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面向未来的高质量转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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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70年经济增长两阶段历程, 苏联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经济赶超模式,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的基本依据, 这一模式促进了中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重工业化发展, 增长速度虽不低, 但伴随的是结构失衡、民生凋敝、经济大起大落、社会发展停滞、国际横向差距拉大的一系列恶果。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启动, 全面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赶超增长, 到2012年年均GDP增速9.8%, 2009年起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堪称“中国奇迹”。2012年后经济增长逐步减速至8%以下, 并逐年减速, 2019年预计经济增长6.3%, 预计这一趋势伴随着中国经济逐步成为发达国家而继续, 直到中国高质量转型成功进入新“稳态”, 向发达国家增速上限水平收敛。
改革开放40年, 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引入,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范式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实践和研究的主导, 为中国经济新、旧赶超模式的大转型以及适应从工业化向服务化增长的持续动态调整, 提供了基本的思想和方法, 达成了一些共识, 也存在不少分歧。伴随这一过程的理论与政策探索, 事实上成为“中国奇迹”无形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工业化的,服务化阶段的经济增长理论仍有大量的知识空白点, 特别是互联网知识经济时代更是人类前所未有的, 这使得中国经济增长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在面临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网络化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和干扰时, 就不免存在某种知识不足之感, 但这也增添了思想探索与理论升华的乐趣。
查尔斯·琼斯和保罗·罗默（Jonesand Romer) 提出了“新卡尔多事实”, 探索了新规模递增的要素、创新对增长收敛的影响及人力资本的积极作用, 其本质是寻找规模递增的范围经济,对中国现阶段转型具有重要的理论探索意义。这一事实包括以下六个方面：第一, 市场范围的扩大。全球化和城市化促进了货物、创意（idea)、资金和人员的流动, 进而扩大了所有劳工和消费者的市场范围。第二, 加速增长。几千年来, 人口和人均GDP的增长在加速, 从几乎为零到 20世纪观察到的较快增长。第三, 现代增长速度的差异。人均 GDP 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第四, 较大的收入和全要素生产率（TFP) 差异。生产要素投入的不同只能解释不到一半的人均GDP增长差异中（换句话说, 全要素生产率的解释力可以超过 50 %)。第五, 世界各地的人均人力资本大幅度增加。第六, 相对工资的长期稳定。人力资本相对于非熟练工人而言在不断增加, 但这种量的增加并没有造成其相对价格的不断下降。在上述六个“新事实”中, 全球化和城市化所带来的货物、人员和知识流动, 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范围扩大, 无疑是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赶超增长的巨大源泉。然而, 当前随着中美贸易战的升级,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经济遭遇到了巨大的挑战甚至可能存在逆转的危险, 在技术进步升级路径不确定的条件下, 中国经济要实现后赶超转型显然不得不直面新的重大约束。同时, 后危机时代全球发达经济体陷入了“大萎不靡”甚至“增长停滞”, 在非常规货币的刺激下仍然难有起色, 而资产市场的波动却显著上升。诸如此类的世界经济的新现象以及中国经济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 都需要被持续融入今后的增长理论研究之中。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 中国经济不得不开始直面“高质量转型”问题。伴随GDP减速增长、经济结构服务化、投资回报边际递减、人口红利消失、外需贡献率下降、货币金融扰动增加等挑战,如何平稳实现“高质量转型”成为新时期最重要的任务。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 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 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 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把全要素生产率写入了报告, 提出了效率改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效率改善的紧迫性与日俱增。中国经济增长一直有着持续的效率提升, 从国内拓展到国际, 但近年来随着成本的不断提升, 规模效率—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步出现了规模递减, 而创新效率—高价值捕获能力尚未形成, 这一转型从发达国家的历史看需要15年以上的时间, 核心在于通过消费—服务业提升整体要素质量, 包括人力资本、新生产要素如创意、制度、信息、网络等规模递增性要素的产生传统要素如资本、土地的高效率配置方式改变, 等等, 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 而是从规模性生产体系向高质量服务体系转变, 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完成效率模式的转型。
若干年前, 我们在《增长六十年》一文中写道：“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大国从赶超增长转向均衡发展的前无古人的、至为复杂的经济发展阶段。对中国经济谜题的抽象和破解, 对中国趋势的判断与预测, 成为当代经济学最激动人心的研究主题”, 今天我们依然如此认为。现实挑战仍不少, 中国改革远未到达终点, 对中国经济增长之谜的探索还将继续, 关键的制度特征及结构转变等问题仍将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最为关键的部分。
（执笔人：王宏淼，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