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论文式研究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三节 论文式研究,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从发展进程来看，我国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论文式研究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学理化探索、聚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三个阶段。
一 以阶级斗争为主线
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后引起短暂的讨论高潮。有文章提出“新闻工作是最经常的、最有力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63]，“把政治教育放在首要的地位，强调教学与政治斗争结合”[64]，“新闻学是一门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的科学”[65]，“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解释新闻学”[66]。因此，要从毛主席著作中学习办报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新闻队伍，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办好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67]继而，有文章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这一名词，认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不能是、也从来不是从资产阶级新闻学中发展出来的”，“经典作家有关新闻工作的言论指示，是他们在自己从事党报工作或领导报刊工作中，在和资产阶级报刊进行斗争中作出的，因而是理论与实际密切结合的，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无价瑰宝，是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经验的已经理论化的表现。”[68]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概念强调阶级斗争，与今天的内涵是不同的。这一阶段的文章是评述性质的，不能用今天的研究规范来苛求，但是其基本视角是阶级斗争，服务于当时的政治情境，开启了基于政治现实逻辑的论文式研究路径。这些表明立场态度的文章是基于单向度和单维度服务政治情境的逻辑，影响深远，目前很多缺乏严谨学术论证的泛泛而谈式文章仍沿用这种逻辑。
二 学理化探索
即使这样的评述性质文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几乎不见了。真正在学理上进行探索的论文式研究是在改革开放这一新的政治情境中开始的，在1980—1983年期间呈现爆发式出现的局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刊物当时影响全国，比较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成果。1979—1993年，新闻所持续出版的《新闻研究资料》积累了大量有关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研究文章。1984—1988年出版的内刊《新闻法通讯》较为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新闻法治思想。1985—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中国新闻学会联合会持续出版的双月刊《新闻学刊》是当时全国唯一的新闻学期刊，发表了较多涉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历史与现实的研究文章，如童兵的《公开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历史经验》、胡绩伟、黎澜兴（陈力丹笔名）的《评“语录新闻学”》、陈力丹的《列宁论苏维埃报刊的作用》、李小冬（陈力丹笔名）的《工人政党的三种党报体制及其发展》等。[69]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1983年3月主办了“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新闻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100多位，提交论文28篇。会后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论文集》，收录了温济泽的《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及其发展》、戴邦的《马克思新闻思想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张之华的《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报刊阵地的开拓》、徐培汀的《马克思与新闻科学》、陈力丹的《马克思报刊思想的几个重要观点》、余家宏的《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党报思想的发展》等12篇论文。该文集在《出版说明》中指出：“在我国，研究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早就开始，并且已出版了大量专著，但把马克思的新闻思想作为一门科学加以系统地研究，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呼吁全国新闻业界和学界“都来关心这项关系到创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工作”。[70]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80—1982年编辑出版的《新闻学论集》第1—4辑中集中刊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论文。第1辑刊登了余致浚的《论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后报纸的性质和任务》、甘惜分的《什么是新闻——关于新闻的定义》、成美的《坚持无产阶级报纸党性原则的几个问题》、赵永福的《列宁领导〈经济生活报〉的实践给我们的启示》、蓝鸿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编辑部》；[71]第2辑刊登了何梓华的《两种社会制度 两种出版自由》、陈业勋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72]第3辑刊登了陈力丹的《〈前进报〉是怎样前进的——记马克思恩格斯在〈前进报〉的工作》、贾培信的《略论〈火星报〉的分裂》；[73]第4辑刊登了童兵的《“向公众阐明自己的事业”——马克思、恩格斯和〈纽约每日论坛报〉》。[74]
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新闻大学》同时期也发表了不少论文，如《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对待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75]《列宁报刊活动编年》[76]《不拘一格的新闻写作——读马克思、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作品》[77]《马克思主义的记者如何上路——读刘少奇同志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78]《坚持真理，尊重事实——记马克思的新闻工作作风》[79]《试析马克思早期“人民报刊”思想——兼论各个历史时期的人民报刊问题》[80]《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党报思想》[81]《马克思心目中的“党刊”——读新发现的〈马克思一八四七年给费尔特海姆的信〉》[82]《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社会民主党人报〉办报方针的斗争》[83]《马克思论泰晤士报》[84]。
北京广播学院主办的刊物《北京广播学院学报》发表的论文主要有：《精辟阐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文献——重温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85]《谈谈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党性和人民性》[86]《评“阶级斗争工具”说——兼论报纸的根本属性》[87]《马克思和无产阶级报刊的党性》[88]《论人民报刊的本质——学习马克思办报思想体会》[89]。
主要面向新闻工作者发行的刊物《新闻学会通讯》《新闻战线》《新闻记者》等也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探索中，如《新闻学会通讯》曾发表《关于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报刊思想的几个问题》[90]《报刊活动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形成的影响》[91]《马克思论巴黎公社的新闻工作》[92]《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信息传播研究的先驱》[93]等论文。
值得一提的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批新闻学硕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也多集中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领域，主要包括中国人民大学童兵的《试论马克思恩格斯自由报刊思想的发展》、郑保卫的《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新莱茵报〉》、贾培信的《〈火星报〉——党的思想和组织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力丹的《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戴松成的《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报刊思想》、窦其文的《论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许焕隆的《论瞿秋白对党的新闻事业的贡献》、李安达的《论党报的指导作用》；复旦大学秦中河关于列宁新闻思想的研究[94]、陈大维的《试论马克思恩格斯后期的党报思想及其形成》。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一支富有创新力的新生力量，其中陈力丹、童兵、郑保卫等已为我国当下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
这段时期的探索虽然从今天的学术规范来看，还存在一些缺陷，但新闻学界和新闻业界能面对现实问题，并试图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新闻思想和实践，对历史和文献进行考证，努力寻找适合中国新闻业未来发展的道路。这种学理性的探索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开创了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论文研究路径。
三 聚焦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2003年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国记协联合发布在全国新闻战线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的通知后至今，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就聚焦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领域。从数量上来看，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文章可谓空前“繁荣”。但是，这种数量上的“繁荣”让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又可能滑入“教条主义话语”的泥坑，这种“教导主义话语”用一些理论教条反注经典文本，比如预先设定一些“原理板块”（如“认识论”“自然观”“历史观”），然后再摘录这些板块中的一些观点，比如“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然后再据此进行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进而再据此进行当代新闻学体系的新发展。显然，这种教条主义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新要求。[95]
面对这种“鱼龙混杂”的研究环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室2013—2015年编辑出版了三卷本《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史论的研究历程中国学界文选》。该文选梳理和收录了1980—2015年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重要论文，不仅提供了有价值的文献汇编，还起到了“去伪存真”的作用，提醒着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要继续面向社会现实的逻辑，而不能徘徊于面向政治现实的逻辑。
在面向社会现实逻辑的研究中，陈力丹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论文式研究具有示范意义。他在组织编写《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百科全书》的过程中，同时组织和指导了一系列依据一手资料和历史考证的论文，涉及马克思报刊活动及其思想[96]、党报[97]、新闻出版自由[98]、报刊与社会变迁和政治[99]、音乐和宗教传播[100]等方面的深入研究。而在当下热门的关于习近平新闻工作重要论述的研究中，陈力丹依然保持面向社会现实逻辑，遵循科学研究自身的规律，探索新时代的新闻规律，其代表性论文如《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101]《“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脑中”——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渊源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102]。这两篇论文分别被非新闻传播学领域刊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2017年第3期和2018年第7期全文转载，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已经开始双向度的发展，不局限于适应当下的政治情境，也开始对其他学科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