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70年来中国传播学发展中的焦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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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视1949年以来中国传播研究的风雨历程，可以发现若干时隐时现的焦点问题与现代中国的国运民瘼一路相伴，值得特别关注与专门讨论。
一 主客方变动中的理论旅行
萨义德提出的“理论旅行”[40]概念，为理解传播学的西学东渐提供了一个视角。但萨义德理论中的前提条件比较简单：理论旅行的主客双方均保持稳定，理论本身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有“旅行”这个变量因素产生的效应。事实上，传播学在中国的理论旅行也为传播学有关理论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现实范本，诸如话语权力、文化资本、文化霸权等。也就是说，传播学的引入更是一个文化政治问题，而非纯粹的学科发展与单向度的学术积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学者群体（人生史）、教学科研体制、社会文化思潮，甚至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经济变革背景等，都应成为解读中国传播学发展变革的核心参考理据。
反观20世纪中国传播学的两次引进，理论旅行确实复杂得多。首先，在前后两次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美国的传播研究发生了范式革命：由芝加哥学派转向哥伦比亚学派；由自发形成的十字路口变成道路俨然、各行其道的立交桥。其次，理论接受方也经历了旧中国向新中国的巨变，第一次引进中孕育传播研究的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领域在第二次引进时退居边缘，新闻学后来居上。最后，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研究目的，为此也都发生根本变化，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之争就反映了这一演变状况。其实，除了传播学影响新闻学，新闻学对传播学的影响也显而易见。一方面，“传播学”这个概念也是为同“新闻学”对应而发明的。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传播研究主要在新闻院系下引进和进行，因此大众传播理论一直成为重点，而其他领域要么缺乏关注如人际传播，要么交给其他学科耕耘，如跨文化研究以外语专业为主。今天，这种认知框架又遇到新媒体的挑战，固守新闻的大众传播传统，缺乏对其他传播领域以及相关学科的关注，那么传播研究不仅势必受到制约，而且有可能被其他学科分割蚕食。
二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或者说中国化问题[41]，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一直是中国传播学界（包括港澳台学界）的热门话题。几乎所有主要学者都参与过讨论。在何为本土化、如何本土化的问题上，迄今为止大致形成三类提问方式。
其一，首先承认这一问题的正当性，可以称之为肯定派。这一派认为，传播研究的本土化理所当然，关键在于如何做。建构中国化的传播理论，不是制造一个与西方对立的东西，而是在遵守西方理论建构标准的前提下，从中国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语境出发，“入乎霸权，出乎霸权”，凡是具有主体性的“好的”研究都是本土化的研究。[42]至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肯定派内部又形成不同方案。
方案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提炼理论“胚胎”，用现代的社会科学方法建构和检验，东西融合，提出普遍性理论。[43]方案二与之相反，认为本土化的任务在于解释中国的特殊现象，而不是用中国的理论资源建构普遍理论。因此，应从本土实情出发，广泛搜索国际学术的知识库，从中严格选择相关且具有操作性的概念、命题或框架，建构起能解释中国的整合性理论。[44]方案三，是采用现象学方法，参照中国具体的实践场域，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再按照社会科学的研究规则逐步抽象化、理论化，提出与西方对话的本土理论，弥补单一的美国传播研究及其视角。[45]方案四，不承认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所有知识都是地方性的。因此，本土化的要旨是从地方性的经验和语境出发，通过诠释学的方法，建构和解释属于本土的独特的研究问题和理论，并将本土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呈现出来，参与同其他地方性理论的对话。[46]
其二，认为传播研究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或无意义的问题，可以称之为取消派。其基本观点是，本土化的提法本身带有划清界限或排外的民族主义情绪。其中包括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传播学是科学，没有必要区分哪个地区，在全球化背景下，本土的就是世界的，很难区分何为本土，何为外来。[47]另一种看法认为，本土化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经验对立起来，对二者均作了教条主义的解读。[48]
其三，将本土化视为一种社会现象，更关注背后的发生机制以及不同本土化话语的正当性，可以称之为知识社会学视角。在这一派看来，传播学本土化是一个自然发生而非人为规划的过程，由此探究外来观念与接受者的互动与协商。在这一提问方式中，本土化成为多个标准与研究范式相互竞争的结果。
无论如何看待本土化，都无法回避一个“怎么办”的问题。因为，同国外传播研究相比，甚至同国内其他学科相比，中国传播学均难摆脱相形见绌之感。即使将本土化或中国化问题当作伪问题而取消，还是无法回避实际行动中的路径选择。虽然存在分歧，如今各方的基本共识是不再认同“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路径，而要求研究者具有主体意识、自觉意识、创新意识。如果沿用理论旅行的主客互动视角观察本土化问题，将它作为一个“实然”而非“应然”的东西，那么会发现中国的传播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西方理论的被动接收者，而是积极从自己的需求出发，自觉不自觉地改造西方理论的过程。由此看来，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本土化，而在于何种本土化。
三 去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传播学两大流派——以施拉姆为代表的、貌似去政治化的“心理动力模式”（经验学派）和以斯迈思为代表的旗帜鲜明讲政治的“社会文化模式”（批判学派），不仅同时在场，而且同样突出。但在前两个阶段，中国传播学界对传播研究的目标与方向却一步步形成一边倒之势，而这一趋势也是以马克思主义道统的批判学派一步步被抑制、被弱化为前提的。随着中国改革的深入，社会矛盾的加剧，多元而驳杂的政治思潮此起彼伏，加之西方批判性学术思想的影响，新世纪以来再政治化成为传播研究日趋明确的学术取向。
考察历史，我们发现传播学界20世纪70年代末便已大批量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以《国际新闻界》为首，翻译了一系列欧美传播政治经济学和文化研究的论文，包括赫伯特·席勒的《思想管理者》（全书连载）、巴格迪肯的《媒体垄断》（多章摘译）、赫伯特·甘斯的《什么在决定新闻》（部分章节）等。即使在介绍性文章中，批判学派也同样占据突出位置。如伦敦传播与文化中心主任罗伯特·怀特的《大众传播与文化：向一个新模式过渡》一文，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做了清晰梳理，介绍了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和詹姆斯·凯瑞等人的主要理论。[49]1985年5月12日至21日，英国莱斯特大学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时任国际传播协会主席的詹姆斯·哈洛伦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通过三次学术报告系统介绍了批判学派，批判了美国的行政管理研究。只是这个时期对于新马克思主义以及批判学派的认识还比较浅显，也比较功利，更无学者将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传播思想用于分析中国传播实践。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媒体的市场化改革与资本化运营，引发一系列传媒宏观结构、管理方式、理念和内容上的巨变。与此同时，诞生于硅谷和华尔街的新媒体，更进一步加强了国际资本对媒体的垄断控制。于是，围绕着国家和市场的角色以及其他相关政治问题，中国传播学界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共识逐渐消解，以科学主义逃避政治的手段不再奏效，政治又重新回到传播研究之中。
新一波传播批判研究，也受到人文社会学科潮流的推动。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众文化勃兴，法兰克福学派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日益显著，文艺理论界纷纷涉足文化与传播问题的研究，由此拓展了传播研究的版图，如刘康的《文化·传媒·全球化》（2006）、赵勇的《大众媒介与文化变迁——中国当代媒介文化的散点透视》（2011）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同样产生重大影响，进而广泛波及当代传播研究，曹卫东翻译的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1999）与《交往行为理论》（2004），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赵斌的《依旧怀念一九六八》（1999）与《社会分析与符号解读：如何看待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大众文化》（2001），中国社会科学院程巍的博士论文《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2006），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的《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2014）等，均属别开生面的传播著述，影响广泛。此外，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以赵毅衡教授为首的符号学研究团队，在国内外学术界独树一帜，研究成果往往涉及符号与传播、文本与解读、话语与权力等。在传播研究领域，比较突出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从《传播政治经济学》（2000）开始，文森特·莫斯可、丹·席勒、詹姆斯·卡伦等西方政治经济学者的一批著作被译介到中国，尤其是丹·席勒《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2012）、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维系民主？西方政治与新闻客观性（修订版）》（2010）等著述，把西方传播研究本身和新闻专业主义置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重新政治化，更是广为人知。另外，李金铨、赵月枝、郭镇之、吕新雨等为代表的传播学者，通过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中国的媒体市场化问题，尽管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不无差异，但均摆脱经验学派的“媒介中心主义”，从更具社会历史与文化政治意味的国家、资本、权力及公共性等角度剖析媒体与社会转型，在相当程度上扭转了去政治化的学术走向。新一代传播学者如王维佳、邱林川等，又引入北美政治经济学中兴起的“劳动”观念，进一步拓展了中国传播学的理论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