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逆全球化的兴起及其理论反思
《新中国经济学研究70年》第二节 逆全球化的兴起及其理论反思,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 经济危机后的逆全球化浪潮
学术界对逆全球化的讨论是随着英国以全民公投方式“脱欧”、特朗普执政开启颠覆美国政治架构进程、欧洲多国右倾势力上升及中东乱局导致难民涌入欧洲等事件出现而出现的。理论界普遍认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全球化的转折。袁志刚指出,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表明, 虽然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以资本逐利为主要动力、以资本的优化配置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的全球化提升了生产能力, 但导致了全球收入分配、产业结构、贸易结构的严重失衡,金融泡沫化严重, 以及全球化持续发展与全球治理结构缺失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185]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国际贸易的规模与增速明显萎缩, 全球贸易平均增长率从1990—2000年的7%下降到2009—2015年的3%。跨国公司经营绩效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仍未恢复到经济危机前的水平, 贸易和投资增速持续低迷, 社会危机持续深化, 经济全球化陷入停顿。2008年后,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 为了实现经济复苏, 一些国家纷纷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中国视为汇率操纵国, 并扬言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关税, 企图挑起贸易战。2018年美国对中国的钢铝等制品增加关税。区域经济一体化一度成为助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经济危机之后, 由于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原因, 既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受到重创。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出了排他性、封闭性、碎片化的发展态势。[186] 2013年1月, 英国首相卡梅伦首次提及“脱欧”公投。2018年7月, 英国发布“脱欧”白皮书。2018年12月, 欧洲法院裁定, 英国可单方面撤销“脱欧”决定。2019年4月, 欧盟各国达成一致, 同意将英国“脱欧”日期延迟至10月31日。这些事件让世界格局即将到来的变化和未来发展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全球化的推动力量是资本的全球化流动和携带资本力量的意识形态。全球化造成的后果是, 资本输出国利益流失, 加剧了其国内精英、权贵集团与社会大众的对立情绪。同时, 后发国家在全球化中累积了重塑国际秩序的经济政治能量, 改变了既定的国际经济秩序, 这是很多国家事先未预料到的。有学者认为, 逆全球化只是全球化过程中偶尔发生的现象。全球化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过程, 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一起构成全球化的全部图景。全球化之所以不是一帆风顺的, 是因为纳入全球化进程的各个国家发展的绝对不均衡是注定的事情, 也是各个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催生的结果。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 必然会让处于全球化获利的国家, 积极赞同并大力推进。反之, 又促进那些全球化获益不足, 甚至丧失利益的国家, 阻止全球化的步伐, 从而催生了全球化的倒退。全球化一经启动就很难逆转。必须建立起全球化国家间的均衡机制, 才有望缓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之间对全球化获利不均的心态不平衡,这就急需国际社会制定一个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各个国家利益均沾的全球化契约。[187]
“逆全球化”在多方面呈现：一是自由贸易理念边缘化, 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级；二是全球经济陷入持续的结构性低迷, 下行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三是部分国家保守化倾向加重, 国家干预和管制极端化；四是主要国家回归国家主义立场, 参与国际发展合作的意愿减退。[188] 吴志成、吴宇指出, 相较之前, 本次“逆全球化”最新特点体现在：主体逐渐从底层民众扩展到国家主流群体和政治精英,主题日益由传统的经济、社会层面转向文化层面, 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紧密结合的色彩较为浓重等。国内贫富分化日益严重、新兴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群体性崛起带给西方大国的沉重压力、难民问题和恐怖主义等是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重要原因, 全球化进程、国际秩序、全球治理、欧洲一体化进程等因此受到严重影响。[189] 有学者认为,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右翼势力上升、美国全球化意愿减退等“逆全球化”问题的出现, 其根源来自“全球化”本身, 即全球化症结在于贫富分化, 全球化失速缘于动力转换, 全球化乱象缘于体制失效, 全球化反复是历史常态。[190]
学界对逆全球化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危害进行了分析。有观点认为, 逆全球化会引发全球经济衰退和金融贸易风险, 影响全球价值资源分配, 激化社会矛盾与政治不稳定, 冲击和割裂国际政治关系,导致经济全球化减速甚至停滞。[191] 同时, 另有学者指出, “逆全球化”浪潮只能严重破坏全球自由贸易与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 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成果, 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192]
二 逆全球化形成原因的分析
全球化具有两面性, 它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科技进步的结果, 也是一个积极效应与消极效应构成的矛盾统一体。因此,全球化不可避免会对现有的社会经济秩序形成负面影响。
一些观点认为, 逆全球化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危机之后, 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乏力, 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问题错综复杂致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逆全球化浪潮兴起。[193]“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部分国家出现治理危机、个别大国霸权任性和责任缺失、国家间发展更不平衡、自由主义国际秩序陷入危机等。[194] 尽管存在失业率降低、经济增长恢复的情况, 但是20世纪70年代延续至今收入不平等的持续扩大, 生存状况迟迟无法改善, 由此引发的不安全感, 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产业外移所引发的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的失业, 加之社会分享机制失效和政治治理能力弱化, 成为今天欧美国家民粹浪潮产生、极右翼坐大并选举上台的根本原因。由此, 也给欧美国家内部和国际格局的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195] 发达国家中低收入阶层支持“逆全球化”的原因是, 在发达国家内部, 不同阶层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获得的利益分配不均衡,社会精英阶层获得更多的收入, 而作为主要价值创造者的中低阶层收入正在逐渐下降。[196] 有学者从全球视角分析逆全球化产生的原因。刘洋、纪玉山认为, 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引发“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 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全球产业分工布局下出现的产业空心化与高失业率问题, 新自由主义政策范式的惯性影响, 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上的战略收缩,是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从而导致逆全球化出现的主要原因。[197]
有学者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分析了逆全球化形成的原因。相较于之前历次技术进步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 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没有引发生产方式深刻而全面的变革, 没有形成持续性推动经济增长的能力, 对全球化进程没有形成有力的支撑。虽然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者和主要的获益者, 但实际上其内部有很高的反全球化呼声。发达国家中获益于全球化的是极少数的私人资本, 私人资本的对外投资不仅导致国内收入差距扩大, 也造成产业的空心化和工人的失业, 从而拉大了收入差距。一些政治势力利用反全球化进行政治投机, 制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此外, 由于发展模式缺乏包容性, 导致世界经济发展失衡。[198] 另有学者指出, 世界范围内的财富更不均衡, 各个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更加悬殊, 以致全球治理遇到制度瓶颈。全球化过程中文化、信息、人员的跨国流动, 给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 民粹主义兴起。[199]
部分学者认为, 美国是世界逆全球化的主要力量。美国企业大规模海外扩张延缓了平均利润率下降, 但同时也加剧了美国的人口悖论、世界市场悖论等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经济悖论。为克服资本扩张悖论, 美国一转全球化推动者的角色, 采取了一系列“逆全球化”的政策, 掀起中美贸易争端, 给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带来严重阻碍。然而, 受制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 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策略无法根本突破资本扩张悖论。[200] 有学者对美国逆全球化的影响持积极态度。该观点认为, 由于美国资本市场的涨落、经济周期的作用以及贸易战对美国经济都会产生不同的负面影响, 美国发起的贸易战难以持久, 逆全球化的力量将会因综合因素的作用慢慢衰减,世界将回到全球化的轨道。从美国这个移民国家的历史文化渊源来看, 它有着扩大对外交往、趋向全球化的基因, 美国从20世纪上半叶成为世界经济和工业强国后长期实行低关税政策, 而低关税对它利大于弊, 因此本次对主要贸易伙伴实行的高关税政策也很难持久,最终还是要回到低关税状态。[201]
一些学者对逆全球化的形成进行了反思。张燕生认为,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没有解决好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个是没有解决好增长的动力问题。近年来, 资本的逐利性导致了实体经济的空心化、科技创新、金融和房地产泡沫化。第二个是目前的国际规则只是解决了效率问题而没有解决公平问题, 当内部和全球贫富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发生国内和国际的冲突和动荡。第三个是目前缺乏国际合作机制解决世界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持续增长的矛盾。[202] 盛玮认为, 逆全球化的启示是, 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将成为西方国家政策的重要选项, 直到国内矛盾充分缓解才可能有所改变。同时,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如果仍然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 任由资本无限膨胀,必然酿成严重的危机。[203]
三 逆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及对策的讨论
2016年11月, 世界经济论坛和全球贸易便利化联盟发布的《2016年全球贸易促进报告》显示, 按市场准入、边境管理、交通与数字化基础设施、运输服务和商业运营环境等指标评估, 在全球136个经济体中, 中国排名第61 位, 高于印度、巴西、俄罗斯。近年来, 受到以贸易保护主义为代表的逆全球化损害最严重的国家中,中国居首。
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 世界经济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凸显。全球经济进入了低速增长、高失业率、对外贸易持续低速的“新常态”过渡时期, 传统开放模式面临瓶颈。施建军等认为, 逆全球化会在生产和贸易、开放型经济、竞争优势、传统经济体制、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对中国形成挑战。（1) 全球价值链规律凸显, 经济活动的国际竞争方式发生变化。中国传统发展模式下的各种政府干预政策,不利于增强企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竞争力。面对新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组织方式, 要求中国企业、产业和政府进一步吸收新变化,才能使我国生产和贸易活动进入价值链高附加端。（2) 贸易保护主义升级, 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中国作为开放型经济体, 经济发展面临较强的外部风险。在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中, 发达国家贸易保护手段更加多元。尤其是美国逐步加大对本国制造业的扶植,加大对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的规模。不仅给当前中国出口依赖大、内需不振的现状带来较大危机, 而且使以组织和法律为基础的WTO多边贸易体制和全球产业分工遭到破坏。（3) 生产要素成本上升,竞争加剧。随着中国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低成本制造的传统优势受到削弱。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逐渐成为新一轮全球产业转移的承载体, 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多的来自新兴经济体的潜在竞争。（4) 结构调整、动能转换加快传统开放经济面临倒逼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 中国传统开放型经济增长“乏力”, 对外贸易增长增速变缓, 未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中国正处在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构建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体制, 以开放促发展, 加快动能转换成为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新的比较优势是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 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唯一出路。（5) 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使中国开放型经济的整体格局受制于“木桶效应”。开放型经济追求的是均衡、全面、因地制宜开放, 如何使中国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中西部地区获得真正的发展并从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中获益, 将直接关系到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和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的解决。[204]
汪和建认为, 国际金融危机宣告了经济全球化主流模式的终结及其转型。国际经济秩序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 集中表现为中国基于全球生产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来自外部市场需求减少和内部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阻碍。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决定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亟须进行某种适应性的转换, 即重建一种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205] 有学者认为,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也正在以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再配置平衡的方式和需求再平衡的方式展开, 不同的经济体正依据其比较优势选择参与全球经济再平衡过程。对于中国而言,应借助现有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和市场规模优势, 强化制造业领域的已有优势和服务业发展的潜在优势, 引导和推动中国对外开放模式的转型, 并由此改善中国外部发展环境, 增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动力。[206]
有学者认为, 面对“逆全球化”, 一是加强逆全球化研究, 理性认识逆全球化；二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加强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三是构建符合时代需求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四是积极参与和主导国家规则的制定, 提高经济全球化运行质量；五是坚定支持经济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理念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六是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 引领全球治理长效机制建设。[207] 也有学者指出, 面对逆经济全球化潮流的冲击, 中国需要加快以经济转型为目标的结构性改革,推进以货物贸易为主的“一次开放”转向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二次开放”, 是我国经济转型与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任务。同时, 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决定着结构性改革的实际进程。[208]
中美贸易战是逆全球化的直接表现之一, 一些学者对中美贸易战的解决进行了论述。李稻葵等认为, 面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巨大挑战, 中国短期内应多管齐下, 务实解决资金外流与汇率贬值问题, 沉着应对局部贸易战可能带来的不利局面。长期内应深化改革,打造富有活力的大国增长模式, 高举多边协议和自由贸易的大旗,以“一带一路”为抓手, 促进形成多元合作的全球化经济新格局。[209]董琴认为, 中美经贸摩擦及特朗普全球“零关税”政策看似冲突,实则是“美国优先”的真正体现, 意在打击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经济及其产业发展, 重新形成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经贸新秩序,是“逆全球化”的新表现, 对国际经贸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长期看, 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是“逆全球化”不断发展下中国的正确选择, 中国需要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整体规划、加强区域合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知识产权制度等方面做出新设计。[210]
逆全球化无疑会对中国对外贸易造成负面影响。李莉文分析了在“逆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企业在美并购面临的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美并购的安全审查日趋严苛, 中国企业在美并购的交易多存在债务驱动、高杠杆等金融风险, 以及在美并购的中国企业存在转型突兀、“水土不服”等隐忧。为了应对中国企业在美并购过程中遇到的新风险, 中国企业不仅要在审查程序上展开有针对性的应对, 更要善于讲好“中国故事”, 积极应对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水土不服”现象。同时, 中国政府应持续加强监管有高杠杆驱动的并购交易。[211]
除了上述讨论外, 2017年第3 期《探索与争鸣》刊载了黄仁伟、张宇燕、杜运泉、沈丁立、黄军甫、赵汀阳、任剑涛等学者关于全球化、逆全球化现象的评论。从参与讨论的情况来看, 大多数观点认为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认为逆全球化是暂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