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1978年以来学术自觉的三个阶段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二节 1978年以来学术自觉的三个阶段,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主题是通过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对传统新闻以及宣传理念进行改造。第二个阶段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21世纪初，主题是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规范传播学的学科体系与学术研究。第三个阶段始于2008年关于传播研究第二次引入中国30周年的集中反思，主题是学术自觉问题，如本土化或中国化。
一 第一阶段
20世纪80年代大量传播学术语和理论的引入，既解构了高度政治化的传统新闻学，从而一度为新闻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新的、富有活力的局面，又由于自觉不自觉地疏离新中国的文化政治、淡化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从而埋下后来愈演愈烈的一系列隐患。换言之，这一时期含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当时许多新闻学者或是直接转向传播理论，或是将传播理论引入新闻理论，借助新的理论术语和研究思路重构新闻学体系，取得了新理论、新思想、新观念的一次解放与释放，如出现一批以西方未有过的“新闻传播学”命名的书籍。至于信息、传播、对话、受众、效果等观念的引入，在新闻传播领域开始显现集体无意识下的“去政治化”或“去政治化政治”之际，更是明显改变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主流政治及其话语体系，如郭庆光所言：
话语体系的改变，意味着思维和观念的变革，这种变革自然会对社会现实进程产生巨大影响。有人曾经问我，传播学作为一种舶来品，对中国传播学、对中国新闻业乃至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我的回答是：传播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功莫大焉——它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话语体系，并成为主流政治话语体系的一部分。远的不说，你可以做一些量化研究：党的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以及党和政府的重要文件文字中，有多少属于、源于传播学的术语。这个作用还不大吗？[21]
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是传播学基础知识的普及。在1982年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上，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22]，“系统了解”成为这一时期的首要工作。1978年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陈韵昭，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隆栋、林珊等纷纷发文介绍传播学。除此之外，原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研究所所长苑子熙、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主任张黎等，也在传播学再次引进中地位突出。如张黎等翻译的《美国新闻史》（1982），突破了“新闻史”观念，提供了媒介与社会的新思路；李启等翻译的施拉姆等《传播学概论》（1984），作为第一部传播学译著，在人们对传播学知识求知若渴之际几被奉为“圣经”。[23]另外，李普曼《舆论学》（1984）[24]、赛弗林与坦卡德《传播学的起源、研究与应用》（1985）[25]、麦奎尔与温德尔《大众传播模式论》（1987）[26]、德弗勒《大众传播通论》（1989）、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1989）等，也是第一次全国传播学座谈会后相继问世的颇有影响的译著。其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一批研究人员与研究生作为学术群体，在推介传播学方面作用显著，如徐耀魁、明安香、袁路阳等。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国人的传播学著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传播学（简介）》（1983）、居延安的《信息·沟通·传播》（1986）、戴元光、邵培仁和龚炜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1988）、段连城的《对外传播学初探》（1988）、吴予敏的《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1988）、陈崇山等《中国传播效果透视》（1989）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新闻学者还兼顾了传播批判学派。在传播学早期引介中，批判学派不仅没有缺席，甚至对赫伯特·席勒思想的介绍非但时间早，而且篇幅也超过施拉姆。诸多批判理论的译介，也与国外基本保持同步，如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出版同年就摘译到中国。1986年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研究生王志兴提交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则是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首次发声。翌年，郭庆光又在《新闻学论集》上比较深入地论及批判学派及其理论。[27]但由于当时过于依赖施拉姆对传播学的阐释，加之缺乏相关的西学背景，对功能主义的传播学及其“保守的”意识形态又缺乏反思，这一时期并没有充分重视传播学批判学派及其传播理论。[28]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访美国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所长安岗等推动下，公共关系、广告传播、舆论研究等传播学分支学科也开始起步。
尽管传播学的引入对于新闻学界来说总体上是一次思想解放，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对欧美学术的长期隔绝，缺乏相应的知识结构，加之对传播理论产生的历史语境缺乏深入认识，导致这一时期对西方传播学的理解往往雾里看花，比较粗糙，并表现为两种类型的误读。一是一厢情愿地将西方传播理论当成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定理，而忽略其特定的社会政治与文化历史语境，包括冷战社会科学的背景（施拉姆的一系列研究都具有鲜明的冷战色彩，如《报刊的四种理论》[29]）。二是以“我注六经”的方式对西方传播理论任意解读，忽略理论背后的学术规范与方法。
二 第二个阶段
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传播学一度陷入低潮与沉寂，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后，才再次活跃起来。如果说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黄山）是第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那么1993年的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厦门）就是第二阶段的里程碑。单从学科与专业建设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发展针对的是前一次存在的两个突出问题，一是将传播理论放回西方社会科学的语境细读，二是规范传播研究及其方法。
第一阶段虽然翻译了一些西方传播学著作，但绝大部分有影响的作品都是教材，内容较为滞后，加之教材缺乏问题意识、省略理论的论证过程等缺陷，从而阻碍中国传播学界深入理解传播学。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翻译高潮，即针对这一缺陷。1997年在杭州第五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期间，黄旦、潘忠党等商议系统引进传播学经典名著，全面展示学科的畛域与视野，由此形成华夏出版社的《传播·文化·社会译丛》。大约同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与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等，也包括一系列传播学名家名作与前沿成果。新华出版社在国内外学者推荐下，2004年开始出版的《西方新闻传播学经典文库》和此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国外经典教材系列》《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以及清华大学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相继付梓的传播学译丛，均使传播学界一举摆脱早年觅书难得的尴尬，而进入望书兴叹的局面。其间，何道宽在译介传播学经典理论方面用力甚勤，译著颇丰。
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西方传播学的认知也日益深化、细化，日益具备将其放在更大的社会科学语境下把握的能力，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专著包括：尹韵公《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1990）、张隆栋等《大众传播学总论》（1993）、陈力丹《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1993）、李彬《传播学引论》（1993）、龚文庠《说服学——攻心的学问》（1994）、张国良《传播学原理》（1995）、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1995）、胡正荣《传播学总论》（1996）、段京肃《基础传播学》（1996）、孙旭培主编《华夏传播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传播》（199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1999）、吴文虎《传播学概论》（2000）、刘建明《舆论传播》（2001）、崔保国《信息社会的理论与模式》（2001）、张咏华《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2002）、卜卫《大众媒介对儿童的影响》（2002）、王怡红《人与人的相遇：人际传播论》（2003）、李彬《符号透视：传播内容的本体诠释》（2003）、陈卫星《传播的观念》（2004）、黄旦《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2005）等。此外，潘忠党对新闻专业主义[30]、陈卫星对欧洲传播研究[31]的推介也颇受关注。
以往传统的新闻学研究主要采用人文诠释方法，虽然不乏真知灼见，但往往难以检验其有效性和适用范围，对成果的质量评估也缺乏统一标准。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试图通过规范研究和写作程序，以克服上述问题。虽然“科学的”社会研究方法也面临争议，且有适用条件，但无疑有助于弥补传统理论研究的一些空疏。在传播学引进初期，由于新闻学者大多具有人文学科背景，传播学背后的社会科学方法并未引起普遍重视。即使少数研究者突破时代局限，涉足其中，也常常由于缺乏系统训练而未能掌握要领。其中值得一提的有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陈崇山，使用调查法研究了北京地区的读者、听众和观众[32]，1983年祝建华对上海郊区农村的传播网络进行了抽样调查[33]，1986年中国人民大学甘惜分创建舆论研究所，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的一些有影响的民意测验。[34]不过，这些研究大多属于描述性受众研究和调查，未在理论上展开深入探索。在20世纪90年代媒介市场化过程中，这种描述性甚至功利化的受众调查得到进一步强化。另外，20世纪80年代，关于方法的讨论也开始出现，如祝建华在1985年至1986年《新闻大学》上发表系列文章介绍传播研究方法[35]，王志兴和郭健针对传播学的方法意义和局限展开争论[36]。但总的看来，关于研究方法以及规范的认识与实践当时还不够系统深入，方法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还显得比较割裂，有关论述也大多限于经验主义的量化传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国际交往的增多，研究方法的不足与研究不规范问题日益引起重视。卜卫在《国际新闻界》上撰写定量研究方法的系列论文[37]，就是一例。另外，20世纪80年代出国深造的学者开始反哺国内传播研究，将海外研究经验传授给国内学者。2004年暑期浙江大学开办“国际前沿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高级研修班，2005年复旦大学开设“中外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与方法暑期学校”，其他高校也纷纷开设类似暑期班。在这些暑期班上，祝建华、潘忠党、李金铨、赵月枝等海外学者传授传播研究的规范与方法，影响了一批传播学者。复旦大学张国良带领博士生做的验证议程设置、知沟、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系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卜卫及其博士生做的有关农民工文化生活等研究，则是将传播理论与研究方法、西方经验与中国问题相结合的典型。
第二阶段推进了传播研究的学科化、规范化、体制化，1997年国务院学位办将传播学提升为一级学科就是突出标志。另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产业、技术等强力作用，传播学在落入西方中心主义窠臼时，也显现城市中心主义、媒介中心主义等趋势。这也是第二阶段的突出问题。
三 第三个阶段
严格说来，第三个阶段所涉及的学术自觉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萌发，而且不绝如缕[38]，当然与2008年纪念中国传播学30周年之后的局面和境界不可同日而语。
如果说在国人尚不知传播学时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还是一种理想愿景，那么经过30年的引进、吸收和消化，中国传播研究已经具备“批判吸收，自主创新”的充足条件。首先，经过前两个阶段，中国对于西方20世纪以来的传播理论与研究已有深入了解，译介工作进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新生代学者基本可以阅读原著，像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译本甫一问世洛阳纸贵的情况不复存在，那种如饥似渴的学习阶段告一段落（西方学界同样感叹杰出的传播理论不复再现）。接下来摆在中国研究者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针对鲜活的社会历史与传播经验，有机吸纳和结合外来理论的科学因素，进而创造性地开创中国理论与流派。其次，随着国内外人员频繁交流，中国学者对于西方传播理论的神秘感已经逐渐消失，开始注意到其中固有缺陷以及同中国经验的一些天然隔阂。再次，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兴起，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也增加了人们对西方理论“普世性”的质疑。在这一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的潮流中，李金铨《传播研究的典范与认同》（2014）、李彬《重思中国传播学》（2015）等，都提出类似的反思与自省。最后，随着国力增强，打破西方霸权，争取话语权，提高国际影响力等政治诉求，也影响到与社会政治息息相关的新闻传播学科，不过“走自己的路”这一目标与盲目追求国际期刊（实即欧美期刊，甚至主要是美国期刊）发表的量化管理措施，又在中国高校与科研机构中悖论似地共存。
目前，我们还处在第三个阶段中，自立自觉的目标任重道远，学术理想也有待实践检验。不过从一些迹象中，可以看到这一潮流的日渐涌动。其一，是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系统反思。前两个阶段，中国学者大多将西方的传播理论当成学习和诠释的偶像，而这一阶段，随着对西方学术的深入了解，人们更倾向于将其当成史料，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西方理论与政经权力、社会思潮、意识形态、技术迷思等相互作用。这种研究进路有助于打破对西方理论的迷信，以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中国研究中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并通过这种更加全面深入的解读，将传播学真正转换成自己的思想，代表性成果有：周葆华《效果研究：人类传受观念与行为的变迁》（2008）、陈嬿如《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2010）、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2010）、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2011）、王维佳《作为劳动的传播：中国新闻记者劳动状况研究》（2011）、曹书乐《批判与重构：英国媒体与传播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学术传统》（2012）、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2012）、邱林川《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2013）和刘海龙《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与记忆》（2015）等。
其二，学术自觉的潮流推进本土化研究。在香港中文大学、复旦大学组织的两次专题研讨会基础上形成的论文集，即《华人传播想象》（2012）和《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2013），使西方理论与中国研究的讨论达到新高度。赵月枝在2015年的学术访谈《重构中国传播学》中，又对“乡土中国”以及“乡土传播”在中国传播学中的核心地位给予阐发[39]。这方面引人注目的还有大量针对实际问题以及分门别类的探讨，如媒介批评、政治传播、国际传播、广告传播、公关传播、网络传播、危机传播、跨文化传播、健康传播……在市场经济和传播科技的热潮推涌下，媒介经济和新媒体更成为两大“热点”。上述领域固然时见泛泛之论或一些“应景之作”，但也不乏高水平学术成果：如王君超的博士论文《媒介批评——起源·标准·方法》（2001）、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2002）、张昆的博士论文《大众媒介的政治社会化功能》（2003）、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2005）、唐海江的博士论文《清末政论报刊与民众动员：一种政治文化的视角》（2007）、吴飞《火塘·教堂·电视：一个少数民族社区的社会传播网络研究》（2008）、吕宇翔的博士论文《互联网信息传播制度建构》（2012）、曾繁旭《表达的力量：当中国公益组织遇上媒体》（2012）、史安斌《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理论·机制·实务》（2014）等。
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自觉之路经过上述一波三折的三个阶段，如今传播学在中国俨然成为一门显学，学科进入一种常态化局面，其间主要标志有三。一，1997年传播学纳入学科目录，作为一级学科与新闻学并列，以此为契机，新世纪以来博士点、博士生导师以及博士学位论文迅猛增长。二，学会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传播学研究分会”（2002）、“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2002）、“中国新闻史学会新闻传播思想史研究会”（2013），学刊如《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以及《新闻与传播评论》《全球传媒评论》《北大新闻与传播评论》《中国新闻传播评论》《中国传媒报告》《传播与社会学刊》等辑刊，均为传播学科与研究提供了学术平台。三，学术研究鼎足而三，日趋完善：一为基础研究，如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2011）、李彬《传播学引论（第三版）》（2013）；二为应用研究，如丁俊杰《现代广告通论（第三版）》（2013）、胡百精《中国公共关系史》（2014）；三为分支研究或专题研究，如刘海龙《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2013）、丁未《流动的家园：“攸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2014）、李红涛和黄顺铭《记忆的纹理：媒介、创伤与南京大屠杀》（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