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国新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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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研究史肇始于晚清，1834年1月《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刊载的《新闻纸略论》一文是近代中国的第一篇新闻研究专文。1917年，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被附录收入《上海闲话》一书出版，成为我国最早的地方报刊史著作。1927年11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出版，被誉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中最见功力，影响最大。[1]从1908年到1949年的40年间，累计出版的中国新闻史专著约50余种，发表的新闻史论文和有关文章约百十来篇。[2]这些成果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已经初步建构起较为完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学术脉络和理论体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获得了全新的发展，硕果累累。
站在不同历史的节点上，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新闻史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一些学者对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历史阶段进行划分，研究不同时间段呈现出的特征；[3]一些学者从学术史的角度，爬梳中国新闻史学的衍变规律；[4]还有一些学者从研究范式和历史书写的角度，反思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路径。[5]这些研究为深入了解中国新闻史学发展历程和规律提供了重要参考。基建于此，本文力图从历史的脉络中，回溯中国新闻史研究七十年发展历程与重要成果，勾勒史学研究波澜壮阔的鲜活图景。
第一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艰难起步（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迈入新阶段，经历了由点到面、由局部到整体的演进过程，在艰难中前进。其间经历了动荡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导致学术活动一度停滞不前。
20世纪50年代的新闻史研究最先伴随新闻教育的复苏而展开，与以前的研究呈现出鲜明区隔，处于重起炉灶的状态。破旧立新成为新中国教育界的首要任务，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后，一些新闻教育机构也进行了调整和改造。上海的华东新闻学院、暨南大学新闻系、圣约翰大学新闻系、中国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等先后并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北京的燕京大学新闻系并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改设编辑专业（后改为新闻专业）。1955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又划入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调整后的新闻院系制订了符合国情的教学计划，复旦大学的教学方针就曾提出：训练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史知识、新闻理论知识、实际业务操作及语言文字使用能力等基础知识的人才。[6]伴随着全国新闻院系的调整和建设，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逐步恢复，新闻史的研究提上日程，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首先，初步编写了一批教材和讲义。因应教学需要，各大院系开始编写教学材料，奠定了新闻史教育的基础。1954年，中央马列主义学院的前身——中共中央党校开办新闻班，丁树奇负责主持工作，起草教学大纲。1956年年初，以《苏共报刊史概要》为基础的《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经修改讨论后出版。这份大纲是“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7]具有补缺的重要意义，从此将革命史研究范式引入中国新闻史的书写领域。在这份讲义的基础上，各大新闻院校编写了各自的教材，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出版了《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成为“我国第一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报刊史著作，当时成为各高校新闻专业的基本教材”[8]；1966年，修订出版《中国新闻事业史（现代部分）》。与此同时，1960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内部编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2年被杭州师范大学新闻系翻印。[9]这一时期内部编印和出版的新闻史学教学大纲、讲义和材料初步满足了教学的需要，但是并没有出现学术研究专著。
其次，初步汇编了一些新闻史料。这一时期出版书目主要聚焦两方面，其一，报刊史料汇编，有上海图书馆主编的《辛亥革命时期期刊总目》（1961）、徐忍寒主编的《申报七十七年史料》（1962）、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五卷）》（1953）、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研究室主编的《五四时期期刊介绍》（1958）、阿英编写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1958）等；其二，新闻人物的传记、回忆录，如黄逸之撰写的《邹韬奋》（1950）、潘梓年撰写的《新华日报的回忆》（1959）等。大体来看，史料汇编所占数量最多，为今后的报刊史研究提供宝贵资料。
再次，初步发表了一些新闻史学论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提出后，新闻学专业的科研活动一度活跃。1956年、1957年，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先后创办《新闻业务》和《新闻战线》，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最早的新闻专业期刊，两刊上刊登了少量新闻史论文。1957年出现一个小高潮，当年共有16篇新闻史论文发表。当时，方汉奇撰写了《中国最早的民办报纸“小报”》《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军的宣传活动》《太平天国的革命宣传活动》《邵飘萍其人其事》等大量论文。随后三年，各刊发表的新闻史论文均为个位数，有李龙牧的《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新青年〉》、黄河的《〈先驱〉半月刊——青年团的第一个机关刊物》等。1961年和1962年共发表26篇论文，主要有王芸生和曹谷冰《英敛之时期的旧大公报》、宁树藩的《福开森控制下的〈新闻报〉》、知非的《宋朝的邸报和小报》等。此后，新闻史研究论文数量急剧减少，1964—1977年间，中国新闻史领域的学术研究陷入停滞。
建国初期三十年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政治本位日渐成为新闻学术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10]，“研究新闻历史基本上往革命史上靠”[11]，甚至“一度曾想把中国新闻史与中国革命史合并”[12]。在阶级斗争的基本框架之下，将进步或是反动作为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难以实事求是地分析。这种“革命史范式”的研究思路在实践的过程中暴露出不少弊端，一些论述“几乎是以论带史，分析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在先，评介报刊宣传在后”[13]。当然，瑕不掩瑜，刚刚重新开展的新闻史研究还是为日后的学术繁荣发挥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