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批判：传播学理论反思与范式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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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引入中国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传播现象和问题，传播学经典理论以及研究范式展示了强大的解释力和影响力。然而，在漫长的学习和接受过程中，由于传播技术环境的变迁、媒介议题的推陈出新，以及中国现实土壤的独特性，这些经典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局限和不足逐渐显现出来。因此，考察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一个重要的认识路径就是理论批判，即对经典传播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批判性检视。
一 经典理论的批判
传播学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影响力的模式——按照个体参与程度不断增长来划分学科领域”，[84]即把传播分为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四个学科领域。围绕这四大传播学领域，中国学者们结合本土实践对相关理论展开了批判性的检验和反思。
大众传播早在1958年就以“群众交通思想”的译名方式被引入中国。20世纪80年代后，大众传播一词开始被广泛使用，戴元光等人在1988年的著作《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中较为全面地概述了大众传播的相关理论。[85]纵观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传播学研究，陈崇山[86]、祝建华[87]、甘惜分等人开展了大量媒介使用和民意测验等调查，但这些研究多属于描述性调查，未能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索。[88]新千年以后，研究者对传播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验证和反思。2001年张国良团队首次对议程设置理论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在中国经验中媒介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非对称性”，[89]随后又对知沟理论、培养理论、第三人效果等理论做了一系列验证研究。互联网的兴起，为大众传播带来生机和挑战，祝建华以使用与满足、创新扩散为理论视角，对网络媒体在中国人群中感知和接受因素加以探索，发现不同于传统媒体的新视角和新观点。[90]随后，学者纷纷意识到传统的行政式研究范式在理论拓展上面临诸多困境，开始结合更多元的理论视角和认识视角反思传播研究中的技术迷失、意识形态问题，如立足知识社会学维度的传播效果反思、[91]聚焦“人即讯息”观点的传播思想探索[92]等。在新媒体环境中，学者对大众传播理论研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反思，如彭兰指出当下新媒体仍具有大众传播的介质属性，并提出了“万物皆媒”的概念，打开了媒介边界、媒介融合问题反思的新视野。[93]李沁则把VR/AR、直播技术的使用总结为一种沉浸传播体验，在反思传统大众传播模式的局限后，她提出基于新的媒介环境而产生的传播模式的IC矩阵图、传播过程的IC螺旋图等，拓展了大众传播的理论视野。[94]
人际传播研究一度未能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芮必峰、王怡红等学者分别撰写了大量人际传播研究论文，系统地介绍了人际传播的内涵[95]、人际传播的关系理论和情境理论等[96]。如果说传统的人际传播主要强调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即时通讯软件、聊天室、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形态的出现，则使得媒介技术中介的人际传播成为可能，由此推动了基于网络[97]、SNS[98]、微信[99]等新兴媒介的人际传播理论检视与批判分析。当网络媒介创设了一个全新的生存语境和交流情景，传统人际传播中的自我呈现[100]、印象管理[101]、社会资本积累[102]等理论问题呈现出新的机制和趋势。随着本土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开始反思西方人际传播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由此展开了一系列批判性的文化反思。翟学伟认为，简单地套用西方理论反而会忽视中国人际传播中的重要问题。他创造地提出的“面子”理论，为我国人际传播理论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认识视角。[103]
群体传播主要关注群体间的传播动力机制与互动过程。1995年，研究者就注意到初级群体理论，并指出群体传播对人的自我认知、群体意义共享会产生多重作用。[104]群体传播研究的首要命题是对群体形态的识别和把握。研究者不仅关注社会组织层面的群体形态，也关注经由媒介实践所重构的群体形态，其结果不仅丰富了群体传播的外延，也衍生出一系列新兴的群体传播议题，如基于年节这一文化仪式的群体传播实践研究[105]。新媒体语境下，群体传播的新现象、新形式、新议题不断涌现，诸如网络传播结构中的群体认同、群体规范、群体极化等问题进一步拓展了群体传播的理论视野。[106]2015年，支庭荣和隋岩同时获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互联网群体传播的理论、特点与机制研究》，新媒体时代的群体传播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两位学者对群体传播中的“群体”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支庭荣所强调的依然是传统意义上的群体概念，更多关注现实群体或媒介群体的传播实践，而隋岩所强调的群体传播，主要关注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成为传播者”这一传播现实和趋势。基于这一理解，隋岩对第三人效果理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指出群体传播语境下的第三人效果更为显著。[107]
组织传播早在1983年就以“组际传播”之译名出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印的《传播学（简介）》的基本术语中。但在后来的十多年里，组织传播并未引起中国学者的特别关注。潘玉鹏于1994年指出，我们不仅需要组织传播，还有必要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组织传播理论与实践。[108]随后，彭凤仪从学理维度揭示了组织传播的等级传播、多级传播过程、不同传播模式。[109]如何回应当前社会的现实议题，成为组织传播研究亟待突破的研究视域。在全球化交流体系中，组织只有适应不同的文化环境，才能有效提升跨文化传播的质量与效果。[110]而在“非典”等重大事件中，政府与媒体、公众的信息传播和互动也是组织传播关注的重点。有研究者指出，政府传播是组织传播的一种极特殊形式，其传播是管理行为的延伸。[111]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探讨新媒体对组织间的传播关系重构与影响，成为组织传播理论发展的新转向。互联网时代的组织传播，正在从静态、封闭的结构模式转向了动态、开放的结构模式，“经由传播而组织”构成了组织传播的新观念。[112]而进入社交媒体时代，组织传播的重要命题是建立自媒体的媒介人社会组织，重构新媒体语境下的组织传播理论。[113]
二 研究范式的批判
范式是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学科运行所建构的一套理论基础、规范，以及学科共同体共同遵守的价值和行为规范。[114]传播学的范式分类较多，而比较权威的分类方式是波特等人于1993年提炼的三种范式：社会科学的范式（social science paradigm）、诠释性范式（interpretive paradigm）和批判范式（critical paradigm）。[115]此外，还有以学派为取向标准的分类，其中以媒介/技术为研究范式的北美媒介环境学范式得到广泛认可，被何道宽称为“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116]由此形成了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研究范式格局。
经验学派是传播学主流学派的代表性范式，这一学派诞生于美国20世纪40—60年代，深受社会学功能主义范式的影响，强调通过需求来决定传播形式和内容。功能主义范式在中国一度受到传播学者们的偏爱，但在研究过程中也出现了二元论、决定论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范式困境，黄旦给出的“药方”是从结构功能主义转向建构功能主义。[117]2012年，《新闻大学》以“超越结构功能主义”为专题，组织了八篇笔谈文章，对结构功能主义进行了检视和考察，如刘海龙以知识考古的方式解析了功能主义范式的传播学起源及其超越的可能性。[118]孙玮强调引入技术哲学或技术现象学理论视角，为超越功能主义范式的传播理论研究拓展了空间。[119]
批判学派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被引介进入中国，成为影响中国传播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研究者早期对批判学派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其自身的局限性上。比如，批判学派主要关注传播控制与权力问题而忽视了传播过程、受众和效果问题。再如，批判学派主要聚焦历史与整体的总体视角，一定程度上拒绝了传播活动中的微观现象和微观视角。[120]此外，批判学派主张改变社会思想现状和经济结构，寄希望于虚幻的乌托邦，也使得其自身的立场受到质疑。[121]面对21世纪互联网的普及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的二元对立格局被打破。中国传播研究过程中对批判学派标签化、单一化的理解方式其实是美国主流学派偏见的再现，因此不应以批判学派笼统概括这一范式的研究，从文化研究、政治经济学等具体的研究脉络出发或许才能对传播理论有更准的认知。[122]
媒介环境学派相关著作和思想的引介，为中国传播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对这一学派的反思主要聚焦于对“技术决定论”的反思，对此，林文刚认为“决定论”实质上是一套连续的系统，而不是单一的、僵硬的范畴。[123]技术在媒介环境学派中并非是历史和社会变化的唯一动因，而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胡翼青认为“技术决定论”这一概念背后有权力作用的指向，即基于政界、智库式学者的“媒介乌托邦”式愿望的“技术决定论”扭曲了其内在的真正含义。[124]对“技术决定论”的争论也可以看出媒介技术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如何重新看待媒介技术与人类的关系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