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中国传播学研究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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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于1978年进入中国，而我国有关传播问题或传播现象的研究，则存在一个更长的学术发展史。“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早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被引入中国，彼时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和新闻学研究开展了大量有关传播问题的研究。[1]可以说，“传播学”是一个新近出现的学术概念，但“传播研究”则存在一条隐秘却从未间断的学术脉络，遍布于传播学的诸多学术传统中，如修辞学、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研究等。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传播学70年的发展，1978年无疑是一个标志性的分水岭。第一，1949—1978年是传播研究的酝酿与发端时期。这一时期我国虽然没有建立传播学科，真正意义上的传播理论研究也乏善可陈，但20世纪初所奠定的传播思想却在此时得以延续与发展，传播理论问题得到了学界的持续关注，可以说传播思想的“魂”并没有断裂，并且为20世纪80年代之后传播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第二，1978年至今是中国传播学建立与发展时期。从传播学理论译介，到理论发展与批判，中国传播学逐渐开启了本土化探索历程，并且形成了一系列极具前沿对话价值的理论成果。
第一节 理论译介：“传学东渐”的话语进路
诞生于20世纪初的传播学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被译介到国内。当时，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杜威、帕克访华，为中国引入了有关传播功能、公共意见等传播学理论。季达的《宣传学与新闻记者》（1932）、高觉敷的《宣传心理学》（1941）分别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战时宣传策略[2]与美国心理学界的宣传效果研究最新成果[3]。当时的国内学者将Communication译为“交通”，意为交汇、通达。显然，“传播”一词在进入中国之初，国人就赋予了其“双向沟通”而非“单向传播”的意义和功能。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正值美国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从芝加哥学派转向哥伦比亚学派的关键时期。1956年张隆栋翻译了施拉姆等人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将经过“范式革命”的美国传播学引入中国。1957年，郑北渭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群众思想交通”。[4]而香港浸会大学则将Communication译为“传理”，并在20世纪60年代设立传理系。台湾传播学界开启了一条验证美国传播理论的本土适应性道路。[5]中国人民大学则翻译了一些“批判资产阶级”的西方传播学论著片段。[6]1971年斯迈思（Dallas W.Smythe）访问大陆，他已经意识到西方传播学面临的诸多危机，因此提醒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应该为人类贡献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替代性方案。[7]
20世纪70年代后期，余也鲁为推动中国新闻传播的研究，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和台湾政治大学举办研讨会，施拉姆亲自与会，鼓励学者从历史和本土文化中精炼理论。[8]当时的香港传播学研究以美国传播学为标杆，致力于新闻自由、权力重组、现实建构等理论探索。大陆也在改革开放之际，优先译介了美国的传播学著作。施拉姆的《传学概论：传媒、信息与人》开创了大陆早期传播研究的学科想象与建构。[9]1978年，郑北渭译介的《公众传播工具概论》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引起了学界关注。同年10月，内川芳美访问复旦大学，介绍了传播学的基本情况。1982年，施拉姆访问大陆，促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首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正式拉开了美国传播学在中国的译介序幕。[10]与此同时，伴随着李少南、李金铨等香港传播学学者们对国家发展和国际传播的关注，以及台湾传播学学者们对批判理论、视觉传播、国际传播等主题的引入，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日渐频繁。
自此，国内对西方传播学著作的译介数量渐成规模。从1998年起，国内涌现出大量传播学经典译丛，描绘出一条学科建构的线路图，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传播与文化译丛”、华夏出版社的“现代传播译丛·高校经典教材译丛”和“传播·文化·社会译丛”以及商务印书馆的“文化和传播译丛”。此外，还包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媒介与文明译丛”、清华大学出版社的“新闻与传播系列教材·翻译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南京大学出版社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以及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的“国外传媒经营管理经典译丛”等。如此丰富而庞大的译介工作，不仅描绘了传播学科的理论知识图谱，[11]也勾勒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延展出健康传播、环境传播、视觉传播等不同的分支领域，同时也形成了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等不同的研究范式。
1981年，陈韵昭在《新闻大学》（第1—8期）中系统介绍了大众传播的基本概念与研究现状。[12]同时，大众传播的中层理论也在这一时期被广泛译介，如居延安介绍了有限效果理论，[13]俞旭介绍了受众理论的四种类型等，[14]此类译介工作不一而足。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的《传播学（简介）》，可以说是国内较早系统介绍西方传播理论的学术成果。[15]1984年李普曼的《舆论学》、1985年赛弗林和坦卡德的《传播学的起源、方法与应用》、1987年麦奎尔的《大众传播模式论》、1989年德弗勒和丹尼斯的《大众传播通论》等译著的出版，对大众传播理论进行了全景式的系统介绍。这些译著有效推动了中国大众传播学的学科建设。1988年，刘建明出版的《基础舆论学》。1989年，戴元光、邵培仁、龚炜合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本传播学研究著述，该书在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引进和推介上可谓意义深远。
1981年，居延安在《社会》上第一次论及“人际传播”这一命题，[16]推动了国内的人际传播译介与研究。1989年译著《交际技巧与方法：人际传播入门》对影响和支配人际关系的根源、方法和技巧进行了探讨。[17]随着米德和布鲁默的符号互动论、戈夫曼的戏剧理论、洛罗夫的社会交换论的译介，国内人际传播研究的学术视野不断扩展。[18]新世纪以来，“人际传播”的研究领域更加多元，以计算机为中介的人际传播（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CMC）相关理论纷纷进入大陆，丰富并拓展了国内网络传播研究的新视野。
除了对经典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理论译介外，诸如健康传播、环境传播、科学传播、媒介环境学等其他传播学分支学科/学派纷纷进入中国，丰富了国内传播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国际新闻界》从1979年开始，介绍了席勒、威廉斯、霍尔等批判学者的理论，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批判视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北美的媒介环境学派开始引起国人关注。[19]1991年，麦克卢汉著作《人的延伸——媒介通论》的翻译出版标志着媒介环境学派正式进入国内。[20]随后，“媒介环境学译丛”中《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语词的技术化》等著作相继出版，直接推动了国内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视野。
简言之，70年来的理论译介工作为国内传播学研究提供了比较系统的理论资源和参照坐标。学界在对传播学“系统了解”的基础上，也逐渐铺陈了一条“分析研究”“批判吸收”与“本土创新”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