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共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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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发展理念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其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这反映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 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
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梦想。孔子说：“不患寡而患不均, 不患贫而患不安。”孟子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礼记·礼运》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了“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的状态。可见, 邓小平同志借鉴古人的“小康社会”概念, 以及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逻辑上已经包含了共享发展的要求。
把人民群众视为社会生产、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 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 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使得人民群众不能公平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而这正是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造成的。于是, 社会主义经济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95], 然后通过自由人的联合体将公有财产组织起来进行生产的经济系统。在这样的社会中, 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将被彻底消除, 国家机器将被完全抛弃, 取而代之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政策。于是, 社会共享和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将真正实现。
如果以“发展生产力, 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概念作为理论基石, 那么,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含义就是以发展生产力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市场经济。于是, 共同富裕就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的最根本目标, 共享发展的理念也自然深深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在2015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共享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 共享理念的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
公平正义与自由发展的理想是美好的, 而现实往往与理想有很大偏差。从实现共享发展的角度看, 中国的成就与挑战并存。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 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也要看到, 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内, 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不均等程度均有所提高。
一方面,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所处的特定发展阶段决定的。库兹涅茨对发达经济体的历史数据进行了系统的挖掘和分析, 发现各发达经济体在收入结构上都存在一个以不平等为特征的“倒U形曲线”：在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早期阶段, 不平等程度扩大, 其后一段时间保持稳定, 直至工业化后期, 不平等程度才逐步缩小。[96] 要使我国收入差距扩大这一趋势发生逆转, 根本出路是要继续加快推进工业化, 保持经济快速增长,不断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归根到底就是要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来实现共同富裕。
另一方面, 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态势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政府的越位、错位、缺位也有关系：资源能源价格的扭曲、资源产权的模糊以及行业垄断的存在推动了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 行政权力对微观经济活动的过多干预和对社会资源的垄断导致寻租和腐败现象难以根除, 政府在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投入不足和改革滞后阻碍了机会均等的实现, 诸如此类的各种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收入差距的不均等。
我国经济学界对社会公平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研究。杨春学认为, 公平和平等的逻辑总是无奈地会碰上不公平和不平等的残酷现实。对于任何一种可行的制度来说, 适度的制度不完善是与生俱来的。[97] 因此, 不断推进制度变革, 增强发展的包容性是践行共享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回到中国现实, 朱玲的实证研究表明, 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是本原的、生产性的, 它决定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权力平衡程度以及再分配制度的可持续性。若无初次分配领域的深刻变革, 再分配制度虽然有助于改善低收入和贫困群体的生存状态, 却无助于从根本上增强社会公平和消除社会排斥, 从而扭转贫富差距加大的趋势。[98] 陆铭等以城市规模与包容性就业的关系为例展开了分析。结果表明, 顺应市场规律的城市规模扩张能提高城市居民的就业率, 并且低技能劳动力将从城市扩张中得益更多。若盲目采取限制城市人口规模的制度安排, 特别是针对低技能者的限制, 将会导致效率和公平兼失的局面。[99]
由此看来, 中国在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面临的收入差距扩大问题是在发展和改革的特定阶段出现的, 从根本上说要靠进一步加快发展、推进改革来解决。生产力的发展可以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够保证机会的均等和过程的公平, 并为全体公民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的概括极为精准：落实共享发展理念, 归结起来就是两个层面的事。一是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举全民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不断把“蛋糕”做大。二是把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 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体现, 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
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落实共享发展理念, 是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充分体现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各项决策部署中。始终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 才能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蔡昉、张晓晶认为, 以下四个方面是按照这一方法论落实共享发展理念的重点领域。
第一, 两个翻一番目标与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这就要求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以及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2010年,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为40.9万亿元, 按照不变价计算, 2015年已增长到59.6万亿元。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 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需要达到81.8万亿元。按照目标导向倒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必须达到6.53 %。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条件下,依靠资源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难以保证实现这一增长速度目标,必须挖掘新的增长源泉, 即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实现创新驱动的增长。按照问题导向顺推, 只有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获得新的增长源泉, 创造更多改革红利, 提高潜在增长率, 切实保障“蛋糕”不断做大。
第二, 人人都有更多获得感与收入差距明显缩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 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因而, 仅仅达成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数量目标并不意味着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而必须明显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收入差距, 要求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并提高其均等化水平, 不仅要做大“蛋糕”, 还要分好“蛋糕”。
随着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劳动力市场发育, 我国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缩小收入差距方面的政策努力已经取得明显效果。但是,实现有更多获得感的全面小康目标, 仍需显著加大再分配力度。从那些收入差距较小的发达国家经验看, 再分配政策可以将初次分配的基尼系数进一步降低36.2%。这表明, 在不损害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前提下, 在财政税收、扶贫济困工作和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 仍有发挥政府再分配作用的巨大空间。
第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与农村贫困人口脱贫。如果到2020年我国仍有几千万农村贫困人口没有脱贫, 就不能说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因此,“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明确目标要求：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 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党中央做出了打好脱贫攻坚战, 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决策部署。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强调因人因地施策, 分类扶持贫困家庭, 通过产业扶持、转移就业等措施解决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对完全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 全部纳入低保覆盖范围, 实行社保政策兜底脱贫。这些具有创新性的科学扶贫方略, 充分体现了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战略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方法论。
第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社会政策托底。做好当前经济工作,要从供给侧认识和适应新常态,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概括了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增长速度要从高速转向中高速, 发展方式要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 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这些概括也规定了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指明了达到目标需要在哪些方面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以提高潜在增长率, 进而促进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但是, 涉及调整产业结构、化解过剩产能、处置僵尸企业等方面的改革, 也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部分传统产业和企业职工转岗。因此, 要特别关注那些受结构性改革和产业调整影响的劳动者, 如产能过剩行业的劳动者、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职工和进城农民工,既以社会政策为他们的基本生活托底, 又通过加强培训、职业介绍等公共就业服务, 促进其尽快转岗就业或创业。[100]
（执笔人：张晓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