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方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与核心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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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来，中国对西方新闻学的研究，其背后是中西有关新闻/传媒与国家社会发展的话语格局之争，带来的是研究范式的转换与丰富。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西方新闻学大多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论的方式展开。改革开放之后的二三十年里，我们采取的态度是“热烈拥抱、努力吸收”。到了最近十年，中国对待西方新闻学的态度显得更加理性、审慎。
一 西方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框架
华人学者李金铨认为，在华人社会的历史情境中，媒介研究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在最宏观看政治经济学；二在中间看媒介社会学，即媒介本身的运作；第三个层次看文本（text），即媒介内容是什么；第四个层次看脉络（Context），即解释社群（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从媒介获得什么意义。[20]类似的，卡斯特也指出，社会是围绕着人类过程而组织起来的，而这些过程则被历史决定的生产、经验与权力关系所构成。[21]我们不妨把关于新闻的生产、经验与权力，看作是西方新闻理论为我们贡献的视角和方法，关于新闻学原理、新闻史、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大多可以纳入到这个框架中。
政治经济学的视角侧重将媒介内容生产的过程与国家政治、经济结构联系起来，分析传媒产品的生产与流通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体系的关系。戈尔丁和默多克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聚焦于公共传播的符号向面和经济向面之间的相互作用。它所显示的是，文化生产的不同的财政方式和组织方式，对公共传播的话语和表征的有效范围以及受众对它们的接近所产生的有迹可循的后果”。[22]
媒介社会学侧重于对传媒内容的制作过程的社会学分析，其研究都是以“个人和组织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解新闻体制及其结构的构成因素，由小至大、以微观构成宏观的分析过程”。[23]它侧重将媒介作为社会组织，“主要试图理解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努力如何受到行业和职业要求的牵制，以及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各种规范和社会关系的制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对新闻产品的意识形态意义的考察”[24]。正如布尔迪厄在分析法国当代社会时指出，“任何权力都发挥符号权力的作用，也就是说，任何权力都试图通过掩藏构成其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来加强意义，并把这些意义强加为合法意义”。[25]
文本、脉络和解释社群的研究，则可以把研究引向个案和迷人的细节上，进而以小见大。简言之，文本是符号的集合、是被固定下来的传播内容，脉络是文本传播的语境，而解释社群则是文本和脉络所依赖的文化及其依附的人群。对文本、脉络和解释社群的研究主要从文化研究和话语研究两个层面展开，文化研究关注文本、意义、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话语研究则摆脱了简单的反映论，认为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
二 西方新闻学研究的核心话题
70年来，我们对西方新闻学研究形成了一些核心话题，本章归纳如下。
（一）对“西方新闻自由、客观性与专业主义”的全面认识
这一组概念是西方新闻理论的核心与基石，其在国内被关注和研究的变化轨迹，本身很值得玩味。20世纪50年代，西方的新闻自由被明晰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相关讨论基本上是揭批其虚伪性。改革开放以来，国内重新援引了从约翰·弥尔顿到托马斯·杰弗逊、青年马克思等关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论述，以此作为新闻业和新闻理论摆脱“极左”路线影响，重新树立新闻业社会公信力的方法。[26]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认识到，新闻自由不是一种“普世价值”，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展开方式，作为一种公民权利，它永远和相关的责任、义务相连。有学者提出，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新闻自由。[27]
新闻自由、客观性与“专业主义”紧密套接，国内学界当初引进“专业主义”概念，是为了凸显新闻工作的独特价值和新闻工作者的能力素养。但根据相关学者的归纳，“新闻专业主义”的含义仍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一些学者强调‘客观性’和‘追求真理’的职业理念，另有学者引入了‘自由度’问题，也有不少学者将‘社会责任’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核心元素。有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一种职业意识形态（occupational ideology），也有学者视新闻专业主义为管理者进行职业控制（occupational control）的话语策略”。[28]因此，对于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我们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辨析和探讨，同时需要警惕对概念剥离历史语境的使用，防止这个产生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概念，被“杀头便冠、削足适履”般地研究。
（二）对“全球新闻体制”的深入辨析
随着对全球（而不是仅对美国）新闻业和新闻体制研究的深入，国内学界意识到，新闻传播领域既有经济属性，又有意识形态属性，不能简单分开。包括新闻业在内的文化系统，不是悬浮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而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一个国家采取何种新闻体制，是由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综合决定的，世界各国并不是非黑即白的“自由的新闻体制”或“不自由的新闻体制”。
从国别来看，随着中外学术交往日益频繁，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将眼光投向欧洲、澳洲和东亚，而不仅仅关注北美的学术资源。2012年《比较媒介体制》[29]一书被译介到国内，该书以政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详细分析了西欧和北美十八个国家的媒介体制。此书给中国学界最大的启示是，即使在所谓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媒介体制也不是铁板一块，而存在地中海地区国家的“极化多元主义模式”、北欧和德国等为代表的“民主法团主义模式”、英美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模式”，我们以往对于“西方”的描述过于笼统，也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报刊的四种理论》应该被体面地安葬了。
从具体的媒介体制和媒介管理看，改革开放之初，在讲求效率的原则下，国内更多关注西方新闻业的技术和管理创新。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国内传媒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暴露出实践的盲目、理论的偏向、竞争的无序等问题之后，西方国家的公共媒介体制才得以被真正地重视，媒体的“公共性”“公共领域”等议题也得以启动。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现象是，国内新闻学界关注的是国内社科界熟知哈耶克的“市场自由主义”理论及其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和直到2008年西方金融危机之后才被关注的波兰尼和他同样于1944年出版的《大转型》。波兰尼批评近代以来西方社会时说：“与经济嵌入到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30]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也曾在一定程度上出现“社会的运作已经服从于市场”，传媒和教育、科学、文化、医疗等领域也应谨防“市场化”泛滥。波兰尼其实是用西方理论话语诠释了我们熟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三）对“新闻生产与技术演进”的充分把握
从新闻生产（媒介内容生产）的切口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理解媒介从业者的工作如何游移于市场、意识形态、职业伦理之间，以及内容生产过程中的技术、社会力量和文化秩序的制约，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对媒介产品的考察。“考察文化符号生产的环境条件和文化符号本身的特征之间的关系……（意在）显示报酬体系、市场结构和筛选机制对于文化创作者的生涯和活动的影响作用”。[31]对新闻生产的研究回应了传媒改革之后中国媒体面临的新局面。
随着盖伊·塔克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马克·费什曼（Mark Fishman）的《制造新闻》、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的《什么在决定新闻》、托德·吉特林（Todd Gitlin）的《新左派运动的媒介镜像》等美国20世纪70—80年代的重要著作被介绍到国内，新闻生产社会学的研究一时兴起。张志安的博士论文《编辑部场域中的新闻生产——〈南方都市报〉个案研究（1995—2005）》、夏倩芳的《“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32]等，详细呈现了新闻机构内部信息流通、资源配置的“关隘重重”，对改革中新闻业出现的问题有较强的解释力。
与新闻生产制度变革对应的是技术变革。报业的激光照排技术、广播电视的卫星传播、高清信号播出、互联网的出现，再到后来的Web1.0和Web2.0，国内学界对新技术的关注程度逐渐做到与世界同步。麦克卢汉、尼葛洛庞帝、凯文·凯利、保罗·莱文森等人的著作也大量被移译过来。面对西方的新媒体技术和理论，中国做了太久的追赶者。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是，当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算法这些同样来自于西方的技术被中国人掌握进而出现反超的时候，我们将给世界贡献什么样的新型新闻产品，也将为世界新闻理论贡献什么样的理论？
（四）对“西方新闻文体和话语方式”的不懈追踪
对新闻文体和采编方式的学习和借鉴，是西方新闻理论研究与新闻实务连接最紧密的部分。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新闻界的倒金字塔结构、新新闻主义、特稿、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非虚构写作等概念先后被引入，国内也产生了现场新闻、短新闻、深度报道、批评报道等新闻文体和文种。上述西方新闻文体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并不完全互斥，它们之间也有传承、否定、发展、迭代的关系，但是在进入中国之后，的确刷新了国内曾经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语录体的新闻文风，也完善了成就报道、典型报道等既有的新闻文体。从这个角度上说，对西方新闻文体的研究和借鉴，以一种“边缘突破”的姿态，促进了国内新闻界的“话语革命”。
新闻文体的研究并不局限在文字和纸媒上，广播电视新闻文体的刷新（如当年央视的《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和新兴媒体上新闻文体的变化，也纳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最新的情况是，有研究关注到基于微信等自媒体的“杂糅式”“非虚构”等新闻文体，它们虽然还有待定型，已经带有明显的中国新媒体表达的特色，不再是亦步亦趋模仿西方的新闻文体了。
关于新闻文体的研究，恰好回扣了李金铨所述的文本、脉络和解释社群的研究层面。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新闻文体的每一次重大演变都是由传播科技发展、用户需求结构调整、文化环境的改变带来的”[33]。因此，文体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举例来说，国内有关工人、农民、农民工、少数民族的报道与以往有何区别，今天的新媒体和传统媒体关于特定社会群体的报道又有哪些差异？这些话题都可以从文体的角度切入，但是其最终指向的已经是整个社会的媒介话语和媒介生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