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以来的“经济奇迹”及其增长源泉：若干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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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后半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异军突起, 引发了广泛的研究兴趣。对于这一增长过程和机制的研究, 国内外一直不断有各种数据、理论和经验文献涌现, 相关的典型事实仍在不断地被归纳之中。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同人从不同视角出发, 得出了差异化理解和竞争性观点。
在20世纪90年代, 林毅夫、蔡昉和李周较早提出了“中国增长奇迹”这一命题。随着时间流逝再来审视中国经济成就, 相当多的国内外学者认同中国“增长奇迹”的提法, 特别是通过国际比较之后, 更能同意这一观点。当然也有不同声音存在。同在1994年,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就提出对“东亚奇迹”的质疑[60], 此后他对“中国奇迹”一直不以为然, 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低基数导致的, 而且中国的经济统计数据大有水分。他同时高调批判中国制造污染、大搞生产补贴和保护主义、实行掠夺性的汇率政策以累积巨额贸易顺差, 甚至在博客及专栏中言辞激烈地称中国为“流氓国家”。另有学者如陈志武认为,只是自我纵向比, 当然容易看到奇迹——事实上中国的增长并无“奇迹”可言, 只是赶上了全球化的好运气。中国经济成就至少包括两个主因：已成熟的工业技术和有利于自由贸易的世界秩序。这种发展条件或机遇来自西方, 而非源自中国。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在150年来全世界的大框架下做横向比较, 就会发现与其说是中国的奇迹, 还不如说是世界带来的奇迹。改革开放的贡献在于让中国加入了起源于中国之外的世界潮流, 让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后发之所以有“优势”也在于这种“便车”已经存在。如果靠模仿也能给中国带来奇迹, 那恰恰说明西方过去500年发展的科学技术和所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重要。[61]而秦晖则在多篇文章中认为, 中国改革的巨大成就, 可以称得上“奇迹”, 但“纵向有进步, 横向有落差”, 中国改革仍然雄关漫道、任重道远。[62]
对于上述观点的争论, 需要基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 从多个角度来寻求答案。
首先, 无论从增长速度、经济规模、增长稳定性的纵向还是横向比较来看, 中国经济增长称为“奇迹”并不过分。改革开放40多年来, 从规模看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从3679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 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我国GDP占世界比重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8%上升到2017年的15.2%, 多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 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货物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增长到超过4万亿美元, 累计使用外商直接投资超过2万亿美元, 对外投资总额达到1.9万亿美元。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 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 服务业比重超过50%, 成为经济增长主导驱动力。外汇储备与进出口贸易均居世界第一, 吸引外资持续位列发展中国家第一。从增长稳定性来看, 物价长期保持基本稳定, 40多年来经济增长率的变异系数不到0.3, 体现了典型的高位平稳增长特征, 在高增长国家中实属罕见。这一系列成就, 确实可称为中国增长奇迹。
其次, 从民生来看, 中国已解决了全球1/5人口的吃穿住行问题,摆脱了“贫困陷阱”, 进入了中等偏上收入发展阶段, 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呈现收敛态势, 经济增长惠及民生。人均GDP由1980年的313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9800美元, 在世界各国中增速居前。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71元增加到2018年的2.8万元, 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40年间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 成为人类反贫困史上的一大奇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 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 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8.5%。居民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8岁提高到2017年的77.0岁。我们按世界银行的人均收入组别数据计算, 1978年改革启动之时, 高收入OECD国家、高收入非OECD国家、中上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分别是中国的37.5倍、20.6倍、7.5倍、2.8倍, 随着中国正在跨越中上收入区间,预计到2020年全面达成小康目标时, 中国与高收入OECD国家的人均收入差距将缩小至3.4倍。可见40年来我国人均收入的赶超效果极其突出, 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日渐缩小。[63] 从这一点来看,“中国奇迹”也应是实至名归。
再次, 从增长性质看, 改革开放40多年间中国仍处于经济赶超的发展阶段, 仍是一种结构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其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1) 要素投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过程,表现出与高投资率（以及高储蓄率) 极大的相关性, 这一点得到了几乎所有研究的支持。1979—2010年年均投资率38.3%（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21世纪头十年, 由于城市化的高速扩张, 投资率和增长速度也上升较快。2003—2010年年平均投资率达到43.7%, 而GDP增长率达到平均10.9%。[64] 直到近年随经济转型, 投资率才出现下降。除了高投资率外, 人口红利带来高储蓄的资本供给和劳动力持续供给也直接提升了经济增长速度。
（2) 结构变革。中国转轨经济的典型特征就是持续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剩余劳动力由农业向工业（工业化)、由农村向城市（城市化)、由国有向非国有（市场化)的持续转移是我国经济能够长期、高速增长的关键。[65]而从封闭经济转向开放经济（国际化),也极大地促进了经济规模扩张、市场拓展、资源优化配置和技术进步。[66] 这一切是与体制改革分不开的。改革解放了生产力, 促进了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 推动了要素的优化配置, 激励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变二元经济结构为现代经济结构的根本动力, 来源于与发展模式相配套的经济体制改革,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经济效率提高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 [67]。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得益于改革开放降低原先高居不下的体制成本, 从而在全球化中发挥出比较优势, 这是中国经验的根本。[68] 不过随着改革因素逐步常规化（如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金融动态调整、加入WTO等), 体制改革的贡献增量正在下降。
（3) 技术进步。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起飞”的动力在于资本积累, 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则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技术进步的源泉又来自人力资本投资和知识创新。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的理论研究亦已证明, 开放条件下的大量技术引进、“干中学”和竞争性低成本模仿—套利机制, 加速了中国的技术进步, 不过其效应会随着一国技术进步水平与国际技术前沿距离拉近而下降。[69] 但实证中却有很大分歧, 如一大批增长核算文献的研究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TFP 增长率并不高且有较大的波动, 在一些年份甚至还出现了持续下降（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直至21世纪后才有所回升, 总体上中国经济主要靠要素累积尤其是高投资推动增长, 低技术进步与高投资、高增长构成了巨大反差。[70]另一些研究或测算发现, 生产率的增长来自体现型技术进步与非体现型技术进步, 中国的技术进步可能更多的是内嵌于设备资本的体现型或物化的技术进步。[71] 另外, 一些研究[72]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平均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大多数发达经济体, 也高于很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这暗示着如果没有较大的效率改进, 高回报现象是不可能持续出现的, 外资也不可能持续涌入中国。
（4) 中国的增长率也受益于无环境约束。从10年样本期的平均情况看：20世纪80年代的碳排放增长增速为4.7%, 1990—1999年为3.4%, 2000—2006年为9.2%。一些估算表明, 改革开放至2018年, 中国潜在经济的增长速度平均为9.5%, 其中大约1.3个百分点是环境的代价；进入21世纪以来, 环境消耗拉动经济增长平均为2个百分点。[73]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增长图景, 分阶段来看可能更清晰[74]：①20世纪80年代是农业大包干、乡镇工业兴起和国有工业“政企分开”[75] 带动下的经济增长。在这十年的前半期, 农村制度创新激励下的农业经济效率一次性提高对增长的作用较明显, 后半期随着全要素生产率（TFP) 下降, 农业剩余资本化配合金融多元化激励下的工业资本积累开始主导经济流程。②20世纪90年代通过价格并轨而基本实现了产品价格的市场化, 大批企业从承包制完成了“减员增效”“转制”“重组”。此时期的产权改革配合“招商引资”与金融分业改革, 使得资本形成更多地表现为实物资产重估推动下的规模扩张逐年升级, 相应地, TFP的作用却逐年减弱。③ 21世纪后, 中国经济增长进入国际化扩张、城市化加速双重主导的发展阶段, 尤其在2005年之后伴随着汇率改革, 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国际资本参与下的实物资产甚至虚拟资产升值推动的急速资本形成, 而经济创新被抑制, 全要素生产率维持在低位增长。[76]
最后, 从经济增长的成本来看,“中国奇迹”所对应的代价无疑是极为高昂的——这也正是一些学者或国际机构认为中国增长无奇迹、唱衰中国的重要原因。比如要素价格及其配置体制扭曲, 资源利用低效与环境污染, 以及高积累、低福利和日益扩大的收入和地区差距等,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特征而难以改变。这些经济扭曲与结构失衡, 就是创造增长奇迹所付出的代价。当然, 这也是很多经济体为实现赶超所付出的代价, 而这样一种忽视成本的赶超型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