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多元拓展（2007—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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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后，以《新闻大学》发起“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体例、视野和方法——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为代表，学界开始重新审视中国新闻史研究。虽然20世纪八九十年代都曾进行过争鸣与探讨，但这一时期的反思更具创新意义，“不是在原地盘旋，而是螺旋式上升，因为新闻史研究已经达到和此前比较起来相对较高的平台”。[27]此后，学界继续求新图变，在反思与改进中前行，一些研究成果突破了传统范式的束缚，拓展新的领域，尝试新的方法，达到新的高度。据统计，1992年至2006年间出版的新闻史研究相关论著有259本，2007年至2019年间超过500本，新闻史学研究数量、质量上均有飞升。
第一，个案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可谓多点开花。2007年，方汉奇呼吁“多花一点力气改做基础性的工作，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打深井，意味着开掘要深，要达到前人没有达到的深度，要有重要的新的发现和新的突破。多作个案研究，指的是要重视报刊原件、新解密的档案资料和口述历史的搜集整理工作，加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报刊的报人的个案研究”。[28]可喜的是，近年来学界从媒介史、事件史、人物史等不同角度，出版了诸多扎实精彩的个案研究成果，研究领域愈发深入。
报刊一直是长期以来的高频词汇，报刊史研究占据了媒介史研究的中心地位，从媒体形态上看，媒介、媒体、报纸、报业、副刊、期刊等均为重要节点；从具体报刊来看，《大公报》《申报》《新青年》《东方杂志》《北洋画报》《点石斋画报》都是重要节点，据统计，2007—2019年间，研究《申报》《大公报》的学术著作分别为14、12部，如唐小兵著《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以〈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为例》、卢宁著《早期〈申报〉与晚清政府：近代转型视野中报纸与官吏关系的考察》张立勤著《1927—1937年民营报业经营研究：以〈申报〉〈新闻报〉为考察中心》等一批以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纷纷出版。
图2 2007—2019年间中国新闻史研究语义网络
事件史是中国新闻史中极具史学价值的一个领域，“苏报案”“南京大屠杀”等均成为个案中的研究热点，例如王敏的《苏报案研究》、徐中煜的《清末新闻、出版案件研究：以“苏报案”为中心（1900—1911）》、蔡斐的《1903年：上海苏报案与清末司法转型》、施原的《苏报案与辛亥风云：20世纪初的中国愤青》等。不同学者从法学、史学、政治学角度进行解构，出版了大量著作，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的题材和内涵。
人物史研究愈发多元，涉及广泛。既有王韬、张季鸾、邵飘萍、邹韬奋等报界名人[29]，也有其他如胡适、鲁迅、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先驱[30]，还有马星野、黄天鹏、胡道静、林语堂等人物的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31]。新时期的这些新闻人物研究不落窠臼，涉及方方面面的代表，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或不同阶段进行了深入考察，填补了不少研究空白。
第二，专题研究十分活跃，各类成果精彩纷呈。地方新闻史研究依然独领风骚。2007年至2019年间，共出版了80余部地方新闻史论著。此阶段的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上海地区，天津、浙江、重庆、湖南、北京、香港、澳门、台湾等也成为重要节点，主要代表作有马艺的《天津新闻史》、王文科、张扣林《浙江新闻史》、蔡斐《重庆近代新闻传播史稿（1897—1949）》、唐惠虎、朱英的《武汉近代新闻史》（上下）、林玉凤的《中国报业的起点：澳门新闻出版史（1557—1840）》等。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在这一时期迈上新台阶，白润生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通史》，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少数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百年的兴衰历程，涵盖地域之广、民族之众、媒体之多，都远远超过了此前出版的同类著作，填补了中国新闻传播史研究的空白。[32]值得关注的是，2018年9月，宁树藩主编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面世，该书历时26年完成，运用地区比较的方法考察全国所有省份自1822年至2000年间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是中国地区新闻史研究集大成之作，也是我国地区新闻史研究的一座高峰”。[33]至此，我国的地区新闻史已经实现全覆盖，为全国新闻史研究奠定厚实基础。
断代史研究佳作频出，继尹韵公著《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李彬著《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赵振祥著《唐前新闻传播史论》等出版后，2007年以来，史媛媛的《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史》、陈玉申的《晚清报业史》、李漫的《元代传播考：概貌、问题及限度》和刘大明的《宋代新闻传播与政治文化史稿》等陆续出版，我国古代新闻传播史基本覆盖了唐、宋、元、明、清等各个朝代，有了系统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新闻史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研究领域，涌现诸多论著。这些成果涉及报刊发行、新闻思想等内容，也包括了不同地区，主要有王晓岚著《中国共产党报刊发行史》、严帆著《中央苏区新闻出版印刷发行史》、徐信华著《中国共产党早期报刊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钱承军著《建囯前中囯共产党报刊研究》、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新闻实践与新闻思想研究》、张春林著《中国共产党舆论监督思想史》、王传寿的《烽火信使：新四军及华中抗日根据地报刊研究》、田建平、张金凤著《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书报传播史略（1938—1945）》等。
除了报刊这一传统媒介，近年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愈发宽泛，有关广播、电视、新媒体、广告的研究新意迭出，主要有岳淼著《中国电视新闻发展史研究（1958—2008）》、哈艳秋著《当代中国广播电视史》、刘洪涛著《大陆对台广播史研究》、武齐著《中国广告学术史1814—1949》、胡百精著《中国公共关系史》等。
新闻法制史研究不断深化，前一时期，黄瑚著《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陈建云著《中国当代新闻传播法制史论》、殷莉著《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法制研究》和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等先后出版，倪延年在撰写《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古代卷、现代卷、当代卷和港澳台卷之后，这一时期又总主编了首部全景式叙述中国新闻法制发展的专题性通史《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包括古代卷、近代卷、当代卷、港澳台卷、史料卷（2册）和年表索引卷（2册），其计570余万字，“是新世纪以来新闻传播专门史研究的一项有开创性意义的重大成果”[34]。
第三，新闻史研究视角多元，研究范式不断更新。王润泽的《北洋政府时期的新闻业及其现代化（1916—1928）》以媒介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功能论述作为主线，揭示媒介的现代化本质，是现代化范式的探索。陈昌凤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传媒社会学的视角》，从媒介社会学视角展开，在新闻传播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中，梳理和论述中国新闻传播的变迁与发展，开创了新闻史的新写法。李彬撰写的《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突破了传统新闻史书写，坚持新闻与社会的融合、理论与历史的融合、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35]，将新闻与社会史、传播史相勾连，以独特的视角探寻中国新闻发展的规律。吴廷俊的《中国新闻史新修》基于媒介生态的视角，探讨新闻传播发展、演变的历程。黄旦带领的“新报刊史书写团队”提出以媒介为重点，以媒介实践为叙述进路，[36]试图重新理解报刊及其与传播实践关系，出版的《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论文集呈现出中国报刊史的别样解读。其他阅读史、口述史等也拓展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领域，多种研究视角的应用，丰富了中国新闻史的叙事线索和内涵，促进了研究内容的转变和拓展，全方位地呈现出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全球化同样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特征。2013年12月，英文版《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面向全球发售，成为第一批向海外介绍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经典文献，是中国新闻史研究“走出去”的关键一步。外国新闻史在新时期借鉴了全球传播的多维角度与分析框架，研究“主体和话题都呈现出多元化特征”。[37]李彬著《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为我国新闻传播界积极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提供科学的历史参照”[38]。张昆的《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导论》站在比较的立场，勾勒出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的基本概貌。与此同时，也有不少海外研究中国新闻史的著作传入，以独特的研究视角给中国学界带来新思考，如芮哲非著《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季家珍著《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新闻史料的专题整理获得了新突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国家图书馆联合出版了《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全16册）、《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全32册）、《民国时期新闻史料三编》（全26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藏稀见新闻史料汇编》（共29册）、《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论文汇编》（全34册）等，国家图书馆联合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抗战期刊丛编》（全67卷），此外还有《中国抗战广播史料选编》《二战后审判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1套6册）等，这些史料的出版，满足了“新闻史研究的需要，也有利于相关交叉学科研究”[39]。
2007年后，中国新闻史学取得的成果之多之广，远胜过任何一个时期，代表着新闻史学攀登到了新的高峰，突出表现为：其一，研究视野不断扩展，向深层次推进，地方史研究实现全覆盖，兼顾复杂性与多样性；其二，研究内容越趋多样，跨学科交流密切，尤其受到社会学、人类学等影响，从政治史、事件史的视角转向社会史、文化史、心态史等诸多方面，兼顾本体性与交叉性；其三，研究范式寻求新出路，改变了过去门类单一、题材狭隘的弊端，纠正了以往一些研究公式化、简单化的缺陷，兼顾传统性与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