落实, 能够让中国有一个更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也可以给中国一个更好的对外环境,展现“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的美好愿景。[92]
江小涓等的分析表明, 虽然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 反全球化声音和事件时有发生, 但世界已经高度联通, 全球化趋势不会改变。我国在人口规模、经济体量、互联网技术创新、移动终端普及程度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因此在网络时代的服务全球化发展中, 有显著的规模经济优势, 并将形成较强的全球竞争力。同时, 中国还能以广阔的国内市场吸引全球优质资源前来投资和提供服务, 快速提升我国服务业水平和质量。[93]
201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制度型开放。即要适应新形势、把握新特点, 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内涵之一就是在学习规则和参与规则制定的过程中, 更多地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推进开放。制度型开放有利于中国更好地对标国际规则, 这既是中国进一步以开放促改革的需要, 又是中国越来越深度融入全球化、参与国际竞争的需要。
隆国强提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服务高质量发展。一是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这包括重点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加大中西部地区开放力度以及进一步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的双向开放。二是打造参与全球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如加快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 打造新的国际分工网络；推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开放发展；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 形成经济发展新动能；扩大服务业开放, 增强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三是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如采取“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落实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 打造法治化、市场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四是要培育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主体。高度重视中资跨国公司的培育, 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参与全球竞争的新主体。五是要营造一个互利共赢的国际环境。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 包括WTO改革, 在全球规则制定中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以周边国家为重点,扎实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积极参与区域合作, 加快推进区域贸易安排的谈判, 形成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妥善处理与大国的经贸关系, 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