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教材式研究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二节 教材式研究,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一般来说，教材是知识的普及性读物，不是学术论证性质的专著。但是，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进行系统梳理并建构成理论化的体系，是从教材开始的，其中有些教材具有开拓性，起到了类似研究著作的作用。因此，讨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对相关教材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这些教材主要分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的新闻理论教材和直接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教材。
一 新闻理论教材
虽然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自办报纸已经成为中国报业的主流，新闻学科的地位也得到确立，出版了一系列新闻理论教材，但是由于所借鉴的是西方的报学理论，因此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观点而弃用。1952年全国新闻出版业和广播电台完成国有化改造，所有的报刊和电台成为各级党政机关的一部分。去西方化的思想不断加深，新闻教育也进行了改造运动。中国共产党接管燕京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等教育机构（之前在民国年间实行的资产阶级新闻教育），取消原有的旧课程，开设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课。坚持党报新闻学传统，不学英美的资产阶级新闻，转而向“老大哥”苏联学习经验。最初是1951年新闻总署办公厅编的《联共（布）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选译》，随后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了更全面的苏联讲义《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1954年4月）和《苏联共产党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1955年8月）。这些教材贯穿着党性、思想性、战斗性、群众性、真实性这五大原则，认为马克思新闻学由这五个原则和“阶级斗争工具论”这一性质组成，这一观点也成为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宣传“五性一统”的理论来源。1954年在北京大学新闻专业任教的甘惜分，以苏联讲义为模板制订的《新闻工作理论与实践》就受此影响较大。对此，晚年的甘惜分对此有所反思：“我去北大之前，中宣部已经叫人翻译了苏联的《新闻学理论教学大纲》，就讲五大原则，太简单，太教条主义……当时苏联的教材与中国的实践是脱节的，不能够指导实际工作。”[37]这一时期的“五性一统论”不仅助长了新闻界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而且也给后来的新闻教育改革造成了很大的理论障碍。[38]可以说，全面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我国新闻界“政治为体，新闻为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教材方面陷入完全面向政治现实的逻辑。
但是，这种局面随着1956年党中央“双百方针”的提出和新闻业界《人民日报》的改版而出现短暂的变化，新闻学界尝试突破党报理论的某些固有观点和苏联的新闻理论模式。1956年7月至8月，时任复旦大学副教务长、政治理论教学委员会主任兼新闻系主任的王中带领师生赴无锡、南京、青岛、济南等地考察报纸的改革情况。9月，他开始为学生讲授新闻课程，编写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向新闻系教师征求意见。该大纲并没有铅印成书出版，是油印纸张发给学生上课时用，初稿仅1000多字的大小标题，共18章。该《大纲》仅有前三章讲课提纲，这部分内容曾于1957年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公开播出。根据该《大纲》和王中讲课的内容，可以将王中的核心观点概括为报纸的“两重性”、新闻事业是社会产物、办报要根据读者需要等。王中认为“新闻学是由新闻事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必须从社会的普遍联系中，从活生生的社会现实中、从不断变更的群众生活条件中，探索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39]。在当时整体面向政治现实逻辑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中，王中对新闻理论体系的探索虽然不完整，但已经开始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维度去思考新闻的功能，这是一种转向社会现实逻辑的尝试，在当时的政治情境中无异于“离经叛道”。
1957年“反右派”的斗争扩大到新闻界，王中很快受到批判，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教材方面进入了一种沉寂状态。1975年10月，署名为北京市朝阳区工农通讯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七三级工农兵学员联合编写的《新闻理论讲话》，虽然只有112页，却被认为是这一时期唯一一本“新闻理论”著作了。[40]该书共有六讲，“斗争”“批判”思维贯穿始终，对刘少奇提出的“为读者服务”“社会需要”等观点进行批判，将其言论定义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41]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停滞了，新闻已等同于政治，不存在学术意义上的研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先从恢复党报理论开始，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于1982年正式出版《新闻理论基础》，被认为是新中国第一本国人自编并公开出版的新闻理论教材，“对于我国新闻教育界、新闻学术界和新闻实际工作部门具有广泛的影响，在当时全国只有40余万新闻工作者中，他的《新闻理论基础》一书发行超过20万册，不少新闻院校把它选作教材。”[42]相比于苏联的新闻理论教学大纲，《新闻理论基础》从新闻入手探索党报事业的发展特点，上篇讨论新闻和舆论的特征、关系，以及新闻事业的性质和作用，下篇则着重阐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现实生活、群众以及党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三者的关系是新闻事业的根本矛盾，其中提到了党性与人民性的统一、党的政治思想路线等问题。[43]该教材将之前分散的党报观点整合在一个框架之中，澄清了“极左”年代许多混乱的问题，结束了“语录新闻学”时代，建构了党报理论体系模式，成为了“新中国建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的首次系统论述”。[44]同期，还出现了一些内部出版的同类教材。[45]
这些教材仍然从政治单一维度理解新闻和新闻业，将政治宣传等同于新闻报道，斗争哲学贯穿全书。尽管当时国家的工作重心已经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新闻领域的认识仍然滞后于时代的发展。[46]这时期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在教材方面开始向新闻本体回归，而不再完全是政治的一部分，但是依然处于政治现实逻辑的研究中。此时，另外一类试图摆脱阶级斗争思维和多维度思考新闻业的教材开始涌现。1982年北京广播学院康荫内部出版的《新闻概论》中已经引进了“传播”的概念。[47]1983年出版的《简明新闻学》最早建构了“新闻—新闻事业—新闻工作”三板块新闻理论框架[48]。作者张宗厚和陈祖声当时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硕士学位不久，在书中明确提出：“在我们以往的新闻理论中，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性的一面，而对于新闻事业的科学性、社会性和舆论性则注意不够。在那种‘新闻理论’的影响下，许多人以为‘新闻无学’或‘新闻学就是政治学’，从而在实践中产生着有害的影响。”[49]“新闻学是研究新闻现象和新闻活动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新闻活动的历史、现状，新闻现象中的本质联系，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新闻工作的原则和方法的科学。”[50]该书与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戴邦、卢惠民、钱辛波等编写的《新闻学基础知识讲座》[51]一起对后来的新闻理论教材的影响深远，掀起新闻理论教材编著的高潮。[52]从此，我国的新闻理论教材开始从政治现实逻辑转向社会现实逻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原则，结合传播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维度思考新闻与政治、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53]
二 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教材
与新闻理论教材出版的繁荣局面相比，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教材显得“冷清”些，近年多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为题，以童兵和陈力丹的教材为代表，之后多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题。童兵2002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教程》，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新闻论著和新闻思想，介绍了这些新闻经典的写作时代、主要内容及重要观点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54]陈力丹2003年出版的研究生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概论》，对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中不同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的传播思想、新闻思想、宣传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系统阐述他们的思想内容。[55]这两本教材之后不断再版，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教材的范本，对以后同类教材影响较大。[56]
随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概念在新闻学界和业界的普及，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题的教材替代了以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为题的教材。最早系统地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行编著的教材[57]是陈力丹2011年出版的本科生教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该教材以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闻观，以及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产生重大的影响的列宁的新闻观作为前一部分的重点阐述对象，后一部分着重阐述自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新闻观（2015年再版时延伸到习近平的新闻观）。[58]童兵和陈力丹的这些教材注重对原始文献的考证，以史为据，论从史出，既适应了当时全国范围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政治情境，也从新闻学、传播学、历史、法律等多种维度去思考新闻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程》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新闻思想的梳理为主线，与之不同的是，一些教材参照新闻理论的框架来编写。丁柏铨和双传学主编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渊源、发展脉络、主要内容、本质要义及现实意义等进行了具体阐释。[59]中宣部和教育部共同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结合习近平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讲述了新闻工作中的一些基础理论和重大原则问题。[60]这些教材紧密配合当时政治形势，隐含着面向政治现实的逻辑。除了面向高校的教材，当时的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直接面向全国20多万记者组织编写了《新闻记者培训教材2013》，其中专门设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部分[61]，这被认为“对于新闻采编人员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和舆论导向，营造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舆论氛围，是必不可少的指引”[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