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进一步的两点初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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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实践的证明当然包括中国改革的成就。谁的理论给出的这种证明? 我猜想, 至少包括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方法, 虽然这种理论证明是不完善的, 还存在着明显可以大量讨论的余地。即使是强调西方经济学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中国学者, 也承认它包含着“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方法”的科学部分。
这就引出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如何识别和分离西学中“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和方法”与它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意识形态? 二是如何“本土化”?
一 西学的意识形态问题
这是长期游荡在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个重大问题。作为解答这一问题的一个基础, 我们必须弄清楚它的意识形态究竟在何处。我认为, 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至少表现在两个层面上。
首先, 它表现为信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
这是它最根本的意识形态, 也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态度。在西方经济学家看来, 所谓“资本主义”就是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制度。如果说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偏见是为资本主义辩护,那么, 这种意识形态主要存在于它对私有制进行的辩护之中。那就是认为, 只有私有制, 才可能做到产权界定清晰, 从而实现激励相容的制度安排。与之密切相连的另一个意识形态因素是, 不承认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存在剥削现象, 从而为资本的行为辩护。就此而论, 意识形态较明显地潜伏于微观经济学的暗在前提和产权经济学领域, 而在宏观经济学中似乎不存在这类因素。
其次, 在上述根本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 西方经济学还有各类次级的意识形态, 潜伏在经济学家的“愿景”之中,表现在他们的政策主张之中。
这个层次的意识形态主要集中体现在一般经济学理论的运用过程之中。经济学家建构的模型本身就决定着所要选取的事实, 并对选取的事实进行简化。其中的限制性假定强调某些特定的事实特征。利用这些假设, 经济学家就可以像他认为“好”的那样去讨论问题。意识形态使西方经济学家拥有自己的某种要阐明、捍卫和批判的主题。不同的经济学家和学派之间的最重要差异就在于“愿景”和与之相匹配的意识形态的不同, 从而决定着经济学家所选择的重点研究课题和特定假设。例如,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基石是一般均衡论。如果说以芝加哥大学为典型代表的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理论基础（自由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那也并非一般均衡模型必然的推论结果, 而是把某些特定的假设施加于这种模型的产物。这些特定的假设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政策无效论”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那就是把一般均衡模型改造为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改造的方法是增添一些特别的假设, 包括理性预期、卢卡斯供给函数等。通过这些特定的假设, 某些市场的不良结果和市场失灵现象, 例如失业、经济泡沫等, 就完全被排除在讨论的视野之外。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则利用一般均衡模型定义出各类“市场失灵”, 从而提出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政策方案, 包括主张宏观需求管理、政府规制、社会福利制度等,明显不同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方案。
为什么从一般均衡模型中会推论出来完全不同的政策处方? 皆因为附加的特定假设不同, 从而引入了不同的意识形态因素；而且,它们引入的特定假设深受不同类型自由主义的影响。也就是说, 经济学家不可能从基本理论中直接推导出政策结论。他们的各类政策建议是通过引入带有倾向性的特定假设而得出的。
因此, 我们在批判西方经济学时, 应当充分认识到, 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二 “本土化”问题
即便是西学中所包含的有关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也存在着一个基于国情的运用和发展问题。这是更艰难更细致的问题, 需要逐一进行认真的努力研究和分析。经济学的最优逻辑只能阐述一般化的原理, 而对它的运用则要面对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约束。
例如, 一般理论表明, 有效的产权制度必须保证现有和潜在的投资者能够充分享有其投资的收效, 且要使生产者的激励与社会的成本收益相匹配。对这种观点, 可以用最优逻辑来给出证明。但是,采取什么样的具体产权制度安排呢? 私有、公有还是共有? 这种选择既涉及历史基础、现实利益格局等复杂的因素, 也涉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中国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经验证明, 这种原理并不直接映射为唯一的一种制度安排。虽然这种改革还存在各种问题,但至少是一种次优选择。
如何把中国的这类改革经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理论总结, 还需中国经济学界的不懈努力。
（执笔人：杨春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