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长期增长路径、机制与“结构”：关键问题的理论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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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等新理论范式的引进, 为中国经济赶超模式的动态调整、寻求持续增长之路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和方法。切合中国的增长理论一直在不断的归纳之中, 关键的制度特征及结构转变等问题也越来越被关注。从增长路径看,中国改革开放40 多年的人均GDP产出轨迹符合递增的赶超曲线,增长模式仍未能摆脱传统工业化道路, 并带有极其明显的重商主义特征。林毅夫等归纳为“赶超战略”, 张军的“过度工业化”命题[77], 刘世锦的“低价竞争模式”, 袁志刚等对中国经济的制度、结构和福祉三个角度的考察[78], 中国经济增长与稳定课题组的“S型增长曲线中的指数增长”以及“低价工业化”“高价城市化”[79]的结构转变, 宋铮及其两位欧洲合作者概括的“中国式增长”[80], 贺大兴、姚洋的“中性政府论”[81], 都试图从不同角度揭示中国增长模式的性质与制度条件。
尽管我国政府从1995年起就强调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转向内涵, 并在21世纪之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提出了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增长目标, 并越来越强调节能减排、自主创新、循环经济等一系列具体的要求或约束, 但长期以来只重数量的粗放型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并未有实质改观, 究其原因：（1) 传统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很高, 但转换模式也需要付出代价。[82]（2) 国家管制下的资源定价、行业垄断、财税体制、政府定位和干部政绩考核和提拔任用体制助长了粗放型增长, 制约了转变。[83]（3) 赶超的结构失衡会产生很强的增长和利益分配的路径依赖, 政府干预的激励机制在短期内较难改变, 往往导致干预路径被锁定, 结构和机制调整困难。在存在结构性规模收益递增的条件下, 政府实施的干预资源配置就有了其内在的经济逻辑和动力, 政府干预在一定时期内对经济发展是有效的, 而当规模收益出现递减或难以抵消政府干预的成本时, 转型才成为必须。[84]
一个关键问题是增长型政府的干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 并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安排：（1) 党管人事, 为动员控制全国经济资源并集中使用提供了体制性保障。（2) 激励性和歧视性制度供给。如与出口导向政策相配合的固定汇率政策和结售汇制度, 1994年汇率贬值提高了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优势, 1994年以后中国外贸持续顺差, 外汇积累不断增加；在税收方面, 通过所得税“三减两免”等措施激励外资的流入, 退税激励企业出口, 1997年以后几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直接改善了中国基础设施, 为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实施大规模政府投资和产业振兴计划；在货币创造方面多年持续保持了M2/GDP超过1.6的高比例,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宽松的货币条件, 近年来这一比重甚至达到2.1的全球罕见新高。而户籍管理制度上沿海开放地区的优先发展政策, 国有与非国有政策支持上的差异, 大企业垄断, 资本控制下单向的FDI流入便利化, 贸易管制逐步放松背景下进出口并重但更强调出口便利化, 等等, 都是非平衡赶超背景下歧视性经济管理政策的具体体现。（3) 以数量型手段为主的宏观反周期调控。从改革开放以来, 经历了近十次宏观调控,以数量型手段为主（如银行准备金调整、信贷配给、资本市场额度控制、购房限制、压产能等)、行政手段和价格手段为辅。在市场化初期价格机制不敏感情况下, 这种干预方式往往目标明确, 见效比较快, 但相应问题也不少。
中国增长模式中的上述政府干预特征, 引起了几种对立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好集中力量办大事。如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邓小平谈到中国改革经验时就认为：现存体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 就是干一件事情, 一下决心, 一做出决议, 就立即执行, 不受牵扯”。[85] 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历次宏观调控以及在对抗1997年、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等重大事件中, 中国都表现出极强的政府动员能力和集合力量。这被一些人归纳为体制优势, 近年来甚至上升到“中国模式”, 并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讨论。而贺大兴、姚洋则在其文章中把“中性政府”作为“中国模式”的主要特征之一, 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别国的代议制政府不是代表富人实行“右派”政策, 就是代表穷人搞“民粹主义”,只有中国政府既不是穷人也不是富人的附庸, 所以既不怕得罪穷人,也不怕得罪富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 政府强烈的干预不应视作一种优势[86], 更不能当作“中国模式”的特殊性, 而更可能是一种制度缺陷。而秦晖似乎比较纠结, 并不简单认同上述两种观点。在他看来, 一方面, 中国地方政府竞相入市牟利的所谓“政府公司主义”现象打破了改革前中央统制下的死气沉沉, 确实是中国经济“充满活力”的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 政府利用权力“自由牟利”与民间的经济自由完全是相反的东西。因此中国经济可以崛起, 但中国模式不应流行。[87]
林毅夫教授领衔倡导的“新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88], 以强调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结合而著称。其理论实质和哲学要义,是强调成本比较优势在决定产业结构时的作用和结构升级的循序渐进性质。经济活动是人的活动, 由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不会自动发生, 因此要靠人和社会的有意识的努力去完成。为形成有活力的经济增长, 需要由市场经济来有效配置资源、促使企业自主创新和跟随比较优势, 但也需要政府在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中起到扶持作用, 解决协调性、外部性和支持基础性研究等问题, 所有转型成功的经济体, 无一不是遵循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但这一派理论, 也因为异质性企业禀赋与分散知识的加总问题、比较优势的动态性与政府干预的滞后性矛盾、产业政策的成本弊端和创新不足等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和辩论。
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 为基础, 学界也针对未来增长动力、机制和路径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中等收入陷阱”这一概念源于世界银行对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总结, 并非有特定的学术逻辑, 但却有着“经验”性的启示[89]：（1) 赶超阶段的战略不可持续,“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 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90],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创新、专业化是发展的关键；（2) 政府干预模式必须修正, 要让市场更优化地配置资源, 以降低发展的风险；（3) 随着国际化进程加快, 需要增加管理经验, 避免外部冲击引起的经济衰退；（4) 中等收入阶段也是收入差距容易快速扩大的时期,易引起社会冲突导致停滞。大量论文在国际比较的基础上来探讨这一命题[91], 核心都是探索中国如何顺利进行结构和机制的转变, 避开陷阱, 保持可持续发展。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文章和文件几乎是汗牛充栋, 但转变的效果依然不佳, 体制机制改革仍是关键。
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增长课题组) 从2003年开始, 创新性地提出了长期经济增长的“S型”路径命题, 刻画了中国赶超中的阶段性“规模收益递增”特征, 探索了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引起的动力结构转变、收益特性、政府干预、技术进步等原理。同时探讨了政策激励的成本增加和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中的“干中学”效应递减、低成本要素提供不可持续、从“结构性加速”向“结构性减速”转换的机理与挑战等问题[张平、刘霞辉（2007)；刘霞辉、张平、张晓晶（2008)；张平、刘霞辉、王宏淼（2011)][92]。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 随着全球货币—贸易—投资摩擦加大, 经济增长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不断提升, 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下行压力中, 政府动员资源水平下降, 平抑周期能力下降, 经济波动加剧, 原先赶超中的积极因素开始显现其负向效应, 直接挑战着经济可持续发展。由此增长课题组从工业化“结构性加速”和服务化“结构性减速”视角出发, 对中国结构性减速和效率冲击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讨论, 此时期伴随经济结构服务化而来的三大“不确定”——产业升级不确定、从“干中学”转向“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路径不确定、消费升级不确定性, 带来了经济效率提升不确定, 同时叠加“成本病”问题, 降低了全要素贡献, 就会出现经济结构性减速, 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阶段, 由此提出了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结构变革方向是一个最为重要的研究领域。增长课题组2015年和2016年的论文提出了进一步分析新要素供给对中国突破增长减速的重要影响, 强调在物质资本驱动增长动力减弱的背景下, 以知识部门为代表的新要素供给是实现增长跨越的关键。中国要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就要顺应服务业要素化趋势, 协调工业与服务业发展, 通过制度改革推进以知识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积累为核心的效率模式重塑过程。面对新发展周期, 改变发展型政府目标, 转向“结构均衡增长”, 寻找可持续机制, 有效抵御内外部风险, 应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最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