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结语：反思与超越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四节结语：反思与超越,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追寻70年来中国传播学的求索历程，总结中国传播研究的利弊得失，未来的中国传播研究面临两个关乎全局的战略性命题。

其一，突破学科壁垒与知识藩篱，以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为导向，探究中国社会与传播的演化状况，以揭示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的自身规律，从而逐步确立并完善立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传播理论。借用韩少功的话说：“知识只属于实践者，只能在丰繁复杂的人民实践中不断汲取新的内涵——这是唯一有效和可靠的内涵，包括真情实感在概念中的暗流涨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献索引是必要的，却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科技知识需要大量第一手的实验作为依据，人文知识也许更需要作者的切身经验，确保言说的原生性和有效信息含量，确保这本书是作者对这个世界真实的体会，而不是来自其他人的大脑，来自其他人大脑中其他人的大脑。”[50]

不待多言，在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五千年文明历程中，包括费正清所言“伟大的中国革命”中，中国的传播实践形成了别开生面的格局，社会的信息系统呈现了独领风骚的状貌，从而留下了一整套异常丰富而纷繁复杂的思想、体制、传统，如民本意识与天下归心、政党政治与党性原则、人民主体与群众办报、舆论导向与市场取向。中国的传播研究是否具有想象力、创造力、生命力，归根结底还在于能否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对此作出自己的思想建树，将如此丰厚的专业遗产化解为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学理与学统，并在世界学界确立自己的地位与影响，为人类学术共同体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局限于、满足于国际接轨与理论旅行。余英时的如下批评，对传播学也不啻为醒世恒言：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特别是这十几年来，只要西方思想家稍有风吹草动（主要还是从美国转贩的），便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兴风作浪一番……这不是中西会通，而是随着外国调子起舞，像被人牵着线的傀儡一样，青年朋友如果不幸而入此魔道，则从此便断送了自己的学问前途。[51]

其二，在重视研究方法包括计量统计方法之际，突破研究方法拜物教的思想桎梏。一方面进一步解放思想，破解“兵马未动，方法先行”“悠悠万世，科学唯大”“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教条主义束缚。另一方面打通社会科学的各路方法，如哲学、史学、文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针对不同问题，选取不同方法。作为工具，研究方法本应结合研究对象因地制宜，旨在探究问题，揭示规律，创造新知。而一种流行说辞不仅将方法抽离于研究对象并置身于社会历史之上，而且把所谓“科学方法”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乃至于求学问道只有统计、问卷、量表才叫“科学”，否则就不科学，至少是前科学、浅科学等。相对于当年对计量统计等方法的隔膜，这也是一种形而上学，同样制约或窒息传播研究的想象力、批判力、创造力。事实上，问题千变万化，多种多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应该随机应变，各自不同。西谚说得好，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锤子，就会把一切问题看作钉子。《孙子兵法》异曲同工：“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传播研究的学术追求或可归结为：更具有文化自觉与学术自觉；更凸显历史意识与批判意识；更兼顾新闻与传播、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会通。随着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不断实现，中国传播学也当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 * *

[1] 本章根据李彬、刘海龙发表在《现代传播》2016年第1期的《20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发展历程回顾》一文修订而成。

[2] Timothy Glander，Origins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during the American Cold War：Educational Effects and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Mahwah：Lawrence Erlbaum，2000.Christopher Simpson，Science of Coercion：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Psychological Warfare，1945-196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3] Wilbur Schramm，Steven Chaffee，Everett Rogers，ed.，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cation study in America：a personal memoir，Thousand Oaks：Sage Publications，1997；[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殷晓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4] James Carey，“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Eve Munson and Catherine Warren，ed.，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14；胡翼青：《传播学科的奠定：1922—194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2年版。

[5] 关于台湾传播研究历史的详细描述，参见林丽云《台湾传播研究史：学院内的传播学知识生产》，巨流图书公司2004年版。关于香港传播研究历史的总结性文献不多且比较早，参见Joseph Man Chan，1992，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 Hong Kong：problematics，discoveries and directions.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2）。

[6] 实际上帕克曾两次来中国访问和任教。第一次是1929年9月。帕克曾在上海大学讲授了一个短期的社会科学课程，原计划去燕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做演讲，但因为生病而取消。参见Winifred Raushenbush，Robert E.Park：Biography of a Sociologist，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p.128。

[7] 刘海龙：《中国传播研究的史前史》，《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期。

[8] 参见孙本文《社会学名词汉译商榷》（原载《社会学刊》1930年第1卷第3期），《孙本文文集》第八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9] Pen Wen Baldwin Sun，China in American Press，A Study of the Basis and Trend of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toward China as Revealed in the Press.Unpublished Ph.D.dissertation，New York University，1925.

[10] 刘海龙、李晓荣：《孙本文与20世纪初的中国传播研究：一篇被忽略的传播学论文》，《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12期。

[11] 张耀翔：《民意测验》，《心理》1923年第2卷第1期；罗志儒：《“民意测验”的研究》，《心理》1923年第2卷第2期。

[12] 范红芝：《民国时期民意研究综述——基于民国期刊文献（1914—1949）的分析》，《新闻春秋》2013年第2期。

[13] Edward Bernays，Propaganda.New York：Horace Liveright，1928.

[14] 赵月枝：《传播与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15] 参见李彬《新时期：社会变迁与新闻变革札记》，《山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16] 浙江人民出版社《政治与社会译丛》第一辑总序。

[17] [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

[18] [美]威尔伯·施拉姆：《美国“大众传播学”的四个奠基人》，王泰玄记录，《国际新闻界》1982年第2期。

[19] 这是黄宗智在分析中国革命中的农村阶级斗争时所做的二重区分，参见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0—117页。

[20]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李彬：《流水前波让后波——对我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回顾和瞩望》，李彬主编：《大众传播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袁军、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内地》，段鹏、韩运荣编：《传播学在世界》，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327页。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廖圣清：《中国20年来传播研究的回顾》，《新闻大学》1998年第4期。

[21] 刘逸帆：《传播学深刻影响了中国的话语体系——专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郭庆光教授》，《中国广播》2015年第4期。

[22] 据王怡红考证，“16字方针”由时任新闻所副所长的戴邦和钱辛波在听取会议组织者张黎和徐耀魁汇报时，确定了其具体内容。戴邦在主持座谈会的发言时，使之公开化和明确化，后又经过会议认可，最终由徐耀魁写入会议综述。见王怡红《从历史到现实：“16字方针”的意义阐释》，《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23] 此书之前的余也鲁译本《媒介、信息与人》，1979年在香港海天书楼出版后就已经在大陆流传，1985年大陆展望出版社影印此书，以《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的题目在大陆正式出版。

[24] 此书为中国人民大学林珊翻译，内部交流，1989年华夏出版社正式出版。

[25] 此书2000年、2006年经郭镇之翻译，又以《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在华夏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原书的第四版和第五版。

[26] 此书第一版由祝建华和武伟翻译，2008年祝建华又翻译了本书的第二版。

[27] 郭庆光：《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新闻学论集》第11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8] 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胡翼青：《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国际新闻界》2008年第7期；李彬：《批判学派与中国》，《青年记者》2013年第1期。

[29] 这一缺陷，美国的学者也做了深刻反思与批判，见[美]约翰·C.尼罗等：《最后的权利：重议〈报刊的四种理论〉》，周翔译，汕头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0] 陆晔、潘忠党：《成名的想象——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新闻学研究》2002年第4期。

[31] 陈卫星：《西方当代传播学学术思想的回顾和展望》（上、下），《国外社会科学》1998年第1、2期。

[32] 陈崇山主编：《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

[33] 祝建华：《上海郊区农村传播网络的调查分析》，《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34] 王怡红、胡翼青：《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63页。

[35] 祝建华：《实地调查——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一》，《新闻大学》1985年第9期；祝建华：《内容分析——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二》，《新闻大学》1985年第10期；祝建华：《控制实验——传播学研究方法之三》，《新闻大学》1986年第12期。

[36]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52、65页。

[37] 王怡红、胡翼青主编：《中国传播学3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3—114页注释6，注释7。

[38] 参见上书的学术编年史部分，几乎每年都可以看到关于学术本土化的争论。

[39] 参见沙垚《重构中国传播学——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赵月枝教授专访》，《新闻记者》2015年第1期。

[40] [美]爱德华·萨义德：《世界·文本·批评家》，李自修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401页。

[41] 本土化一词本身隐含着西方普适而中国特殊之意，而任何传播理论归根结底都是本土的，即使经典的传播研究及其理论，也无不孕育于特定的本土语境与传播实践，当然好的本土理论也是好的普适理论，反之亦然。换言之，本土普适是有机统一的，就像费孝通解释其《江村经济》研究，作为个案而不失为中国农村共有“类型”或“模式”。所谓普适与本土的人为区隔，无非体现着一种权力关系或霸权关系。故而，我们更倾向于“中国化”一词。

[42] 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总第77期。

[43] 汪琪、沈清松、罗文辉：《华人传播理论：从头打造或逐步融合？》，《新闻学研究》2001年总第69期。

[44] 祝建华：《中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新闻学研究》2001年总第68期。

[45] 李金铨：《视点与沟通：中国传媒研究与西方主流学术的对话》，《新闻学研究》2003年总第77期。

[46] 黄旦：《问题的“中国”与中国的“问题”——对于中国大陆传播研究“本土化”讨论的思考》，黄旦、沈国麟编：《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47] 陈力丹：《关于传播学研究的几点意见》，《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2期；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48] 胡翼青：《传播研究本土化的迷失——对“西方理论，中国经验”二元框架的历史反思》，《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

[49] 刘海龙：《“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新闻与传播研究》2007年第4期。

[50] 韩少功：《暗示》（修订版），“附录二：索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1页。

[51] 余英时：《中国文化的重建》，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238页。

第四节 结语：反思与超越

第四节结语：反思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