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全面开花（1992—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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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深化期，中国新闻史研究与时代同步，也迈入了成熟、拓展的新时期。1992年是中国新闻史学界继往开来中特别重要的一年：6月11日至13日，中国新闻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广播学院正式召开，作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唯一的一个一级学会，从此一直发挥学术引领与纽带作用；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新闻学与传播学被列为一级学科，将新闻史列为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事业经营管理、广播与电视、传播学等并列的二级学科，下属中国新闻事业史、世界新闻事业史、新闻思想史、新闻史其他学科等三级学科[22]；《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于当年正式出版，第二、三卷分别于1996年、1999年出版。该书共260余万字，上起公元前3世纪，下止1990年，时间跨度2200余年。由24个部门的47位学者，历时12年合作完成。[23]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中国新闻通史著作，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迈向新阶段。
伴随着信息观念的引入，学界更强烈地意识到需要牢牢把握学科特性，改变中国新闻史依附于政治史、思想史的局面，新闻史“本体意识”慢慢复苏。1997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暨98全国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宁树藩作了题为《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的发言，就中国新闻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深刻见解。在随后的专访中，宁树藩重申了强化这一看法，提出了“两条腿走路”的观念，一方面要注重报刊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为政治思想方面的作用，对文化与社会进步方面的影响等；另一方面更要留心报刊自身成长的历史，即新闻事业产生、发展、运动变化的历史。[24]伴随着“本体意识”的觉醒，以专著为例，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内容多元，议题纷呈，研究质量和水平不断飞跃。[25]
图1 1992—2006年间中国新闻史研究语义网络
首先，通史类研究遍地开花，填平补齐工作基本完成。新闻事业发展史成为热点，从图1可以看出，“发展史”“新闻事业史”占据中心地位，深受重视，研究成果也各具特色。除了前述《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外，主要有刘家林著《中国新闻通史》、白润生著《中国新闻通史纲要》等先后出版，还有丁淦林主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黄瑚著《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赵中颉著《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史纲》、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赵玉明著《中国广播电视通史》等。这些作品时间涉及古代、近代、现代多个时段；研究对象涵盖报刊、广播、电视等媒介，史料翔实、视野开阔，为学界提供了厚实的实用参考。
其次，地方新闻史研究陆续开展，区域覆盖全面推进。上海新闻史研究独树一帜，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如秦绍德的《上海近代报刊史论》、马光仁主编的《上海新闻史（1850—1949）》和《上海当代新闻史》以及《申报的兴衰》等，“上海的地方新闻史研究一直走在全国其他地区的前面”[26]。其成果丰富一方面得益于近代上海新闻业的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史料、资源充足，吸引海内外学者投入。其他地区，包括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事业也备受关注，白润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史纲》、周德仓的《西藏新闻传播史》、王醒的《山西新闻史：新闻传播与山西社会发展》、彭继良的《广西新闻事业史（1897—1949）》、叶文益的《广东革命报刊史（1919—1949）》等论著陆续出版。与此同时，港澳台地区的新闻事业也引起关注，如方积根、王光明编著《港澳新闻事业概观》、陈昌凤著《香港报业纵横》、程曼丽著《〈蜜蜂华报〉研究》、陈扬明等著《台湾新闻事业史》、刘燕南著《台湾报业争战纵横》、郑贞铭编著《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台湾新闻传播事业卷》等。
各地新闻史料搜集编纂在这一时期达到高峰，呈现出“盛世修史”的特征，上海、北京、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四川、重庆、山东、广西、云南、海南、青海等多个省、市、自治区编辑出版了报业志、新闻志或广播电视志，一些地方城市如南京、福州、成都、武汉、大连、烟台、黄山、乐山、襄樊、梧州等也出版了报业志，实现了地域上的广覆盖。
再次，专题研究蓬勃兴盛，在新时期有了新的突破。一些研究聚焦不同的媒介，如赵玉明的《中国解放区广播史》、郭镇之的《中国电视史》、徐光春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广播电视简史》、乔云霞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史》、彭兰的《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一些研究关注学术史，如徐培汀、裘正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徐培汀的《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和《中国传播学说史（1949—2005）》、李秀云的《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等；一些研究考察思想史，如张昆的《传播观念的历史考察》、张育仁的《自由的历险：中国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史》、郑保卫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金冠军与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许正林的《欧洲传播思想史》等；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传媒经营管理，如胡太春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刘江船的《建国前中国共产党新闻管理思想研究》和陈培爱著《中外广告史——站在当代视角的全面回顾》等。大量的新闻人物、新闻媒介研究成果纷纷面世，如尹韵公主编的《中国新闻界人物》、李彬、涂鸣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新闻人》、左成慈著《余纪忠办报思想与实践研究》、郝丹立著《韬奋新论：邹韬奋思想发展历程研究》等。与此同时，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新作迭出，有郑超然、程曼丽、王泰玄著《外国新闻传播史》、程曼丽著《外国新闻传播史导论》、陈力丹著《世界新闻传播史》、欧阳明著《外国新闻业史稿》、马庆平著《外国广播电视史》、郭镇之的《中外广播电视史》等。这一时期的新闻史专题研究面广量大，反映出研究者视角的多元拓展和主题的全面深入。
20世纪90年代，新闻史研究领域的“合法性”逐渐增强，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全面繁荣。伴随着中国新闻史学会的成立，全国性的学术共同体逐步形成，汇聚了一批研究力量，影响力、号召力不断增强；随着《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的出版，通史研究独领风骚，地方史、专门史、媒介史等研究多点开花，推出了视角多元、层次丰富的系列学术成果。一个日趋成熟、充满活力的新闻史研究格局已然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