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理论发展：基于七大传统的传播学理论
《新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70年》第二节 理论发展：基于七大传统的传播学理论,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传播学虽然诞生于20世纪初，但其理论生长的土壤与根源，则广泛存在于其他学术传统之中。克雷格（Robert T.Craig）于1999年发表了一篇对传播学理论系统建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文章，指出传播学的理论来自于七大传统，即修辞学传统、符号学传统、现象学传统、控制论传统、社会心理学传统、社会文化传统和批判传统。[21]李特约翰在著名的《人类传播理论》[22]中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理论大厦，而其分类依据依然是这七大传统。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传播学理论的发展状况与研究脉络，七大传统无疑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参考框架。
一 修辞学传统：从语言修辞到视觉修辞
修辞学作为一门古老的学问，是和传播较早发生关联的学术传统。著名修辞学家陈望道于1942年出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修辞学与传播学的“相遇”在这一时期拉开帷幕。不同于传播学研究的其他传统，修辞学传统一开始便携带着明显的本土倾向与内涵。相对于西方修辞学的劝服传统，中国早期传播修辞学延续了本土修辞学的遣词造句传统，更多强调媒介文本表达的实用美学问题。1958年，《新闻战线》上刊发的业务讨论中就强调了修辞手法的运用，[23]后来一直在新闻实践中予以倡导。1963年张弓的著作《现代汉语修辞学》使用大量篇幅分析《人民日报》等报刊的文体特色和修辞语言，媒介文本的修辞问题成为语言修辞研究的重要命题。20世纪80年代，新闻传播与修辞学交流日益密切，信息学、广播电视语言等都一一被纳入现代修辞学的考察范畴。[24]《新闻大学》先后刊发了一系列文章，对新闻标题的修辞规范问题进行讨论。[25]20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批判性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传入国内，修辞学成为媒介文本与现象研究的重要方法论路径。[26]修辞学与传播学在更深层意义上的结合则来自于新修辞学（New Rhetoric）的影响和推动。新修辞学视“同一”或“认同”为核心问题，认为人类的言语行为都是象征活动，因而携带着积极的修辞本质。以言语行为理论为基础的新修辞学无疑为传播交往实践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路径，其结果就是将传播修辞学的研究视域从政治领域[27]转向更为多元的社会文化领域。2000年以来随着视觉文化的发展，视觉修辞（Visual Rhetoric）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28]米歇尔、潘诺夫斯基、乔丽等人的理论著作逐渐被引入国内，[29]视觉修辞方法成为中国本土视觉实践研究的重要方法，[30]为视觉研究（Visual Studies）提供了一种新的学术范式。[31]
二 符号学传统：主体间传播关系的符号阐释
符号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西方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80年代被译介进入中国，由此催生了传播符号学的生成与发展。[32]1980年，李幼蒸发表的《结构主义与电影美学》可以看作我国符号学与大众传播问题结合的起点。[33]20世纪90年代赵宪章等学者系统整理和发展了西方形式美学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传播问题研究。[34]1996年陈力丹倡导应将符号学视为传播学的基础理论之一。[35]赵毅衡指出，“在一个学科中，符号学是不言而喻的方法论，这个学科就是传媒学与传播研究”。[36]与以索绪尔为代表的欧洲符号学不同，源自美国的现代符号学更加强调实践性，认为符号的意义活动充满了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不仅讨论表意批判而且讨论解释”。[37]因此，符号学的皮尔斯传统极大地影响了传播学的理论发展。李彬首次从符号学的角度对传播内容的本体内涵进行系统阐释。[38]隋岩以传播文本为主体研究对象，理论上主要揭示了含指向、元语言机制、普遍化机制等符号学理论问题，实践上则主要探讨中国历史语境中鸦片、缠足、东亚病夫等文化符号的传播机制及其符号意义内涵。[39]符号互动论可以视为传播现象研究的理论基石之一，从个体意识到社会共同体的构建无不依赖于这一理论路径。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社会交流的符号形式与传播机制发生了巨大变化，“虚拟世界”生成的符号机制提供了一个理解“网络社会”的崭新理论视角。[40]如同半个世纪前结构主义符号学通过批判意识确立了自身合法性一样，当前的符号学在回应日益复杂的传播机制问题时也面临着方法论的更新问题。[41]
三 现象学传统：价值性与主体性的再发现
自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于1900年面世以来，现象学完成了从一个哲学构想到学派研究纲领的飞跃，它将意向性、还原、直观与先天作为基本原理，同时也将阐释（interpretation）推向了核心概念位置。[42]1960年现象学通过哲学被引入中国，[43]张世英在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评析时强调了“绝对理念”的社会化过程，即传播对概念普遍性的完成具有关键的作用。[44]20世纪80—90年代，我国学者逐步注意到了现象学方法论与传播问题的结合。[45]倪梁康对于图像意识的现象学考察可被视为对传播问题的再发现。[46]现象学的基础理论将主体体验视为赋予意义的过程，这一点是实证主义研究较为忽略的方面，可以与传统的传播学研究方法形成优势互补。[47]本质上，现象学传统的引入是基于当前传播现象下蕴含的复杂的价值性与主体性的再发现。[48]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意识和思考逻辑可以被重新激活，这为传播学理论的本土化与再创新提供了可能。现象学方法论还增强了传播学当前在新技术运用领域的解释力度，技术现象学即是在“人—技术—世界”的框架之下展开的有关技术对社会影响的研究。[49]受这一传统影响的常人方法学倡导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情境中发现传播关系，在当前传播学研究走向日常生活和微观实践之际，这一方法也被广泛地应用于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传播行为与实践研究。[50]
四 控制论传统：技术逻辑下的传授关系思考
控制论传统的主要思想来源于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三大传播学经典理论，作为影响了美国传播学主流范式的重要学术传统，控制论传统将传播过程看作是一个各种条件变量组合而成的系统。作为较早影响到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思想体系，控制论在很长时间内主导了我国的传播学研究。20世纪50年代，当时的“新兴技术”广播电视原理与传播研究便是在这一范式下进行的。[51]20世纪60年代，当信息被确立为一种客观存在，控制论为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方法论。[52]20世纪80年代施拉姆访华之后，控制论及相关理论迅速影响了我国的传播学界，新闻制度、政策与管理、受众与传播效果等一系列传播学的宏观、中观和微观领域都受到控制论思想的影响。受众调查法、内容分析法和控制实验法正是在这一传统的影响下常用的三种研究范式。祝建华于1985—1986年在《新闻大学》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系统引介了这三种研究范式。[53]与其他学术传统不同的是，控制论注重以实践的视角审视传播问题，通过认知、行为和态度等来解决复杂的传播问题。受控制论影响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主要围绕经验主义的范式展开，主要关注较为具体的社会问题，如媒介事件与传播效果、媒介使用与认同建构、[54]公众参与与媒介赋权[55]等。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传播技术的交互作用被颠覆性地更新，传统媒体日渐式微，迫使人们重新审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社会网络理论逐渐在传播相关的社会问题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56]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传播领域的运用，控制论作为主流传播学的理论预设也面临着来自技术哲学的挑战和“再出发”问题。[57]
五 社会心理学传统：心理实验研究的兴起
社会心理学传统源起于美国，经历了芝加哥学派开创的美国本土社会心理学向科学主义实验心理学过渡的过程。传播学的受众心理研究、传播效果研究受到早期社会心理学传统的深刻影响。而在我国，基于宣传实践的心理研究更早产生，“思想工作”“思想教育”“思想改造”等长期在我国的大众传播领域中居主流地位。[58]直到新闻专业主义兴起之后，受众心理研究才进入专业化路径。新闻报道如何才能符合受众的接受心理需求，1988年徐培汀编著的《新闻心理学漫谈》对这一问题给出了相关思考。[59]此后，符号互动主义理论进入传播学领域成为社会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之一。随着科学心理学的兴起，传播学的方法论问题面临新的挑战和发展。科学心理学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入我国，其最初运用于教育传播领域。[60]近年来，随着技术手段的提高和多样化，心理实验法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注这一路径，1986年，祝建华在将“控制实验法”引进国内时，就包括对受众心理的实验研究。1995年《新闻与传播研究》通过一个专栏引介了心理实验法。[61]我国大陆较早的实验研究成果可追溯到潘忠党和魏然关于传媒与价值观关系的研究。[62]传统媒体时代，我国的传播学界认为大众传媒对于普通受众具有绝对的引导优势。[63]2000年之后，随着认知心理科学实验法的普及，传播学相关研究成果迅速涌现，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用新技术手段对传播学的理论进行验证；[64]另一类是运用这一研究方法回应与传播效果有关的实际问题。科学心理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在当前的政治传播、健康传播、跨文化传播的实证研究中都有广泛的运用。由于能够通过实验设计和流程控制得到精确的测量结果，并且突破旧有的技术条件限制，科学心理学以其定量化、精确化的测量方式渐渐占据重要位置。
六 社会文化传统：传播实践运行的文化逻辑
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就是努力回应社会文化命题，探寻社会文化生成的传播。20世纪初，我国学者系统考察了亚洲各民族的习俗，并将我国东北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作为重点考察对象，发掘出大量与文化传播和媒介使用有关的内容。[65]20世纪50—60年代学界主要关注西方思想和文化在我国的传播过程问题。[66]60—70年代的讨论集中在社会主义文化领域。[67]1985年6月复旦大学召开的传播学研讨会重点讨论了“传播与文化发展”的问题，[68]由此打开了传播学研究的社会文化面向。作为现代社会标志之一的大众传媒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是我国学者较早关注的领域。[69]性别与社会文化问题是这一领域最早关注的问题之一，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新闻与传播研究》在当年组织了媒介与妇女研究专栏，通过翻译作品介绍了传播与性别议题在各国的最新成果。[70]卜卫自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媒介使用与儿童教育和儿童权利的问题，并系统性地发表和出版了研究成果。阐释学作为这一领域经典的方法论之一，肯定了理解活动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野的融合，这使得从个体体验和群体体验的角度阐释特定文化的生成机制成为可能。[71]作为芝加哥学派的代表性理论，符号互动论在传播学领域“出场”之际，参与式观察法也一并被引入传播学方法领域，并且成为传播学研究中较早确立的研究方法。此后，传播与社会文化的研究，迅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传播的“社会之维”被极大地打开了。在促进传播学本土化进程中，传播学与民族文化问题备受关注。郭建斌的《独乡电视：现代传媒与少数民族乡村日常生活》较早采用民族志方法，揭示了媒介对社会文化的深层影响。[72]当代流行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机制也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关注，以其为基础的大众文化接受效应、亚文化群体传播行为，以及新媒体对当代文化的建构作用等研究，都为传播学理论研究打开了新的维度。
七 批判传统：批判的传播理论
作为一种不同于实证学派的传播学主流范式，批判传统的传播理论主要包含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其思想资源主要来自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译丛》于1978年刊发了一组文章，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及其代表人物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73]1987年，姜克安在向国内传播学界介绍批判学派时，称其为“国际传播学界近二三十年来最引人注目的变化”。[74]但批判学派在进入我国初期时曾经遭遇过“发育不良”的危机，刘海龙称为“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其原因是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深受新闻学传统的影响，新闻框架限制了对批判学派思想真正价值的理解。[75]胡翼青在对中国的传播学研究范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时指出，批判传统的问题主要体现为理论的碎片化和工具性，理论的系统性危机限制了理论视角的进一步延伸。[76]尽管如此，批判学派在中国落地生根之后，带动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理论流派（如政治经济学派、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中国之旅”，相应地形成了一系列西方传播思想史成果——马克思主义对西方传播理论的影响研究、[77]哈贝马斯关于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思想的论述、[78]传播学古希腊渊源的批评性考察、[79]法兰克福学派经验研究的再发现[80]等等。除了西方传播思想史的梳理，中国的批判研究也涌现出一些极具本土特色的理论成果，如赵月枝从国家与社会角度对本土传播学理论进行了理论构建，[81]吕新雨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视野下对中国不同于西方情境下的公共价值进行了反思，[82]以及杨国斌对西方理论与中国本土实践结合之后的理论再发现。[83]总体上看，无论是研究范式的深层结构搭建，还是中国传播学本土化的构建与反思，批判传统的丰富理论资源都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