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改革开放40年：“西天取经”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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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带来的思想解放和随即开启的引入市场机制的改革开放, 经济学界重新开始西方经济学的引介活动。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时, 中国经济学界早已脱离了现代经济学的发展轨道, 但改革的实践急切地需要新的经济学知识的支撑, 拓展改革的视野。于是, 人们把求知的目光指向外部。其中, 一大部分目光指向东欧经济学家。因为这些国家先于我们进行了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央政府组织各个部门对南斯拉夫、匈牙利进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布鲁斯、奥塔·锡克、科尔奈前来讲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一批东欧经济学家的著作。与此同时, 也非常重视“西天取经”。
在20世纪80年代的“西天取经”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三项活动。
第一项是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成立, 成为“中国引进、传播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主阵地和核心平台”[142]。
1979年5月, 陈岱孙、宋则行、张培刚、吴斐丹、朱绍文、李宗正、宋承先、刘涤源、厉以宁、吴易风等17位研究西方经济学说的学者聚于杭州, 联名发起创议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 公推许涤新为名誉会长, 陈岱孙为会长。《创议书》提出,“必须积极开展对外国经济学说的研究, 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 批判一切反动、错误的思潮和理论, 吸取一切可供我们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借鉴、利用的东西”[143]。
当年, 研究学会就组织业内专家学者翻译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以下简述《文选》)。《文选》由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从英文文献中选出外国当代主要学说和流派中具有代表性的著述, 译为中文后, 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套《文选》的第一辑于1979年出版,至1997年, 共出版17辑, 所涉及的范围较广, 既包含西方学者对这些学说和理论的评论, 也包含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学会的成员还积极参与商务印书馆编辑和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工作。此“论丛”于1981年开始, 至2000年, 共出版20辑, 成为经济学说史研究者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
1979年6月, 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决定成立4个调研小组（即经济管理体制组、经济结构组、技术引进和企业现代化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组), 对中国经济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受于光远领导的经济理论和方法论组的委托, 研究会于1979年11月至1981年春在北京大学开设国外经济学讲座, 43位学者共讲了60讲, 主要听众是国家机关中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高等院校类的教师和学生、经济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讲座涉及的面很广, 包括宏观、微观、增长、发展、国际经济学、法经济学等方面的理论, 也包括企业管理、跨国公司、国际分工、经济预测、国民收入核算、统计方法等比较具体的专题, 还包括主要经济学说和流派, 等等。这些讲稿汇编成四册, 以《外国经济学讲座》为书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0—1981年出版, 是第一套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当代经济学的书籍,影响很大。
第二项是商务印书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为旗帜, 开始系统地组织翻译和出版西方经济学名著。1981—1990年, 列入“汉译学术名著”出版的经济学著作有53种。其中, 一部分是原有译本的重译, 一部分是新译的。读者最多的有两种, 即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和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特别是后一种, 仅仅1979—1991年, 就重印10次, 发行量达103900套[144], 成为当时学习西方经济学基本知识的重要工具书。
这一时期, 影响比较大的译著还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经济比较研究丛书”和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丛书”。
第三项是, 高校经济类专业（特别是政治经济学专业) 逐渐开始开设“外国经济思想史”“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西方经济学概论”课程。
当时, 流行较广的教材有鲁有章、李宗正主编的《经济学说史》（1979年), 胡代光和厉以宁编的《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1982年),厉以宁、秦宛顺编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概论》（1983年), 梁小民编著的《西方经济学导论》（1984年)。
特别地, 1987年, 当时的国家教委在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和国内一些教授的建议下, 决定把“西方经济学”列为财经类专业的13门核心课程之一, 并于1989年组织国内学者开始编写这些核心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高鸿业和吴易风合著的《现代西方经济学》（1989年) 就是其中之一。
在20世纪80年代, 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态度在实质上仍然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种态度典型地反映在陈岱孙1983年所发表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和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一文之中。他认为, 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这种经济制度决然不同于中国的经济制度, 因此, 我们对这种经济学的体系和基本内容应持批判态度；但是, 它的某些内容,例如企业组织理论、市场机制分析、定量方法等, 具有借鉴价值。[145]考虑到当时的时代背景, 这种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当时,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处于摸索的初期阶段, 虽然人们基本上认同以“发展商品经济”的名义引入市场机制, 但是, 经济体制以计划为主还是以市场为主, 仍然存在争论。在实践中, 计划体制仍然处于主导地位, 虽然受到市场因素的不断冲击而显得越来越难以维系。1992年, 中央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和初见成效, 西方经济学的引入逐渐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 翻译出版、介绍和研究西方经济学书籍、文章无以计数,且类型繁多。
其中, 影响比较大的译丛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当代经济学译库”和“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经济科学译库”和“当代世界学术名著·经济学系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原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精品自选集”, 经济科学出版社的“新制度经济学名著丛书”和“经济学方法论译丛”,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西方现代思想丛书”,华夏出版社的“现代西方思想文库”,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的“新世纪高校经济学教材译丛”, 等等。此外, 还有大量并没有以“丛书”“译库”的名义出版的各类书籍。
可以说, 只要西方出版界出现反响比较大的书籍, 立即就会有汉译本问世, 并配之以媒体相应的介绍。一个典型的案例是, 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的资本论》一出版即成西方的畅销书, 中信出版社立即组织翻译出版中文版, 且配之以《〈21世纪资本论〉 导读本》, 在中国学界和媒体掀起一股讨论的热潮。更为典型的案例是：每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名单一经公布, 国内学界和媒体就会出现一个介绍获得者的理论贡献和影响的小高潮[146]；出版界也会立即组织人手来翻译获得者的主要著述。
第二, 在教学的课程设置中, 逐渐地很少使用“西方经济学”的名称, 代之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称呼, 且按照初级、中级和高级的不同程度来设置课程。相应地, 在教材的使用上,也从自编教材转向直接使用从英美国家翻译过来的教材, 甚至是直接使用英文版的教材, 自编教材几乎绝迹。
较为流行的汉译版教材包括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的《经济学》,曼昆的《宏观经济学》, 斯蒂格里茨的《经济学》, 平狄克和鲁宾费尔德的《微观经济学》, 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茨的《宏观经济学》, 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安德鲁·马斯—科莱尔、马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的《微观经济学》, 保罗·罗曼的《高级宏观经济学》, 等等。
最早直接使用英文原版教材的, 也许是“福特班”。1984年,国家教委同美国经济教育与研究委员会合作成立了中美经济学教育委员会。作为这种合作的一个项目就是, 从高校研究生中选出一批学生, 集中学习；教学完全按照美国大学的模式进行, 旨在培养一批能在中国高校开设西方经济学课程的青年教师队伍。委员会委托中国人民大学（1985—1996年)和复旦大学（1988—1993年) 具体承办, 受福特基金会的资助, 故称为“福特班”。“福特班”直接使用英文版的研究教材, 由欧美教授授课。中美经济学教育委员会为这两个教学点提供的经济学教材书、工具书和参考书达8000 多种。[147] 此后,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等机构也使用英文教材。进入21世纪以来, 使用英文教材的学校不断增多。
第三, 在科研中, 直接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概念和思维方式来讨论中国现实经济问题成为一种主流。
其中, 最突出的是分析工具的运用。改革开放之初, 中国经济学人以阐释经典和政策为主, 且基本上以定性的分析和表述, 最多加上一些统计数据和分析。据调查分析, 1984—2007年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论文中, 以计量经济分析为主要工具的论文所占的比重, 1984年为0, 1992年为5%, 1998年为11%, 2004年为40%, 2007年为53%；2000年发表于《管理世界》的论文中几乎还没有以计量分析为主的论文, 但是到2009年这类论文的比重占到55%[148]。自然地, 这类论文必然要遵循西方经济学的逻辑, 并大量使用它的语言和术语。因为这类计量模型是以数理经济学为基础建构的, 而有关数理经济学则是对西方经济学原理的论证和表述方式。
只要西方经济学开辟出一种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 我们就可以看到国内学者的跟进研究。例如, 西方学者提出“包容性发展”的概念, 我们就会立即使用这类概念来讨论中国的问题。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证就是行为经济学和试验经济学。[149]
第四, 与上述情形相伴随的是, 对西方经济学, 放弃了原来那种“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的态度, 从承认其存在科学的成分, 逐渐走上了基本肯定的道路, 并常用“现代经济学”来指称“西方经济学”。[150]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作丛书”的“编者献词”（作于1988年) 强调,“西方经济学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 获奖的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学者, 因而在这些著作中必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在阅读时我们应当注意这一点。但是, 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成果之一, 有其不可忽视的精华, 资产阶级学者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有其可取之处。从这种意义上, 只要我们以分析的态度认真阅读这些著作, 必将得到许多有益的收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原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学术精品自选集”的“出版说明”（写于2000年) 则是这样表述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对各国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归纳和总结。作为人类经济思想的精华, 其成果是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从这个意义上讲, 其对中国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 加快经济发展具有无可辩驳的借鉴作用。因此, 我们应注意研究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并在批判吸收的基础上创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这也是我们出版本丛书的初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中的“经济学系列”策划人语（写于2002年)表述的是更为肯定的态度：“走进经济学的神殿, 人们不禁生出高山仰止的感慨。……这些著作在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更多是传承的作用。它们是20世纪经济学的集大成者, 也是21世纪经济学的开路先锋。这些著作的作者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不仅是当代最优秀的经济学家, 而且是最好的导师。他们善于传授知识, 善于开拓新的前沿, 更善于指引遥远的旷野中的方向。”
与上述四大趋势相对应, 西方经济学引入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经济学知识结构和思考问题的方式。现在, 国人在思考中国经济问题时的术语主要来源于西方经济学。这不仅体现在学术讨论、媒体发表的文章之中, 也体现在政府政策的表述和解释之中。
这种运用和影响有一个发展过程。例如, 这种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比较突出地反映在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工具讨论中国产权制度改革和体制转轨问题。之后, 随着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更多地借助于西方经济学的宏观政策理论来讨论中国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三驾马车”的比喻及其相关部分的理论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来自西方经济学。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不断完善, 运用于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西方经济学成分不断增加, 范围也不断拓展。从实践的角度来看, 这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
西方经济学确实提供了如何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逻辑上比较一致的基本思路, 诸如明晰的产权结构、激励相容的制度设计、有序的自由竞争、价格的市场化、企业有效的内部治理、政府恰当的职能、稳健的货币、可持续的债务等。这类思想确实对国人思考和讨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应完全归于这种影响。因为, 中国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从计划体制走向市场体制。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西学的上述思想提供的是一种参照系的作用。即便是正确的经济学原理, 也不可能直接转化成为具体的政策建议。这种转化不能只进行理论推导,必须充分考虑到与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关的许多因素, 识别和判断复杂的约束条件。中国改革远比西方经济学标准理论所阐述的复杂得多, 走出的是一条明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标准政策方案（例如所谓“华盛顿共识”)的道路。中国的成功当然是市场化改革的成果, 但这不能成为“华盛顿共识”政策方案正确性的证明。更确切地说,中国的改革是基于国情而对上述思想的灵活应用, 结果产生的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的具体制度安排, 被称为“中国道路”。
“中国道路”是一个远比西方经济学讨论的主题复杂得多的宏大问题。西方经济学无法解释“中国模式”及其创造的“经济奇迹”,是必然的。从更根本上说,“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指导思想的结果, 因为这些制度安排必须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中国改革的实践证明, 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必须与具体的国情和本土的知识有效结合起来, 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发展政策。在这种意义上, 即便是西方经济学中可以为我所用的部分,也存在着本土化的问题。在这方面, 中国学者和改革者自然有自己的独特贡献。
在西方经济学的引介和学习过程中, 一直存在着警告的声音。这种声音重申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 即既有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的内容, 也包含着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 因此, 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 批判性地借鉴其中的合理部分, 并把这种态度贯穿于研究和教学之中。这在流行很广的高鸿业主编的《西方经济学》中获得具有代表性的说明。在此书第十三章“西方经济学与中国”中, 编者认为, 西方经济学在整体内涵上维护的是资本主义制度, 宣扬的是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 对此, 我们要进行否定；它“对西方市场经济运行的经验总结和总结的方法有许多内涵是值得而必须加以借鉴的”, 但是,“决不能生搬硬套, 必须注意到国情的差别”[151]。据调查, 有些高校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课时比例已经从20世纪90年代的1∶1变成目前的1∶4。另外, 西方经济学课程从西方经济学原理一门课“膨胀”为西方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高级微观经济学、高级宏观经济学、经济学流派等多门主课；且在课堂上“述而不评”。针对这类现象,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于2007年召开西方经济学教学专题研讨会, 并把讨论中形成的意见总结为《关于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意见的报告》, 报送教育部经济学教育委员会, 就教育方针、教师队伍建设、教材和教学内容、课程设置等方面, 提出改进的建议。[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