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三节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新中国70年来西方新闻学研究历经风雨大致分成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前后几个阶段不是割裂和对立的关系，不妨看成是一个“反题—正题—合题”的辩证过程，即从“求异”到“求同”再到“求同存异”的过程。在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新闻实践和新闻学研究的指导地位，打造中国特色新闻学的今天，西方新闻学研究需要增强学术意识，形成学术共同体，对接全球视野与中国经验，防止“学术殖民”，从而确保学术研究的“文化领导权”。

一增强学术意识与打造学术共同体

新闻传播实践和新闻学研究是国家软实力的一部分，研究西方新闻学，其根本目的在于建立我们自己的学术体系和学术立场。王国维曾说过：“异日发明光大我国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固可决也。”[34]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曾经长期流于“业务探讨”的层面，学术性不够强，而西方的新闻学受文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滋养的时间较长。我们研究西方新闻学，能够深入了解西方的学术走向，增进对话和交流，解决中国新闻学面临的一些问题。

在学术研究中，要避免学术的“内卷化”与“路径依赖”。“内卷化”借用的是历史学家杜赞奇的概念，这里指学术研究无法提供新的知识，只能不断重复自己和别人；“路径依赖”借用的是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观点，这里指学术研究的惯性和惰性，缺乏自主意识和创新意识。一些用这些方法生产出来的“学问”，在黑板上、在象牙塔里能够自圆其说、逻辑自洽，可是一旦放到真实世界里面，就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

同时，还需要促进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保证共同体内学人和学术的顺畅沟通。有文章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海外英语文献中的“当代中国传媒改革”，发现根据主要立场可粗略分为“乐观自由派、保守自由派和左派”三个向度，提出要“全面地在中国传媒研究与中国研究之间架桥，促成中国传媒研究领域多元立场的对话”。[35]这也正如李金铨提醒的，我们局促在全球学术市场的边缘，既不愿随着他们的音乐指挥棒翩翩起舞，又渴望跟他们平等对话……只有我们建立高标准的学术社群，拿得出漂亮的东西，人家才不能漠视我们的声音，我们才能在全球化的脉络中找定位。[36]

二拓展全球视野与提供中国经验

中国当代的新闻传播实践既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取向，也不是苏联等原社会主义国家的路径。林春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转型，一方面需要在市场动力机制与个人激励之间取得平衡，另一方面要在社会凝聚力与公平正义之间取得平衡[37]，这也正如林毅夫所提倡的“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观点[38]。洪宇认为，中国媒介行业的文化体系改革需要寻找企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之间的黄金平衡点。[39]上述市场力量与公平正义、个人激励与社会凝聚力、企业发展与公共服务之间的平衡，都不是通过公式计算可以找到的，这必须来自中国的传媒从业者实践以及研究者的跟踪、深描和理论总结。

行文至此可以发现，纯粹研究“西方新闻学”在中国是做不到的，如何把东西方的新闻理论、中国的新闻实践、国家社会的变迁三者相勾连，用中国经验去完善全球新闻理论体系，是中国新闻学研究念兹在兹的课题。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现代化征程中必定要经历“挨打、挨饿、挨骂”三个阶段，正视与阐明历史上的“挨打”与“挨饿”，用理论和事实去回应当下还存在的“挨骂”，这是中国人研究西方新闻学的前置条件。

在西方国家，国家意志已经通过其传媒教育体系、法规体系、媒体的职业规范、新闻机构的运作机制等转化为主流价值观。吕新雨指出，“在中国当前的新闻实践中，对经济建设利国利民的强调，对老百姓生存状态的前所未有的关注，都是价值主体决定价值关系的证明”[40]。我们对西方新闻学的研究，落脚点是以西方话语为工具，提升中国媒体在国内外议题设置和传播的能力，提升中国研究和中国媒体研究的影响力。

三杜绝“学术殖民”与重塑“文化领导权”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研究西方新闻学，要防止出现“学术殖民”的情况，不能让某些在学术和理论上处于相对主导地位的国家和团体，对我们的研究产生支配性的影响。因此，研究西方新闻学，也需要有“四个自信”。

与杜绝“学术殖民”对应的是重塑学术研究的“文化领导权”。借用葛兰西的观点，“文化领导权”是文化能力的斗争，我们不能因为研究西方新闻学，而放弃自己对本国新闻理论和实践的定义权。

中国是全球以社会主义命名同时又实现经济崛起的世界大国，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社会主义经验如何继承和发扬至关重要，今天的中国需要与历史上的“五四时期”“延安时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这一脉络接续解读，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新闻学有助于我们更牢固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新闻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有助于我们更精准地把握东西方传媒的差异。例如，“马克思主义党报理论本身就来源于对资本主义公共领域的抗争过程，是对其公共领域意识形态霸权的批判”[41]；而当前全球新闻界共同关注的“媒体融合”问题，在西方意味着“技术革命、资本聚合、组织重构和规制放松”，而在中国意味着更有效的舆论引导、国家治理的现代化与更优质的公共服务。[42]只有不断深入与洞悉，才能克服“人云亦云”，实现“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统一。

* * *

[1] [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276页。

[2] 黄旦：《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先声”——1956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67—288页。

[4] 黄旦：《走自己的路：新中国新闻教育改革的“先声”——1956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5] 转引自李彬、刘海龙《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

[6] 姜飞：《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

[7] 李良荣：《艰难的转身：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共和国60年新闻媒体》，《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9期。

[8] 例如，20世纪40年代的“老三论”（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和70年代的“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在80年代初被大量引介到国内，其观点和方法一时间对新闻传播学的影响也非常显著。1988年11月出版的《新闻学论集》（总第13辑）名为“系统科学与新闻学专辑”。新闻传播学者对系统科学之于新闻传播研究，起初寄予很高期望。不过，此后多数研究都停留在简单化援引概念的层次上。

[9] 程曼丽：《“外国新闻事业”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年第12期。

[10] 关于施拉姆访华的内容，参见徐耀魁的《施拉姆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影响》和姜飞的《中国传播研究的三次浪潮》，均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4期；另见罗昕《被忽视的登陆点：施拉姆、余也鲁广州讲学35周年的历史考察》，《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12期。

[11] 这项调查被认为“推动了我国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实证研究”。参见陈崇山《中国受众研究之回顾（上）》，《当代传播》2001年第1期。

[12] 例如，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传播政治经济学泰斗达拉斯·斯迈思在访问中国之后，写出了《自行车之后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传播技术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属性的问题。斯迈思将这篇文章给到中国的相关部门之后，并未得到积极的回应。上文参见达拉斯·斯迈思《自行车之后是什么？》，《开放时代》2014年第7期。Translatedfrom Dallas W.Smythe，1994，“After Bicycles，What？”.inT.Gubeck（ed.），Counterclockwise：Perspectiveson Communication，Boulder，CO：Westview Press，p.230.再如，《国际新闻界》1979年第1期，刊载了林珊摘译自赫伯特·席勒的名著《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的文章；1999年第5期的《现代传播》，刊载了郭镇之的文章《新媒介与政治经济学》，这些都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进入中国的一些案例。

[13] 其实，从1989年的北京政治风波之后，西方媒体对华报道、西方新闻学对中国的研究，大多存在“有色眼镜”，中国学界也开始讨论“妖魔化中国”的问题。

[14] 例如，该书指出“只有通过考察19世纪新闻出版广阔的意识形态背景以及商业报纸、激进工人阶级报刊的关系，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当代新闻客观性理念”。参见哈克特、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沈荟、周雨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2页。

[15] 赵月枝：《为什么今天我们对西方新闻客观性失望？》，《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16] 赵瑜：《媒介市场化、市场化媒体与国家规制——从净化荧屏、反三俗和限娱令谈起》，《新闻大学》2015年第1期。

[17] 李艳红、陈鹏：《“商业主义”统合与“专业主义”离场：数字化背景下中国新闻业转型的话语形构及其构成作用》，《国际新闻界》2016年第9期。

[18] 王辰瑶：《反观诸己：美国“新闻业危机”的三种话语》，《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8期。

[19] [美]麦克切斯尼：《富媒体穷民主》，谢岳译，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78页。

[20] 李金铨、黄煜：《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他》，《媒介研究》2004年第3期。

[21] [美]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2] Peter Golding and Graham Murdock，“Culture，Communicationand Political Economy，”In James Curran & Michael Gurevitch，Mass Mediaand Society，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2000，pp.175-200.

[23] 潘忠党：《“补偿网络”：作为传播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国际新闻界》1997年第3期。

[24] 李金铨、黄煜：《中国传媒研究、学术风格及其他》，《媒介研究》2004年第3期。

[25] Bourdieu，P.et al.，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Society and Culture，London：Sage，1990，p.3.

[26] 例如，1985年国内译介的日本学者和田洋一等编著的《新闻学概论》曾在国内有较大影响。书中关于“言论自由”一章中，比较详细地梳理了从弥尔顿到哈贝马斯关于“出版自由”“批评的公共性”等观点。

[27] 展江：《马克思主义新闻自由观再探》，《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28] 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9页。

[29] [美]哈林、[意]曼奇尼：《比较媒介体制》，陈娟、展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0] Polanyi，Karl，1944/2001，The Great Trans formation：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Boston：Beacon Press，p.51.

[31] [美]戴安娜·克兰：《文化社会学——浮现中的理论视野》，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32] 夏倩芳：《“挣工分”的政治：绩效制度下的产品、劳动与新闻人》，《现代传播》2013年第9期。

[33] 罗以澄、王继周：《网络社交媒体的新闻文体“杂糅”现象分析——以〈人民日报·海外版〉微信公众账号“侠客岛”为例》，《现代传播》2016年第2期。

[34] 徐洪兴编：《求善·求美·求真——王国维文选》，远东出版社1997年版，第126页。

[35] 刘兢：《1990年代以来英语文献里的当代中国传媒改革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6期。

[36] 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牛津大学出版社（中国香港）2004年版，第3、18页。

[37] Lin Chun，“The Trans 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alism，”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6，p.223。转引自赵月枝《中国的挑战：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刍议》，《传播与社会学刊》2014年第28期。

[38] 林毅夫：《中国经验：经济发展和转型中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缺一不可》，《行政管理改革》2017年第10期。

[39] Hong Yu，“Between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public service：The cultural system reformin the Chinese mediasector，”Media Culture & Society，Vol.36，No.5，2014，pp.610-627.

[40] 吕新雨：《作为社会存在的新闻与新闻事业——关于新闻理论中诸概念的重新思考》，参见《学术、传媒与公共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88页。

[41] 吕新雨：《中国的现代性、大众传媒与公共性的重构》，参见《学术、传媒与公共性》，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97页。

[42] 参见姬德强《媒体融合推动新时代国家治理与社会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4月28日。

第三节 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

第三节西方新闻学研究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