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逐步恢复（1978—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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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有了新的飞跃，新闻教育和新闻史课程陆续恢复拓展，“新闻史这个向来冷落的学科，也开始热闹起来”[14]，学术活动蓬勃开展，涌现大批成果。
第一，新闻史教育专业化迅速起步，开始培养和汇聚新闻史研究专门人才。部分新闻院系和新闻研究所的成立，壮大了新闻史学研究队伍，汇聚了各方力量，标志着新闻史研究日趋专业化。1977年年底，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招生秩序恢复正常。1978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复校，新闻系随之复办。此后，这些单位相继招收新闻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这些院系的师生此后成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生力军。1985年后，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开始招收新闻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88年，新闻史方向的首批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尹韵公和郭镇之毕业，他们的博士论文分别是《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和《中国电视史》。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于1978年8月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研究机构，其任务之一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新闻史”[15]。该所一成立就投入很大的力量，收存、整理散失的报刊和其他历史资料，成立资料室，编辑期刊，为后续的新闻学研究起了很好的压舱石作用。[16]
第二，新闻史论著大量出版，带动了新闻史研究的逐步深入。20世纪80年代前后新闻史学相关著作数量不多，共计110本，教材方面有方汉奇、陈业劭、张之华编著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赵玉明著《中国广播简史》、梁家禄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古代至一九四九年》、王洪祥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等；专著方面有方汉奇的《中国近代报刊史》、黄卓明的《中国古代报纸探源》、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胡太春的《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童兵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稿》等；史料方面有《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中国新闻事业史参考资料》《清末四十年申报史料》等；通俗科普著作方面有方汉奇编写的《报刊史话》、刘家林编写的《中国新闻史漫话》等。
代表性著作首推方汉奇1981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上下），该书是“我国解放以来正式出版的第一部大型报刊史专著”，“不但填补了建国后关于近代报刊史研究的一个空白，也为深入研究中国近代史、近代思想史提供了一部重要参考书”。[17]1985年出版的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著作，该书贯彻和发展了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学大纲的精神。从此，“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点，由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历史描述转向历史分析”。[18]这些新闻史论著的出版，有效地助力了刚刚恢复和拓展的新闻教育，大力提升了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水平。
第三，新闻专业期刊陆续创办，搭建了新闻史研究和展示的交流园地。1979年8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研究资料》正式创刊，该期刊专载新闻史料以及最新的新闻史研究成果，起到了史料搜集、保存、整理的重要作用，为学界提供了丰富的库存。这一时期的《新闻研究资料》主要聚焦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人物的回忆录、亲历记，如张友渔的《我和时事新报》、夏衍的《白头记者话当年——记香港〈华商报〉》等。二是有关新闻媒介、新闻人物、新闻事件等多方面的史料与史实考订，如顾执中的《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的诞生与成长》、杨瑾琤、宁树藩、方汉奇、王凤超的《〈中国报学史〉史实订误》等。三是新闻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新时期的论文在各方面都有所突破，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报刊，广电史研究崭露头角，如赵玉明的《外国人最早在我国办的广播电台》、郭镇之的《新时期中国电视的10年》；研究内容愈发广泛，既有区域性研究，如潘贤模的《中国现代化报业初创时期——鸦片战争前夕广州、澳门的报刊》、白润生、胡静波的《〈台湾民报〉与台湾新文化运动》，也有断代史研究，如尹韵公的《论明代邸报的传递、发行和印刷》；研究范围不断延伸，一些论文开始关注传教士报刊，如卓南生著、张国良译《新教在马六甲的传教和〈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诞生》等。
与此同时，《新闻战线》《中国记者》《国际新闻界》《北京广播学院学报》《新闻大学》等各大新闻传播学刊物纷纷复刊或创办，刊载大量新闻史学论文，如《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中国近代报刊的业务演变概述》《中国早期的新闻教育》《唐代新闻传播活动考》等等，助力新闻史学研究。
第四，新闻史学术活动和学术团体不断发展，推进新闻史研究协同作战。以新闻史研究为主导的教育活动、学术会议、期刊编纂促进了学术共同体的成型与发展，中国新闻史学会在新时期崭露头角。20世纪80年代前后，学界围绕如何编写新闻史开展了多次会议，为日后通史的编纂奠定基础、指明方向。1980年4月，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新闻史组就如何编写中国新闻业事史举行了一次座谈会，萨空了、方汉奇、赵玉明等参加，座谈会着重讨论有关编写中国新闻事业史的问题。方汉奇提出报刊史应该打破党报史的基本研究思路，他认为，“报刊史要有报刊史的特点，不能写成一般的历史，或写成阶级斗争史、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报刊史是总的通史的一部分。属于文化史的范畴，也是政治斗争史的一部分。它对通史有依附关系，但不能与之雷同”。[19]1986年10月30日至11月2日，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等单位的部分新闻史研究者在安徽黄山召开了《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编写工作会议。会上讨论了指导思想和编写提纲，确定了编写体例和质量要求，选出了主编、副主编、编委会成员和各章节的具体编写工作主持人，[20]正式启动中国新闻通史的研究和编撰工作。
中国新闻史学会便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1986年7月24日至26日，14所高等院校合编的《中国新闻史》（古近代部分）在吉林大学举行编写会议，方汉奇提议创办一个全国性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团体。这个倡议得到了热烈响应，并定名为“中国新闻史学会”。随后成立了以方汉奇为组长，宁树藩、陈业劭等为副组长的学会筹备小组。1989年4月3日，民政部正式批准同意设立“中国新闻史学会”。[21]
经历了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之后，中国新闻史研究摆脱了长期以来“左”倾错误思想的束缚，不少学者开始反思“革命史范式”存在的问题，学术风气焕然一新。新闻史学教育输送了一批人才，这一时期培养的硕士、博士已经成为当今新闻史学界的中坚力量。学术研究持续深入，通史类著作有所进展，教学参考资料不断补充，专业期刊出版和学术会议研讨为学界拓展了交流平台。中国新闻史研究在恢复中重建，就此迈向新的方向、新的目标、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