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之前30年：“西学东进”的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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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 即于1952年按照苏联模式对高校进行院系调整, 经济学教材换成苏联教科书。1952年秋季开始, 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马列主义研究班（历时五年), 包括政治经济学分班, 培养研究生。与此同时, 高教教育部“搭便车”, 把全国高校20多所政治经济学的骨干教师召集到燕京大学, 开办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师资培训班”。给这两个班上课的苏联专家主要有阿尔马卓夫、然明、焦姆斯基、诺罗肖洛夫等。然明和卡拉达耶夫讲授经济学说史课程。然明编写的《经济学史讲义》于1958年出版。之后,翻译了卢森贝的三卷本《政治经济学史》, 分别于1958年、1959年、1960年出版。卢森贝写道：“自从无产阶级和资本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发展到了相当阶段, 而资产阶级已经获得了政权以后, 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便已经敲响。然而, 这当然不是说, 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已经不复存在了, 已经不再在某种意义上继续‘发展’了。庸俗化的和辩护论的方法和形式之交替, 便是它的‘发展’。”[133]
这就是当时对待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态度。所引证的是马克思《资本论》的下述著名论断：“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就是说, 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 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 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 它还能够是科学。……1830年, 最终决定一切的危机发生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和英国夺得了政权。从那时起, 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现在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 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 方便还是不方便, 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 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产生了反应。那些还要求有科学地位、不愿单纯充当统治阶级的诡辩家和献媚者的人, 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于是, 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平淡无味的混合主义产生了。这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破产。”[134]
据此, 学术界把西方经济学分为两个部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 时间以1830年为界。相对而言, 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评论比较客观。这是因为, 第一,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有相对正面的明确评论。因此, 研究者承认它包含着科学的成分。第二,英国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来源之一。因此, 这一时期,翻译、整理和研究有关古典经济学的著述相对较多。但翻译和整理的目的决然不同于民国时期。王亚南先生写于1965年《国富论》“改订译本序言”中说道：“1931年, 我和郭大力同志, 又把它重译成中文出版, 改题为《国富论》, 我们当时重新翻译这部书的动机,主要是鉴于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 在中国已经没有什么资本主义前途可言。我们当时有计划地翻译这部书以及其它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 只是要作为翻译《资本论》的准备, 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准备。我们知道《资本论》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 特别是在批评亚当·斯密、李嘉图等经济学著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亚当·斯密、李嘉图的经济学著作有一些熟悉和认识, 是会大大增进我们对于《资本论》的理解的。事实上, 我们在翻译《资本论》的过程中, 也确实深切感到亚当·斯密、李嘉图著作对我们的帮助。《资本论》翻译出版以后, 对于我们来说, 翻译斯密的《国富论》的历史任务已算完成了。”[135] 可见,王亚南、郭大力的翻译目的不同于严复, 不是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看作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历史经验的经典著作。
至于古典经济学家之后的经济学, 都被视为“庸俗经济学”, 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可以说, 这在当时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学界的基本态度, 中国也不例外。例如,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中国人民大学, 吴大锟、项冲给经济系本科生开设的课程名称是“凯恩斯主义介绍与批判”, 高鸿业给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开设的课程名称是“资产阶级经济学介绍与批判”。[136] 这之后发生的两次有组织的批判事件直接恶化了国人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其中的一个事件是对陈振汉、徐毓楠、罗志如、谷春帆、巫宝三、宁嘉风关于《我们对于当前经济科学工作的一些意见》（简称《意见》)的批判。1956年, 社会主义阵营的政治气候出现了重大变化,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做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贝亚利事件等。毛泽东希望利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的力量, 解决党内的工作作风问题。中共中央1957年4月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5月发出《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此前, 有周恩来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陆定一的《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报告。1957年年初, 为了响应党的号召, 陈振汉邀请其他五位, 讨论和起草了《意见》, 就经济学的现状和发展问题, 主要提出三条意见：（1) 不能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经典的目的在于“懂得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和方法”, 而不是依赖于大量直接引用经典著作的表述来进行论证。（2) 对待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 不能全盘否定, 不能为了批判而批判, 而应当批判地吸收其中有用的东西, 即存在着“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接受问题”。《意见》还特别举例说,“例如凯恩斯的乘数论只是一种数学概念, 是否也可以用来分析我们的投资效果的呢? 又如庸俗经济学中所常用的边际观念, 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是否也有它的用处呢, 特别是像统计学这样一门科学, 对于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资产阶级统计学里面的许多方法概念, 像选样理论、常态曲线、时间系列和相关系数, 等等, 我们感觉可以同样应用来分析我们的社会经济现象,但被一概摒诸统计领域之外, 而我们所学所教的统计成为除了加减乘除与简单平均数之外毫无其他内容, 因之极端枯燥简单和贫乏的东西, 是否是我们过分夸大了有些学问的阶级性甚至对有些东西并不了解也没有接触, 但只要是资产阶级的, 便有草木皆兵之感……而一笔抹煞呢”[137]。（3) 要划清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间的界限问题, 否则,“为了省事, 为了安全, 为了避免修正主义这样可怕的名声, 谁也不愿多惹是非, 这就堵住了经济科学上的任何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助长教条主义的气焰”[138]。
在随即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意见》和其作者受到有组织的严厉批判。《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大公报》等纷纷发表文章, 并把《意见》当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科学纲领的具体化”, 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政治阴谋”, 是“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招魂”, 学术问题转换成政治问题。作为《意见》的组织者和主要起草人, 陈振汉成为批判的焦点人物, 被视为是“章罗联盟在经济学界的反共急先锋”,“资产阶级右派在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139]。
另一个事件是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中国人口年增长率为20‰。马寅初认为, 这次人口普查采取的抽样调查方法低估了实际的人口增长率, 实际的增长率太快了。在1955年7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 他就以题为《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书面发言形式提交浙江小组讨论。在这次讨论中, 就有人认为, 马寅初的观点是以马尔萨斯的思想为基础的。在1957年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 马寅初就人口控制问题再次进行发言, 并以《新人口论》为题, 以人大代表书面发言的形式发表于1957年7月5日《人民日报》。他认为, 人口增殖过快与加速资金积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原材料供给、提高人民生活、科学技术进步等之间都存在矛盾和问题。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限制人口的数量增长, 把人口数量的增长与人口质量的问题结合起来考虑。对于如何控制人口增长, 他提出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宣传, 破除“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等封建思想；二是修改婚姻法, 鼓励晚婚；三是普遍宣传人工避孕, 反对人工流产, 以免残害生命。他在文中郑重申明“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
但是, 这种申明并没有使马寅初避免在之后发生的批判中被批为“新马尔萨斯主义”。《新人口论》于1958年年初在北大校园的大字报中遭到点名批判, 接着《光明日报》《新建设》等报刊陆续发表文章批判之。他随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两篇长文为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第二次批判始于1959年年底。对此, 他在《新建设》1960年第1期上发表《重申我的请求》,表示接受《光明日报》开辟一个战场的挑战,“我虽年近八十, 明知寡不敌众, 自当单身匹马, 出来应战, 直至战死为止, 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光明日报》随即组织文章进行反击, 马寅初受到更激烈的批判。主要罪名, 一是马尔萨斯人口论彻头彻尾的鼓吹者, 否定人口多是好事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二是篡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理论, 把它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是根本错误的, 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是人口的不断迅速增长, 不存在人口过剩问题；三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缺乏感情, 甚至是仇视劳动人民；四是利用人口问题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20世纪60年代初, 情况曾一度有所变化。1961年, 中宣部和教育部组织编写文科教材, 供大专院校教学之用, 由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具体负责。之所以有此举, 一个重要的背景是, 此前国内大学文科所用的教材几乎都源于苏联, 但此时中苏两国关系破裂, 再使用这些教材似乎是不妥的。所要编写的教材包括“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参与编写的黄范章曾写道, 组织者曾专门指示说,“对西方经济学, 也要了解和借鉴, 为此就着重要求介绍要客观、要系统, 使人们能了解西方经济理论的原貌。为了解除编者的顾虑, 还着重指示：你们编写者负责学术关, 我们组织者负责政治关；介绍是否客观和是否系统, 你们要负责；批判得够不够, 你们不负责, 你们不必多考虑。……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对西方经济学采取全盘批判态度达十年后第一次显得有所松动”[140]。此次编写的西方经济学教材原定为两本：《经济学说史》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经济学说史》由中国人民大学的鲁有章、李宗正主编, 上册于1964年由人民出版社发行。《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由北京大学的罗志如任编写组组长,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巫宝三、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任副组长, 所编写成的《凯恩斯主义》《垄断经济学》《经济计量学》《人民资本主义》四个分册陆续于1962—196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而原计划中的《福利经济学》直到1984年才以《西方福利经济学评述》为书名出版。虽然组织者强调编写者只用“负责学术关”, 不用负责政治责任, 但是,“反右运动”已经给他们留下阴影, 对西方经济学基本上仍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随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证明了他们的智慧。
与这种官方态度的松动相适应,“庸俗经济学家”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也出现了一个小高潮。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有十多种, 包括庞巴维克的《资本与利息》（1959年)和《资本实证论》（1964年)、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961年)、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1963年)、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962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1963年)、凡布伦的《有闲阶级论》（1964年)、《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1963年), 等等。但是, 在所有这些书籍的译者言中, 都强调这些著作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性质。
在这种背景下, 学者们开始艰难的学术转型, 放弃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 因为这是一个政治风险高的领域, 翻译量大幅度萎缩。据统计, 1949—1979年, 翻译并出版的西方经济学论著共计68 部,其中, 译自英美的有52 部。相比之下, 译自苏联的经济学著作达151部, 仅1949—1959年就占136 部[141]。其间,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 西方经济学的译介工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西学东进”之所以陷入这种状态, 究其原因, 第一, 就客观基础上来说, 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运动, 中国建立起来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 基于私有制而展开市场经济分析的西方经济学自然不适用于解释这种体制中的经济活动。因此, 重点引介的经济学著述以苏联的为主。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且影响最大的, 是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二, 在理论上, 我们把公有制和计划经济视同为社会主义, 把私有制和市场经济视同为资本主义, 因此, 在意识形态上, 就必然要把西方经济学视为资本主义的辩护之物而批判之, 能学习的就只剩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且基本上是苏联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三, 就主观方面来说, 就像卢森贝那样, 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视为只是发展和深化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庸俗成分”。这种态度实际上是教条化地理解马克思的论断的结果。如果说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的西方经济学只是前者“庸俗成分”的发展, 那么, 如何看待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市场机制更准确的分析和论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