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方新闻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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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新闻学研究经历了由弱渐强，由“外来”到“内生”，由“一边倒”到“博采众长、以我为主”的发展历程。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的新闻学发展，西方新闻理论始终是一种参照，在不断与之对比、对话甚至对抗的过程中，中国新闻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术旨趣。70年来，我们对西方新闻学理论的研究，是一个从“他者”中寻找“自我”，确立中国新闻学研究主体和主题的过程。研究西方新闻学中的概念、范畴、方法，梳理其发展的脉络、体系，对深化中国新闻学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和启示。
第一节 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历程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一种观念或者知识，要在某种社会语境下得以生成、传播和发展，必然有其社会学意义上的原因和背景。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说的，“社会进程对思想‘视野’的本质渗透……历史—社会进程对大多数知识领域来说具有实质的重要性”。[1]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很多事件在发生前、过程中、刚刚结束的时候，我们很难看清其本质。但是时过境迁，随着时间的沉淀，当我们以“语境化—去语境化—再次语境化”的方式回顾理论和理论研究的演化轨迹时，则有可能发现：由于结果已经确定，过程中的各种隐藏条件也充分显露，此时正是讨论与反思的良机。
一 曾经的“一边倒”与对西方新闻学的批判（1949—1976年）
新中国的新闻理论和实践至少要回溯到延安时期，延安整风运动中《解放日报》的改版，毛泽东、刘少奇等关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论述，都标志着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在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办报办刊办台经验随即在全国推广开来。当时的新闻学理论大量借鉴了苏联新闻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党报理论，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新闻理论建构学习的范本。而与之对照的是，从民国时期就在国内传播的西方（主要是欧美和日本）新闻理论，逐渐成为被批判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1949年9月以前全国共印行新闻学专著468种，内容涵盖了新闻学概论、新闻事业、新闻业务、中外新闻史等各个方面，其中不乏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任白涛、黄天鹏等新闻教育名家的力作。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出自“旧新闻教育”的教材，自然被弃之不用。[2]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的“一化三改造”的实现，新闻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随之完成，所有新闻单位均成为国有，所有新闻工作者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指导，全国形成了以党报为中心、“中央媒体—地方媒体—行业媒体”条块分明的新闻传播体系。
外部面临“冷战”和帝国主义的封锁，国内又刚刚从内战硝烟中走出来，这样的环境因素决定了当时的中国只能选择“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战略。西方新闻学作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理论，必然成为批判的“靶子”，甚至成为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不断甄别敌我的标准。在这个阶段，唯一例外的是1956年前后，伴随着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3]，国内的学界业界有过一轮研究借鉴西方新闻理论的浪潮。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有过一系列的教学科研改革。时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提出“报纸商品论”“读者需要论”等观点。在他的主持下，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5期《新闻学译丛》季刊，从最初“介绍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各共产党、工人党的进步报刊为主”，到后来“转而以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新闻业的发展和采访、写作等新闻工作的业务为主”[4]。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中的观点只是沿袭了民国时期的新闻学观点，也是市场环境下商业媒体的基本特征，但这与当时被推到某种极致的“齿轮和螺丝钉”的苏联党报观念难以通约，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也形成龃龉。类似的，1956年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在美国出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就在第一时间翻译出来，供内部批判使用[5]，自1960年起，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了六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6]。
1956年的《人民日报》改版，也研究了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像《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朝日新闻》等。这次改版重点有三：“第一，扩大读者范围，多发新闻，发多方向的新闻……力求适应读者的需要；第二，开展自由讨论，在讨论中，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第三，改进文风，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成理……提倡写短文，造成生动活泼的文风。”改版是对此前一味模仿苏联《真理报》的反拨，虽然提出的“适应读者的需要”与王中的“读者需要论”并不完全一致，但试图以“读者需要”为核心概念使党报既宣传党的政策也体现公众的意志。其实质问题是探讨在和平建设年代党报新的办报模式，试图把党报从原先的宣传本位转向新闻本位。[7]
然而，由于随之而来的整风和“反右”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对西方新闻学理论的研究几乎中断了，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一系列报刊改版夭折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新闻媒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兴无灭资”使得西方新闻学理论化为“空洞的能指”。在对西方新闻业和相关理论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对其批判也显得泛政治化。
二 改革开放与西方新闻理论的“再次东渐”（1977—2008年）
改革开放决定着当代中国命运，也促成中西方文化交流进入新阶段。随着全党的工作重心逐渐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社会秩序逐步恢复正常，西方新闻学理论也和其他国外社会科学理论一样，在国内慢慢复苏。这一阶段的西方新闻学研究，一方面接续了晚清和“五四”以后西方新闻学在华传播的某些话题，另一方面也试图追赶当代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潮流和趋势。[8]在此后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内译介了一大批西方新闻理论的著作，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按照程曼丽的观点，这一阶段对西方新闻学经历了“从全盘否定到部分肯定的转变，从意识形态批判到学术研究的转变，（从而）对社会主义新闻理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逐渐廓清了一些理论问题”。[9]
1982年施拉姆来华访问，是西方新闻学“再次东渐”的标志性事件，施拉姆也从被批判作品的作者，逐渐被接受为“美国传播学开创者之一”。施拉姆当时应邀参加的是全国“电化教育讲习会”，并且访问了广州、上海和北京的大学与科研机构。[10]“电化教育”本身就暗含了将媒介技术化、工具化的倾向，不妨看成是在当时的一种“巧妙处理”，规避了意识形态的顾虑。施拉姆介绍的是美国传播学中行政学派的观点，其背后的理论渊薮是西方自由主义理论，这在当时也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在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理论教研室编辑的《新闻理论简明教程参考资料》中，《报刊的四种理论》中的两章“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和“报刊的社会责任理论”被选入，施拉姆的另外两篇文章《论传播的性质和作用》以及《谈谈大众传播》也被收入。和这几篇排在一起的，是从马恩列斯到毛泽东、刘少奇、陆定一、胡耀邦等的新闻宣传论述，以及晚清和民国的部分重要新闻学文献。由此可见，当时学界对施拉姆及其所代表的美国新闻传播理论的重视程度。
以施拉姆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新闻学，某种程度上与这一阶段国内媒体的市场化、产业化进程互为表里。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新闻单位逐步探索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媒体恢复了商业广告，其后又尝试内部经营承包责任制、开展核心业务之外的有偿服务等。与之呼应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在1982年开展了“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11]。从受众调查到此后对发行量、收视率的统计，既体现了对受众的重视，更是媒体市场化发展的关键一环。1992年之后，传媒产业化进程不断加快，集团化、资本化的趋势逐渐明朗。西方的传媒经济、传媒管理的成果也由此进入了国内研究的视野。同在这一时期，文化研究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结构主义与符号学、欧美社会学理论等，也被运用到新闻传播研究的领域。作为观照新闻学的西方理论资源，它们或采取实证方法，或用诠释与批评的取向，用“文化”“结构”“意义”“社群”等关键词，取代了“政治”“斗争”“宣传”“阶级”等概念，拓宽了国内新闻学研究的话题。
以学术化的方式梳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新闻自由、新闻价值、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伦理、传媒产业和管理等方面的理论，有助于中国新闻业和新闻理论的发展。国内学界充分认识到资本主义创造了人类信息传播的新模式，推动了信息的生产、分发和科学文化的普及，将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带入了信息技术革命。但与此同时，不少研究中也出现了“拾到篮子里都是菜”“生吞活剥西方理论”的情况。
站在今天回望，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对西方新闻学的研究，被置换成了对美国为代表的新闻理论和新闻体制的研究，对美国新闻业的模仿和想象成为主导学界的重要理念。在这一阶段中，虽然看起来是西方新闻学研究在华全面落地，但是“谁来推动落地”“哪些理论更受欢迎”，其中暗含了国内学界的取舍与偏向。以传播政治经济学为例，它作为重要的批判理论，几乎与“主流”的行政学派研究同时进入中国，但却没有引起太大的关注。[12]另一方面，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测量传播效果，用西方新闻理论讨论中国问题，对于中国学界颇为新鲜，客观上也是对长期以来中国新闻体制中“宣传本位”的修正与补充。
三 走向科学理性的西方新闻学研究（2009年以来）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标志着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的全面提升。就在奥运会举办前夕，西方媒体对“奥运圣火境外传递”“西藏骚乱”等事件的歪曲报道，再次充分暴露了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的意识形态根基。[13]在此之前的2005年，《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一书被翻译成中文，该书聚焦于“客观性”这一现代新闻学的核心话题，演绎了西方新闻客观性的历史发展[14]，指出在西方新闻体制内，客观性既是西方新闻机构的一种理念和操作方法，同时也是实施媒介话语霸权的掩护，是对民主的压制。正如赵月枝在评论西方媒体有关“西藏骚乱”的不实报道时所说，“西方媒体的报道是受国家利益、主流意识形态、商业利益以及记者作为中产社会阶层自身的社会利益和文化认同等因素影响的。在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议会政治框架内，客观性是存在的，但超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客观性是没有的”。[15]
与此同时，20世纪90年代高歌猛进的媒体市场化导向使得传媒发展机制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我们长期批判西方“市场与资本对媒体的侵蚀”，这个问题却也在中国逐步出现，到了必须正视和重视的境地。与此相关的是，操刀进行国家传媒改革的机构，在传媒市场化渐行渐远之时，难以再用传统的媒介理论话语和媒介管理体制进行回应，面临着“舆论失守”的危险。此时，吸收西方新闻中更具批判性的理论，以此来检视中国传媒发展的问题，成为学界的不二之选。例如，有研究发现2004年之后近十年的以“净化荧屏”“反三俗”和“反泛娱乐化”为目标的广电总局禁令中，大量禁令的内容雷同但却被反复下发，由此发现“一直暧昧纠缠的是主管部门对媒介市场化和市场化媒体的态度”，进而得出结论“当市场化媒体以‘公共性’和大众化的外衣获得受众的认同之后，媒介市场化和市场化媒体本身成为一种自觉的行动力量，他们与国家规制的关系变得暧昧”[16]。还有论文反思了市场话语对新闻业场域的“殖民”，发现“当代中国的传媒从业者主要转向了市场话语，采纳商业主义作为支配其言说的基本框架。与这一过程相伴随，自上世纪90年代新闻改革的上升阶段曾经涌现的专业主义则悄然离场”。[17]
也正是在2008年，从华尔街爆发了席卷西方的新一轮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不仅宣告了几十年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的破产，也动摇了新自由主义的新闻理论和新闻秩序。面对西方的危机，中国学界对西方新闻理论少了“笃信”与“推崇”，多了祛魅与反思。面对美国“新闻业的危机”，有学者讨论了这场危机究竟是“盈利的危机”“结构的危机”还是“观念的危机”？[18]美国左翼政治传播学者麦克切斯尼1999年撰写的《富媒体 穷民主》一书，在2003年被译介到国内，其中提到要“取消商业媒体的存在，建立对公众负责的非营利性媒体”[19]等内容——在金融危机之前，这些表述看上去有些“天马行空、遥不可及”，但是自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发现美式现代商业传媒的危机已在眼前。
任何一个经济体和社会共同体都需要市场机制，但是当市场本身成为吞噬国家和社会的势力，它就变成了一个异化的力量。长期以来，中国在西方新闻学研究上形成认知惯性——认为国家控制就是“低效与专制”，市场主导就是“高效与民主”——这样简单的、机械的二元对立分析逐渐被打破。中国的媒体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是控制与利用资本，还是被资本控制和利用？市场化的外部性、负面效果如何应对？这些成为学界重点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