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五章 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历程和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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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形成源于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学习, 其后的发展也与西学的引进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这一历史过程中, 一方面,西方经济学本身在不断地发展和拓展；另一方面, 我们对引进和学习的重点因时代主题的变化而有所不同, 且态度也随之变化。
第一节 晚清民国：西学东进
从鸦片战争至抗日战争, 中华民族屡受列强欺辱。这激发了为强国而求知识于西学的潮流。鸦片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震惊,“中央帝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传统上历来傲视其他国家的精神资本。战败使一部分国人看到英国之强大。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放眼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 洋务派开始“师夷长技”的实践。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就是这种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早引入完整的西方经济学著作的人是1869年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 1827—1916年)。他在同文馆以“富国策”的名义讲授英国学者H.Fawcett（1833—1884年)的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并与汪凤藻合译, 以《富国策》为书名于1880年由上海美华书馆出版。此书成为京师同文馆改为京师大学堂之后的教材。[114] 第二本被译为汉语的经济学著作是英国经济学家W.S.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 英国传教士艾约瑟译, 于1886年由总税务署以《富国养民策》为书名出版。这些译本均采用“西译中述”的方法（即传教士口译, 中国人笔录和润色), 质量不佳。1895年后, 这种译法逐渐消失。
真正具有里程碑式影响的译著是严复（1854—1921年) 所译的亚当·斯密名著《国富论》（原译名为《原富》), 于1901年由南洋公学书院出版。严复所译的西学名著还有《天演论》《法意》《群己权界论》等。严复是引进西学的第一功臣, 被誉为“西学圣人”。在严复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对西学态度的一种根本性转变。此前,国人倡导的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部分社会精英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列强强大的真正奥秘难道仅仅只是“夷之长技”吗?“严复通过比较研究, 认为东西方不同的关键就在于思想文化。因此, 对于文化所包含的全部内容——价值观、制度、风俗、思想, 必须用同一个维度来衡量, 即它是否维护和加强民族国家。凡是阻碍这一目标的传统, 没有什么会是神圣的。”[115]基于这种认识, 严复反对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点,认为“体用者, 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 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 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异也, 如其种人之面目然, 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 西学有西学之体用, 分之则并立, 合之则两亡”[116], 对西学的学习应做到“体用一致”。为什么选译《国富论》? 他认为,“夫计学者, 切而言之,则关于中国之贫富；远而论之, 则系乎黄种之盛衰”[117]。
基于强国而广求知识于世界的认识, 自严复始, 中国学人开始推动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热潮。有学者统计, 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 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论著约40部, 其中2/3为中国学者的介绍性著作, 1/3是译作；译作多译自日文。[118] 即便是国人撰著的介绍性著述, 也多取材于日文文献。例如, 梁启超所著的《生计学说史沿革小史》（1903年) 上至古希腊、古罗马, 下至德国历史学派, 包括重商主义、重农学派、古典经济学说, 是国人所撰写的第一部经济学说史, 但所述的素材基本上取自日文文献。之所以如此, 一是因为甲午战争中败于历来被视为“蕞尔小邦”的日本, 故有一大批仁人志士赴日留学, 想探究日本强大的奥秘。他们回国之后大量介绍日本的学术成果。二是“和制汉字”使国人较容易阅读和理解日文书籍。
总体上说, 这一时期西学的引进质量不高, 国人的著述基本上是拼凑之作, 但是“给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119]。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日文经济学著作的翻译对中国经济学有一种特殊的贡献, 那就是经济学词汇的翻译。翻译的一大难题是专业术语。例如, 对political economy中的economy如何翻译? 严复主张译为“计学”, 梁启超主张译为“生计学”。据考证, 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的“日本名士论经济学”, 也许是最早出现“经济学”一词的汉语文章。[120] 京师大学堂邀请日本学者杉荣三郎编写的《经济学讲义》（1903年商务印书馆发行), 是取名为汉文“经济学”的第一部书籍。此后出现了众多的以“经济”“经济学”命名的译自日文的著作。在这一时期, 直接从日文移植过来的汉语经济学词汇有五十多个, 包括经济学、经济、生产、消费、资本、交易等。[121]
五四运动之后, 随着一批留学欧美学者的加入, 经济学的引进、传播和学习的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仅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经济)》统计,民国期间出版的经济类著作就达16000余种, 比晚清时期有了爆炸式增长。此书目将经济类书分为九大类。其中的“经济总论”类有736种, 涉及西方经济学的书目有701种。其中译著339种, 自著364种。译著中, 译自英国58种、译自美国29种、译自苏俄76种、译自日本80种、译自德国48种、译自法国28种、译自奥地利9 种、译自匈牙利4 种、译自瑞典2 种、其他5种。[122] 在这一过程中, 成立于1923年的“中国经济学社”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以留美学者为主体, 集合政、学、商界上流人士组成的学术团体。这一学社初为清华留美归国的经济学家刘大钧、陈长衡、陈达等12 人创立, 目的是提高经济学的教学质量。1924年马寅初等人加入, 并于1925年通过新的章程, 将学社的宗旨确定为；（1) 提倡经济学精深之研究；（2) 讨论现代经济问题；（3) 编译各种经济书籍；（4) 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在马寅初、刘大钧等人的主持下, 这个学社不断发展和壮大, 大部分知名的经济学家均为其成员, 成为经济学界主流团体, 是“中国传播和研究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中心组织”[123]。它的社刊《经济学季刊》在1930年4月至1937年5月间共出版8卷29册, 是当时公认的经济学界权威刊物。
自然地, 引进和传播西方经济学说者, 还有并非“中国经济学社”成员的学者。在民国时期, 若要论翻译经济学名著最力者, 当推王亚南、郭大力。他们合译或独译的名著有斯密的《国富论》、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等。此外, 读者甚众的有王开元译自德文版的李斯特的《国家经济学》（原文名实为《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以及众多个译本的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 等等。
新中国成立之前, 引介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影响大致可以总结为如下几点。
第一, 经济学家总体上抛弃了“西学为体, 中学为用”的态度,译介西方经济学的宗旨是“输入文化, 拯救衰亡”, 寻求国家富强。
这是始自严复所形成的主流态度。例如, 梁启超在其所著的《生计学说史沿革小史》（1903年)的“发端”中写道,“今日则全世界赴于开明之时也。故凡立国于天地者, 无不以增殖国富为第一要务,而日演无形之竞争以斗于市场, 岂好事哉, 势使然矣”。又言, 西国“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 而生计学理之发明, 亦其最重要之一端也”。
夏炎德表达了当时多数译者的心声：“经济之学以非吾国所固有者, 欲真正输入先进国经济学说, 莫如翻译各家原著, 盖翻译能使读者窥其全貌, 较之杂凑编译为彻底也。”[124] 自然地, 不同的学者会偏爱和倾心于某种西方经济学说,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状态。例如, 马寅初认为, 中国宜采用德奥学者所倡导的“全体主义”, 故颂扬亚当·米勒、李斯特、斯潘等人的思想。唐庆增倾向于英国古典学派, 其倾心于亚当·斯密, 宣扬个人主义和经济自由思想。
第二, 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引进、传播和学习, 中国终于有了“经济学”这样一门正式的学科, 出现了“经济学”学术群体。
在此之前, 中国并无“经济学”。长期的自然经济统治使中国形成的是一套以“地产、地租、赋税”为基础的经济思想范畴, 诸如裕民、富国、均田、薄赋敛、强本抑末、重义轻利、黜奢崇俭、漕运、屯垦等。这类思考只有片断式的经济思想与政策主张, 散见于历代文献的“集部”, 既缺乏体系, 且立场多拘于伦理, 鲜有从经济学理的角度出发来讨论经济问题的, 已经无法适应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经济的分析。[125]
通过西方经济学的引介和学习, 国人开始用现代经济学的语言和思维来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时逢国家内忧外患、动荡不安的混乱局面, 虽然引介的西方经济学著述中有大量的理论内容, 但中国学者更多的精力是借此讨论中国的各种社会经济政策问题, 例如币制、金融、财政、贸易、工业、农业等方面的具体问题, 实属“应用经济学”的范围。[126] 诚如夏炎德所评论的, 当时经济学家的思想不是一种“纯理经济学”的形态, 而是“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革的思想”的形式表现。[127]
各类大学、高级中学、职业学校、商科学校等纷纷讲授经济学课程。其中, 较为流行的教材包括马寅初著的大学教本《经济学概论》、赵兰坪编著的职业学校教科书《经济学》。前者从1938年初版到1948年第9版,后者从1928年到1946年再版15次。[128]
民国时期出现了各种经济学学术团体, 比较著名的有中国经济学社、中国合作学社、中国统计学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新生命派、新思潮派、中国经济派等。相应地, 还出现了大量的经济刊物。[129]
第三, 在译介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 学界出现经济学中国化的诉求, 即把世界学术理论的最新成果应用于中国社会经济现实问题的解决, 理解和消化外来理论, 使之符合中国的需要, 转变为中国文化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进而构成国际学术积累过程的参与者。[130]
这种意识在经济学界早有反映。早在1929年, 李权时在其《经济学原理》中即言,“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仿照洋货, 所以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翻译外国教科书。进一步则为自己监制或编述。再进一步则为自己能够精致以与洋货逐于市场, 或自己能够卓立一家以与世界学术并驾齐驱”。20世纪40年代初, 王亚南先生提出“中国经济学”的命题, 并以此为自己的研究重心之一, 认为这有待经济学界同人的共同努力。[131]
之所以会发出这种声音, 是学者们对当时中国经济学的状态不满。夏炎德的言辞很好地表达了这种不满：“溯经济学之传入中国,于兹已四五十年, 时间不可谓太短, 而检讨过去, 果有博通各国各家思想, 针对中国国情与需要, 而自成一体系之经济学乎? 曰：蔑有也。以视德国, 自英国古典学派思想传入, 不久即反动, 而自本国文化背景中产生历史学派, 建立国民经济学, 且由此而引出保护主义政策建议国家施行。美国少壮经济学者, 留德受历史学派熏陶,卒能在国内发展成一制度学派, 而与古典学派相颉颃, 于经济学上盖已自树自帜。还观吾国经济学界, 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 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臬, 曾不想转而自谋创造。多数学者未尝不知创造之重要, 惜真能致力创造不多, 致力创造而已有圆满收获者, 更未之见。”[132]
第四, 与“西方经济学”同时引介而传入中国的, 还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之前,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被归类为“西学”。如果说引入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说的中国学者想讨论的主要是经济的“术”的问题, 那么, 引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者想讨论的就是“道”的问题, 即根本性社会制度的选择问题。如果说在“中国化”的学理方面有成就的话, 那也主要是集中在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之中。这种讨论必然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相当一部分讨论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和思维方式进行的。其中, 代表性的著作有沈志远的《新经济学大纲》（1934年)、李达的《经济学大纲》（1935年)、王亚南的《中国经济原论》（1946年)、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1949年) 等, 均致力于分析中国社会经济的性质问题。这种讨论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流形态, 且采取的是官僚资本主义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