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收获与反思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五节 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收获与反思,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对于漫长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历程，70年的新闻史研究虽然是短暂的，却也意味着新的起点、新的超越。通过新闻史论著的语义网络分析可见，中国新闻史研究已是硕果累累，通史类研究屡有突破，专题研究面面俱到，区域史研究全方位覆盖，个案研究多领域深化。毫无疑问，建国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辉煌的，然而，在这繁荣的背后，也有一些问题仍然值得学者们关注。
一 总体取向：由冷门到兴盛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具有重要的导向性、权威性和示范性，从一个角度反映出该领域获得的重视和繁荣。总体而言，新闻史领域的国家级项目逐年增长，显示出良好发展态势，1986—2018年间共设立与新闻史研究相关项目243项，其中重大项目10项、重点项目17项。
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新闻史研究在多领域、多角度、多层次展开，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双双得到提升，取得了大批代表性的优秀成果。大致可以将新闻史国家项目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6年至2003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尚属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状态，共设立20项课题，基本是断断续续、零星立项。在此期间，由中宣部新闻局牵头的“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1986）、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1988）、何梓华的“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发展史”（1992）和余敏、郝振省的“中国出版通史”（2002）被列为重点项目。第二阶段是2004年至2012年，这一时期共批准设立94项，2010年至2012年分别设立17、16、20项，突破了以往的个位数。其中，倪延年主持的“中国新闻法制发展史研究”（2007）、李彬主持的“新中国六十年新闻事业史研究”（2009）、陈信凌主持的“中央苏区红色文化传播研究”（2012）被列为重点项目。第三阶段是2013年至2018年，共批准设立129项[40]。2013年是具有标志意义的一年，倪延年主持的“中华民国新闻史”同时被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和重大项目，该课题是我国新闻史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此后，新闻史领域的重大项目逐年设立，议题涉及断代史、文化史、阅读史等各方面。
表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史重大项目一览
续表
除了数量上不断增长，课题的内容也是多点开花，既有通史、断代史等宏观研究，如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李春的“改革开放时期新闻事业史（1978—2006）”、程丽红的“清代新闻传播史研究”；也有一些地方新闻史研究，如马艺的“天津新闻传播史”、李文的“陕甘宁边区新闻事业研究”、张晓锋的“台湾近代新闻史研究（1885—1949）”，还有少数民族传播史，如周德仓主持的“中国藏语报刊发展史研究”、蓝东兴主持的“西南少数民族口述传播史研究”；另有其他各类专题研究，如刘家林的“中国共产党城市办报史研究（1921—1949）”、刘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新闻史研究”、韩丛耀的“中国近代（1840—1919）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徐新平的“晚清时期新闻思想研究”、邓绍根的“美国在华新闻传播史研究（1827—1953）”等等。
从1986年的1个项目起步，到2018年首次超过30个，新闻史研究领域的投入的资金总量不断增加，体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新闻史学已然从“冷板凳”成为“热学问”。尤其是青年项目和西部项目的设置，给更多的研究人员创造了机会，推动了新闻史学的深入发展。
图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新闻史学项目立项统计（1986—2018）
另外，全国共设立新闻传播学国家项目近1700项，新闻史课题不到1.5%，一方面反映出新闻传播学关注理论总量与实践命题，引领学科发展；另一方面则反映出新闻史研究仍然大有可为，机遇良多。
二 研究队伍：老中青三代梯队搭建完善
中国新闻史学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以方汉奇为首的老一辈新闻史学大家的筚路蓝缕，殚精竭虑。他们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始终如一，不懈地追求，为了自己的学术，外不慕纷华，内耐得寂寞，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研究被别人看起来非常冷门的学科，这种精神特别值得崇敬。[41]宁树藩、丁淦林毕生专注新闻史学研究，他们完成的《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中国新闻事业史》和《中国新闻图史》，堪称学界经典。赵玉明专注广播电视史研究，十年磨一剑，编写《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是国内涉及最为全面、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广播电视史学专著。这一代学者开辟了新中国新闻史学的河山，他们引领潮流，编写了大量教材、专著和史料文献，组织了各类学术会议，勾勒出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宏伟蓝图，功勋卓著。
图4 中国新闻史研究著作高产作者概览
以吴廷俊、白润生、徐培汀、刘家林、黄瑚、倪延年、张昆、李彬等为代表的中生代学者披荆斩棘，为中国新闻史学事业的繁荣发展添枝增叶。吴廷俊研究《大公报》时，“将陈旧的报纸。一张一张翻阅，所需资料，一段一段摘抄。数九寒冬，手脚冻僵不稍停，酷暑盛夏，汗流浃背不复缀”。[42]倪延年长期专注新闻法制史和民国新闻史研究。程曼丽、陈昌凤等中坚力量笔耕不辍，发挥中流砥柱作用。近年来，王润泽、李秀云、邓绍根、王天根等一批青年学者锐意进取，出版了一批优秀成果。
整体来看，中国新闻史研究已经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研究梯队，老一辈史学家宝刀未老，坚守阵地；中年专家锐意开拓，勇于探索；青年学者崭露头角，继往开来，彼此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扶持，共谱华章。
三 研究内容：近代报刊史位居中心
近代报刊史作为一项关键领域几乎贯穿了中国新闻史70年的研究，近代、晚清和报刊构成了新闻史研究的主要议题。从语义网络图中可以看出，报刊、近代始终居于新闻史研究议题的中心位置，与新闻史、新闻事业、晚清、媒介等词语表里相依。“新闻史—近代”“报纸—新闻”“报刊—近代”的共现频率高，显现这些词汇关系密切。1992年至2006年间共出版与近代报刊史研究相关的专著73本，而在2007年至2019年间超过200本，接近三倍，研究层次、取向和方法比前一阶段更加丰富多元，体现了学界共同进步与创新发展。
报刊史向来着墨最多，成为近代新闻史研究的主力军。以《大公报》为例，一直是报刊史的重点关注对象，1992年至2006年期间，相关著作共计22本。这些丰盛的研究成果离不开方汉奇为其所做的辩诬澄清工作。方汉奇曾撰文列举多项史实证明《大公报》被扣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是片面的、不合理的，事实上《大公报》对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43]随着《大公报》的历史评价走向公正与客观，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和论文纷纷涌现，周雨的《大公报史》和吴廷俊的《新记大公报史稿》是系统深入研究《大公报》的奠基之作。2002年正值《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贾晓慧著《〈大公报〉新论》、方汉奇主编《〈大公报〉百年史》相继出版，形成《大公报》研究小高潮。此后任桐的《徘徊于民本与民主之间：〈大公报〉与中国政治改良思潮（1927—1937）》、候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李秀云的《〈大公报〉专刊研究》、俞凡的《新记〈大公报〉再研究》等接连出版，这些扎实的个案研究分别从政治、文学、媒体等角度剖析了《大公报》之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
近代史研究热潮的背后，侧面反映出当代新闻史研究的寂寞。早在1982年全国新闻研究工作座谈会上，方汉奇就谈到要加强对当代新闻史的研究，需要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的总结。[44]囿于主客观条件的局限，几部著作多完成于20世纪末，在编辑体例、涵盖范围、解释的周延性等方面难免有改进空间。还有一些著作涉及1979年以前中国新闻史的部分情况，但主要是作为讨论的背景，而非考察的主体，研究得不充分。其间多少也会前后两个三十年畸轻畸重，往往缺乏历史的纵深感。严格而言，这只能算是一种“当代”研究，而非有关中国新闻事业的“当代史”研究。[45]1992年出版的方汉奇、陈业劭主编《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史（1949—1988）》和张涛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可视为当代新闻史研究的开端。随后也陆续出版了一些论著，如方汉奇、陈昌凤主编《正在发生的历史：中国当代新闻事业》、吴廷俊主编《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刘家林著《新中国新闻传播60年长编（1949—2009）》、李春著《当代中国传媒史（1978—2010）》等。当代新闻事业史研究推进缓慢，截至目前共出版著作30部，不到总出版量的4%。就媒介发展的丰富多彩现状而言，当代新闻史研究大有可为，需要更多的研究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共同书写和完善中国新闻史学体系。
四 研究范式：机遇与挑战并存
2007年之后，“反思”成为新时期新闻史研究的主题词，学者们对当前新闻史研究现状进行了多角度思考。吴文虎认为，中国新闻史无论在史观、整体思路、历史分期、人物评说等方面，都存在着以革命史为蓝本，依葫芦画瓢的状况。[46]李彬提出借鉴“新史学”的路径，探求一种“新新闻史”，以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衍变与现实关联。[47]黄旦指出，以报刊为合法性主体的历史，才是真正称得上报刊史。应以报刊为中心和视野，并以此展开史实、分析报刊与社会关系，以及揭示评价其意义和价值。[48]也有学者建议“多向历史学寻求研究方法和灵感”[49]。这些探讨高度概括出新闻史研究面临的冲击和问题。
近年来，一些学者大胆创新，试图摆脱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对新闻史书写的束缚，提出多重维度的书写方式，正如李彬所提出的“新闻社会史”，尝试尽量结合新闻与历史，把新闻与历史重新放回新闻史，使之既能体现出浓郁的新闻性，又能体现出厚重的历史性。[50]从早期的“革命史范式”，强调一切以政治为纲书写历史，到强调“冲击—反映”的现代化书写，再到今天提出的多元范式，这些转变体现出中国新闻史研究正在步步进阶，努力寻求跨学科交流、对话，逐渐建立研究的主体性。
数字化兴起为新闻史研究带来机遇与挑战，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量化研究在人文社科界兴起，如何通过数字手段推动新闻史学的研究成为一道难题。量化数据库“通过统计分析从大规模系统数据中挖掘新享实、产生新认识。……这种新的研究范式不仅有助于历史学科自身发展，更能够促进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并为全面深入认识中国社会历史特征、平衡东西方学术发展作出贡献”。[51]这种新的方法打开了史学研究的新窗口，发现出单纯依靠传统文字阅读而无法搜寻出的新观点。当然，在定量研究和数据库面前，并不意味着传统史学方法退出舞台，因为对于规律性的现象进行阐述，仍需要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作理解，综合利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等多学科方法，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挖掘历史，还原历史，镜鉴当下，指引未来。
囿于篇幅，我们难以穷尽建国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丰硕成果，唯以著作为主简单描绘发展轨迹，以此呈现70年来的中国新闻史学术图景。相信随着史料的进一步开据，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拓展，研究队伍的进一步壮大，中国新闻史研究将更加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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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
[2] 方汉奇：《1949年以来大陆的新闻史研究（一）》，《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1期。
[3] 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曾宪明：《中国新闻史学研究回顾与展望》，《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徐培汀：《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新闻史学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程曼丽：《中国新闻史研究年回眸》，《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108期；第五版。易耕：《中国新闻史学的描述与解释——学科百年之际的困境及其超越》（上、下），《新闻爱好者》2017年第11、12期；邓绍根、张文婷：《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新闻史研究回顾与展望》，《新闻春秋》2019年第1期。
[4] 李秀云：《中国新闻学术史1834—1949》，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张振亭：《中国新时期新闻传播学术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谢鼎新：《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田秋生：《重写中国新闻史：必要性及其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年第6期；王维佳：《当代中国新闻史书写中的政治无意识》，《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李金铨、张宁：《社会科学对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启示与借鉴》，《新闻记者》2014年第9期；王晓梅：《反思与重构：对中国新闻史研究和书写的一种观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9期；李杰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重校：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视野下的新闻事业与社会发展》，《新闻与传播评论》2019年第1期。
[6] 张之华：《建国初期新闻教育与新闻学研究概述》，《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2期。
[7] 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8] 陈业勋：《〈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的作者》，《新闻研究资料》1992年第3期。
[9] 李红祥、刘兴豪：《重构共同体想象：新中国十七年新闻史教科书的编撰》，《编辑之友》2017年第11期。
[10] 李秀云：《政治本位：1949—1976年的新闻学术研究》，《“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2009）——1949—2009：共和国的媒介、媒介中的共和国论文集》，2009年12月。
[11] 方汉奇口述，王天根访问：《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方汉奇先生治学答问》，《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12] 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页。
[13] 丁淦林：《中国新闻史研究需要创新——从1956年的教学大纲草稿说起》，《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14] 秦绍德：《中国新闻史学术讨论综述》，《新闻大学》1982年第2期。
[15] 《当代中国的新闻事业》（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301页。
[16] 方汉奇：《向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国家队致敬》，《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年增刊。
[17] 王凤超：《新闻业史研究的新收获》，《读书》1983年12月。
[18] 丁淦林：《20世纪中国新闻史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19] 王凤超：《如何编写新闻史——新闻研究所、北京新闻学会座谈会纪要》，《新闻研究资料》1980年第3期。
[20] 王凤超：《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新闻史工作者协作编写〈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研究资料》1986年第3期。
[21] 刘泱育：《中国新闻事业史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207页。
[22] 吴廷俊：《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517页。
[23]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页。
[24] 宁树藩、曾健雄：《强化本体意识，探求自身规律——新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新闻记者》1998年第9期。
[25] 注：本文尽可能采集了1992—2019年间中国大陆地区出版的绝大多数中国新闻史研究学术著作的标题，基于语义网络分析的方法，探讨新闻史研究的主要议题和不同时期的研究取向。样本搜集遵循以下原则：（1）本研究主要以学术专著为研究对象，相关出版史料汇编、资料索引、人物回忆录、图书馆藏目录等史料汇编类书籍不计入在内，如张静庐辑注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五卷）》（1953年）等。（2）一些再版或由不同出版社出版的同一著作，或是一些在大陆出版后又在港台地区出版的均计为一类。如1981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著）和1991年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著）均归为一类。（3）一些科普类、文学类、人物传记类的新闻史著作未列入统计范畴。（4）一些以书籍形式出版的论文集、会议辑刊等未列入统计范畴。（5）一些近年来出版的海外研究著作列入统计范围内，如季家珍所著《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中国的改革文化》；一些译著由于原作出版年代久远，并不纳入统计范围内，如白瑞华著《中国近代报刊史（1800—1912）》。（6）一些跨学科的著作往往会被忽略，如文学史、近代史学科对于新闻史、报刊史的研究，本研究在统计的时候一并将其纳入范围内。基于此，共抓取的759部中国新闻史研究著作。本研究采用中文分词工具“结巴分词”（jieba）进行分词，保留所有的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然后生成分词文本。针对一些报刊名、新闻报人等专业词汇，如“循环日报”“新记大公报”“邹韬奋”等，添加入自定义词典并进行二次分词。处理之后，将所得文本对与新闻史研究相关的概念以及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获得新闻史研究相关概念的频率和概念共现频次。本文将1992—2006年和2007—2019年的数据分别进行语义分析，采用开源软件Wordij3.0对词频和词对频率进行分析。在Wordij3.0里导入分词文本，在wordlink program这项中设定词频下限为3，词对频率下限为2。当两个词间距（windows）小于等于3时，将这两个词构建共现关系。通过计算，得到语义网络的数据基本要素，词和词共现的频率结果。将上述所得词和词对频率导入Gephi，生成可视化图。最终，1992—2006年间的可视化图（见图1）获得51个节点，206条边；2007—2019年间的可视化图（见图2）获得个141节点，420条边。随后，将上述所得词和词对频率导入Gephi，生成可视化图。
[26] 赵玉明、李磊：《跨世纪四年间中外新闻史研究成果巡视》，《新闻春秋》2003年专辑。
[27] 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28] 方汉奇、曹立新：《多打深井多作个案研究——与方汉奇教授谈新闻史研究》，《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
[29] 如林溪声、张耐冬的《邵飘萍与〈京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杨雪梅的《陈铭德、邓季惺与〈新民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王润泽的《张季鸾与〈大公报〉》，中华书局2008年版；刘宪阁的《报人张季鸾研究：中日关系的视角》，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萧永宏的《王韬与〈循环日报〉：王韬主持笔政史事考辨》，学习出版社2015年版；张文明的《邹韬奋新闻出版实践与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30] 闻学峰：《胡适办报实践与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吴麟：《常识与洞见：胡适言论自由思想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王春森、许兰芳：《鲁迅新闻观及其报界缘》，江苏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陈长松：《陈独秀前期报刊实践与传播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于丽、田子渝：《陈独秀与〈新青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31] 王继先：《坚守与徘徊：新闻人马星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曹爱民：《记者与学者：新闻人黄天鹏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关梅：《报人与专家：新闻人胡道静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钱珺：《幽默与抗争：新闻人林语堂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32] 黄春平、蹇云：《“十一五”以来我国新闻传播史的研究现状特点与趋势》，《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33] 白润生：《中国地区新闻史研究之我见》，《青年记者》2018年12月上。
[34] 赵玉明：《序一》，倪延年主编：《中国新闻法制通史》第1卷，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页。
[35] 李彬：《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6页。
[36] 黄旦主编：《范式的变更：新报刊史书写》，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页。
[37] 程曼丽、赵晓航：《时代变迁下的外国新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5月4日。
[38] 方汉奇：《序》，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公元1500—2000年）》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39] 郭传芹：《专题新闻史料的价值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9月7日。
[40] 201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2010—2018年间与中国新闻史研究有关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仅有李彬的“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2017），该项目成立时间晚、数量较少，本研究暂未纳入统计。
[41] 范敬宜：《坐一辈子冷板凳——在方汉奇、宁树藩文集出版发布暨座谈会上的发言》，《国际新闻界》2004年第1期。
[42] 万红、金蓝海：《秉笔直书写报史——记吴玉章奖得主吴廷俊教授》，《中国人才》1998年第7期。
[43] 方汉奇：《为〈大公报〉辩诬——应该摘掉〈大公报〉“小骂大帮忙”的帽子》，《新闻大学》2002年第3期。
[44] 方汉奇：《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体会和建议》，《新闻研究资料》1982年第1期。
[45] 李彬、刘宪阁：《如何想象，怎样激活？——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的现状、路径及内容》，《中国媒体发展研究报告》2010年第1期。
[46] 吴文虎：《本体迷失和边缘越位——试论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误区》，《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47] 李彬：《“新新闻史”：关于新闻史研究的一点设想》，《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48] 黄旦：《报刊的历史与历史的报刊》，《新闻大学》2007年第1期。
[49] 王润泽：《离得近，看得细，多研究些问题——中国当代新闻史研究的一种建议》，《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50] 李彬、刘宪阁：《新闻社会史：1949年以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一种可能》，《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3期。
[51] 梁晨、董浩、李中清：《量化数据库与历史研究》，《历史研究》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