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为什么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发展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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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综合分析世界经济长周期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其相互作用的基础上, 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 从理论到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晶。[114]
世界科技和产业深刻变革, 供给体系调整加快。国际金融危机以来, 主要发达国家在实施需求管理政策的同时, 高度重视供给体系调整。当前, 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 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广泛渗透, 重大颠覆性创新不时出现, 特别是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催生智能制造、分享经济等各种新科技、新业态不断涌现。为适应技术和产业变革, 发达国家纷纷出台应对举措,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德国工业4.0 战略等应运而生, 新技术革命正在有力推动全球供给体系调整。我们必须把握住这个历史性机遇, 将其转变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否则, 就可能不进则退。
我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供给体系质量亟待提升。我国生产能力大多数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 生产能力中有大量过剩产能；供给结构不适应需求新变化, 有效供给又严重不足。关键核心技术长期受制于人, 一些重要原材料、关键零部件、高端装备、优质农产品依赖进口, 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等领域供给也不能满足居民需要。这些是我国经济面临的最为突出的结构失衡矛盾。解决这样的发展矛盾, 只有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适应新需求变化, 才能在更高水平上实现供求关系新的动态均衡。[115]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 中国经济开始出现明显减速。
关于中国经济减速的最常见解释, 是“需求不足说”。这种观点从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大幅度缩减的需求侧原因（因而也是周期性原因), 解释中国经济减速。很自然, 一旦可以打破需求瓶颈, 如他们所建议的进一步加强投资刺激, 周期就可以过去, 中国经济仍可以回到原有的轨道, 实现诸如8%的较高增长速度。类似主张刺激需求的观点, 在中外经济学家中比较普遍。例如, 林毅夫将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比率作为发展阶段的判断标准, 发现中国目前人均GDP相当于美国的20%, 这个发展阶段相当于日本的1951年、新加坡的1967年、中国台湾地区的1975年和韩国的1977年。数据表明, 这些经济体在到达这一节点之后的20年中, 分别实现了9.2%、8.6%、8.3%和7.6%的经济增长率。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仍有高速增长的潜力。[116]
尽管从需求面开展的分析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 但我们更应注意到,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并不来自短期的宏观经济总需求层面, 而来自由供给侧决定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和经济结构层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 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 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117]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 经济发展面临速度换挡节点, 如同一个人, 10岁至18 岁个子猛长, 18 岁之后长个子的速度就慢下来了。根据这个重要判断,《人民日报》采访权威人士称, 综合判断, 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形, 更不可能是V 形, 而是L 形的走势。
不少学者从供给侧入手, 探究中国经济减速的原因。
袁富华较早提出“结构性减速”。20世纪70年代以来普遍发生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减速, 是工业化向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系统性趋势。当经济结构渐趋成熟, 就业向服务业部门集中, 高就业比重、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第三产业的扩张, 拉低了这些国家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作为长期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减速将影响国民收入增长, 进而给国民福利及投资、消费等带来冲击。发生于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减速”问题, 对于中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长期增长过程的“结构性加速”和“结构性减速”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之所以重要, 原因在于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将面临产业结构向服务化的调整以及人口结构的转型；更为重要的是, 这些变化将在一个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里发生。类似于日本产业结构短期内的迅速变化, 经济增长由“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过渡期间所产生的冲击效应值得关注。与发达国家“结构性减速”本质不同之处在于, 中国的“结构性减速”很可能发生在较低收入水平上, 进而对国民福利提高和经济可持续增长带来巨大影响。因此, 重新审视中国未来产业发展方向, 以及结构调整和优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118]
白重恩、张琼通过实证分析发现, 对于中国经济减速, 与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相比, 那些周期性影响显然居于次要地位。[119]
李扬、张晓晶认为, 导致我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的原因主要有四：要素供给效率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约束增强。以上所列诸端, 可以进一步综合为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双重下降。这一趋势, 自2008年以来变得日益明显。人力资本增长率下降, 归因于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力资本增长的起点随全民普及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而不断上升。全要素生产率下降, 则归因于后发优势不断减弱、创新能力不足、对外依存度大幅下降、政府规模不断扩大和劳动参与率持续降低。[120]
蔡昉强调, 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长期供给侧因素主要有四个：第一, 劳动力持续严重短缺导致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 使单位劳动成本迅速显著上升。第二, 新成长劳动力逐年减少, 导致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改善速度下降。第三, 资本报酬递减规律开始发挥作用, 投资回报率显著下降。第四, 随着资源重新配置空间缩小,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也相应减慢。[121]
在中国经济出现结构性减速的大背景下, 历史上积累的各种风险和问题正在不可避免地水落石出, 这是个必然的过程, 要理性看待。尤其是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 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另一方面要防控好金融风险, 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相对稳定。两者平衡的关键是实施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政策体系。[122]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 是使我国供给能力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和生态环境需要, 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从国际经验看,一个国家发展从根本上要靠供给侧推动。一次次科技和产业革命,带来一次次生产力提升, 创造着难以想象的供给能力。当今时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突出特点, 就是供给侧一旦实现了成功的颠覆性创新, 市场就会以波澜壮阔的交易生成进行回应。[123]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