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章 农村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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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消除贫困、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共同富裕,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 重新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行改革开放, 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入正轨。此后, 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前30年历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 科学分析中国国情, 重新思考和规划我国现代化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即在建党一百周年时,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时,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最重要的关键点和最大的难点,还是如何解决农业、农民、农村的“三农”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农业还是‘四化同步’的短腿, 农村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全面现代化, 也绝不能让农业和农村拖了后腿”。[136] 因此, 中共中央提出农村脱贫攻坚, 实行乡村振兴战略, 正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重大举措。
对此, 我国经济理论界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主要集中在两大主题, 一个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脱贫取得巨大成就的主要因素基础上, 如何以精准扶贫为主要抓手、打好农村脱贫攻坚战；另一个则是如何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内涵, 从深化农村改革等不同方面, 把乡村振兴战略落到实处。现仅就如下几个主要问题对讨论内容综述如下。
第一节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脱贫取得巨大进展的主要因素
40年来, 随着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展开, 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农村脱贫取得了巨大成就,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在40年间摆脱了绝对贫困, 农民的生活有了大幅度改善, 困扰几代农民的温饱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了不起的一件大事。
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提供的数据,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 我国农村还有7.7亿人尚未脱贫, 贫困发生率高达97.5%；到了2017年年底, 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3046万人, 贫困发生率则为3.1%。也就是说, 在这近40年中,农村贫困人口减少了7.4亿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了94%, 这是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
经济学界在讨论中对之所以能在40年中, 我国农村脱贫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的主要原因作了多方面的分析, 概括起来主要是以下六点：
1.在1978年年末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思想路线指引下, 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 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代表的中国亿万农民群众一举打破了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经营的僵化体制的牢笼, 实行了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的以“包产到户”为主要经营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下简称“家庭承包制”)。这是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根本性变革。这种由农民自主创新、自发进行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迅速遍及全国农村, 成为农村经济运行的主体。家庭承包制真正体现了农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主人翁地位, 把直接生产者与农业生产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最佳结合起来,因此, 它既能很好地保证生产者的切身利益, 又能理顺他们同国家、集体及相互之间的经济关系。家庭承包制实行“交足国家的, 留够集体的, 剩下全是自己的”这一直来直去的分配方式, 使农民的生产成果, 扣除交给国家、集体的部分以外, 全部归农民自己, 使农民从发展生产中直接获益, 从而克服了过去“一大二公”下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弊病, 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解决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动力问题。经过实践的检验, 家庭承包制日益发展巩固完善, 其优越性也充分发挥了出来, 农业生产蓬勃发展, 农村的面貌大为改观, 农民收入显著增加, 为摆脱贫困创造了基本条件。
2.20世纪80年代以来, 乡镇企业首先在我国东南沿海各省农村异军突起, 并逐步向中西部地区农村梯级推进。乡镇企业是我国农民继家庭承包制后又一伟大创造, 是我国农民冲破城乡二元壁垒、谋求剩余劳动力出路和农村致富的一大创举。乡镇企业的发展打破了持续几十年的“以粮为纲”的单一失衡的农村产业结构, 打破了城乡传统的产业分工, 开始形成了一、二、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多种经营全面振兴的新的产业结构。尤其是乡镇企业通过“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等方式扶持农业和其他行业, 成为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它打破了持续几十年的农民被捆在土地上仅靠“土里刨食”、从而造成农民长期无法摆脱贫困的单一收入结构, 扩大了农村就业门路和容量, 转移安置了一大批农业的剩余劳动力, 使农民收入分配来源多元化, 农民人均纯收入有了较大增长。一大批乡镇企业发达的农村, 农民已经摆脱绝对贫困, 开始迈向小康之路, 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的差距。
3.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 世代与黄土打交道的中国农民,自发地从农村向大中城市流动, 从落后的内陆地区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流动, 从低收入的农业种植业向高收入的第二、第三产业流动。涓涓劳务输出细流, 汇集发展成为拥有几千万流动大军、震动整个社会的“民工潮”。对于广大农村来说, 这种流动是变剩余劳动力资源优势为商品优势和市场经济优势的好路子, 它不仅创造了农民的就业机会, 缓解了农村中人多地少的矛盾, 而且增加了农民收入, 加快了脱贫致富的步伐, 所谓“出去一个, 脱贫一家”的说法就是据此而来。外出农民将打工收入带回家中, 既增加了农村消费,又可用于发展生产, 推动农村经济建设和文明建设。而且, 外出农民直接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熏陶, 开阔了视野, 学到了本领, 提高了素质, 其中一些人返乡后成为当地发展第二、第三产业的骨干, 不少人成为农民企业家, 成为农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4.国家实行了一系列扶农惠农政策, 包括取消对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 让农产品进入市场, 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 大大缩小了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 使农民增产增收；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农业税, 农民种地再也不用向国家纳税了；对利润较低的粮食生产给予种粮补贴、农机补贴；对退耕还林、还草、还牧, 给予财政补贴；为鼓励农村儿童上学, 对农村适龄儿童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免交学杂费、书本费, 对贫困地区学生还免费提供午餐；对农民看病实行合作医疗、大病统筹, 解决农民看病贵、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等等。这些扶农惠农政策, 对于广大农村脱贫, 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5.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实行东部发达省市对口支援西部边疆省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 以城市支援农村、工业反哺农业, 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同时发动社会单位参与农村扶贫, 为贫困地区农村输送人力、物力、财力、智力, 帮助贫困农村早日实现脱贫。从而形成国家专业扶贫、政府主管部门行业扶贫和社会力量全力支援扶贫的“三位一体”格局：国家专业扶贫主要是安排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由扶贫部门负责组织实施的扶贫项目,诸如整村推进、以工代赈、易地扶贫搬迁等专项扶贫项目。行业扶贫则是政府的农业、水利、交通、住建、教育、卫生等部门,按照其职能分工, 承担相应的扶贫项目, 例如危房改造、农村道路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生态修复工程等。社会扶贫则是动员、倡导和安排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热心人士、海外侨胞等参与支援农村扶贫, 使农村扶贫成为全民的事业。
6.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终极目标的中国共产党, 成为实现农村脱贫的中坚领导力量, 中国大规模农村扶贫的成就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量密切相关。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在中央成立了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 省、市、县、乡、村五级行政体系中的党组织都相应建立了自上而下的扶贫开发组织,由一把手负总责, 层层都签订了扶贫责任书, 形成了从扶贫考核到农村扶贫治理的严密高效体系。中央纪检部门还对全国农村扶贫工作进行巡视, 检查农村扶贫工作是否落实, 有无违纪违法现象。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 将农村扶贫开发纳入国家整体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成为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脱贫取得巨大成就的动力源泉。
讨论中, 各位专家学者认为, 以上六个方面, 既是改革开放40年中国农村脱贫之所以能够有突飞猛进成就的原因, 也是中国农村脱贫事业发展得出的宝贵经验。同时, 40年来中国农村脱贫也为国际反贫困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