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广播学电视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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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以来，科技迅速发展，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了电子时代。广播电视吸纳着科技进步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在人类社会进步历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随着越来越多不同身份、不同学科背景的人，从不同的媒介渠道、不同的研究视角针对广播电视展开了越来越系统和深入的钻研，广播电视学应运而生。中国广播电视研究起步于20世纪20年代，从无到有、从广播到电视、从广播电视新闻学到广播电视学，随着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益丰硕，研究水准全面提升，知识体系不断完善。同时，以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正式成立为标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高等教育事业也日趋繁荣，不断取得显著的成就。据“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的不完全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4月，在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范围内，以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为代表的共222所高校开设广播电视本科专业，覆盖地区广、开设院校多。
第一节 1992年前：作为新闻学的一个分支
一 1976年之前
自1923年出现广播、1958年出现电视开始，国内对于广播和电视有了初步的认识，也是我国广播电视研究的诞生和萌芽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广播电视发展，经历了20世纪20年代初到1949年的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初期的时期。在这几十年间，广播电视研究领域的学者和业务实践领域的从业者为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发展和研究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价值。
（一）研究概况
1.广播
广播刚进入中国时，其给予人们最初的印象还停留在娱乐性的价值上，且由于平民收音机的保有量极少，因此关于广播的研究非常有限，基本只停留在对于国外广播事业的出现和发展进行现状描述的层面，更深入的关于广播的性质、传播、价值等理论的研究还尚未形成。
1928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成立，国民党统治区内开始出现民营电台，收音机的数量也开始不断增加，广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广播的研究维度初步扩展至理论、历史、作用和业务等领域。在广播的特点上，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从技术层面出发，对广播与电话、电报等进行技术原理的对比；从传播特征上，与传统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进行对比，从对比中探讨其优劣。在广播的作用上，广播的宣传、新闻报道、社会教育、信息沟通、娱乐等作用都有所涉及，但学者们比较强调的是宣传教育作用，[1]但基本只停留在感性层面，缺少理性的分析与思考。在广播的业务研究上，其节目研究、播音研究和宣传技巧的研究都有所涉及。此外，关于受众的分析也引发了人们的一些初步思考。在这个阶段，学者们对于广播的宣传技巧从不同角度出发有过一定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运用广播节目形式吸引听众，观点分别有综合运用不同的广播节目增强宣传效果、先娱乐后宣教、针对不同层次和类型的听众设置不同的广播内容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广播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逐渐成了具有一定大众化特征的传播媒介，在战争期间，战时广播在即时的新闻传播和人民的宣传鼓动方面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成了中国新闻事业中非常关键的存在。自此，广播的新闻属性正式被确立，广播的研究也被并入了新闻学的范畴之中。1940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正式开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广播事业正式诞生，在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指导下，其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喉舌。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于广播的作用和价值展开了非常系统的总结和讨论，涉及对内、对敌、国际宣传和战场联络等方向，研究不断深入。其中，1946年11月30日，周恩来在给新华社时任负责人的信中专门谈到了广播新闻的几大特点；1947年，由陈沅提出的广播的“心理作战”“播音教育”“政治宣传”的三项作用，都有较大的理论影响力。广播史论方面的成果有延安（陕北）台先后播出的《介绍XNCR》《大家都来说话——XNCR周年纪念广播》《陕北台二周年告听众》等以及《XNCR陕北阶段工作的简单总结》等文章。[2]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广播电视新闻的研究进入了新的阶段。1950年2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在新闻工作会议上对广播电台的发展给出了以发布新闻、社会教育和文化娱乐为主的方向，并要求广播的发展应“自力更生”；1952年12月、1954年11月、1955年12月，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分别召开，为广播在我国的发展不断指明道路和前进方向。20世纪60年代，广播新闻研究对广播新闻的特点、作用等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细致深入的研究，并且产生了《毛主席的〈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是怎样播送的？》《一篇珍贵的新闻稿》《根据毛主席的评论写的消息》等一些珍贵广播历史的研究成果。
2.电视
而电视研究方面，1949年之前，由于国际社会电视的发展仍处于实验阶段，国内还尚未出现电视台，因此研究还停留在课堂和实验室，主要针对其原理和技术进行基本的介绍和阐述。20世纪40年代末，包括国民党政府在内的国人开始酝酿开办自己的电视台。主要成果有1927年6月刊登在《科学》杂志的文章《电视之进步》，该文章具体描述了作者在美国观看的电视实验。1928年，孔祥鹅的文章《参观电传话影机纪实》是最早目睹电视的作者介绍电视的文章之一；1932年，在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支持下，杨简初主持进行了电视原理样机的实验并获得成功；1933年，《中国无线电》杂志连载了六篇《电视学》文章，作者赵真觉从技术角度详细介绍了电视的构造与运用。还有一批电影研究者将电影与电视进行了对比研究，得出了电视将对电影形成挑战、电视是电影的未来等预测和讨论。同时，电视的新闻属性也被逐渐挖掘出来，任白涛曾在其著作《综合新闻学》中论述了电视的发展和电视对新闻传播可能带来的影响；胡道静曾在其著作《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中预言电视新闻的时代即将到来。1946年，孟炎的文章《电视是怎样发明的？》描述了电视发明的历史和电视的技术原理，并从电视应用角度对未来电视发展进行了展望，是早期电视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之一。
1958年，中国的电视事业诞生，电视研究正式走上正轨。1959年，《广播业务》刊登了文章《从事电视广播的点滴体会》，周峰的这篇文章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刊登在正式刊物的电视研究文章。这篇文章从电视实践角度出发，针对电视传播特征、节目制作、观众接受等层面给出了实践体会性的结论，对后人的研究起到了较大的启发性。此后，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前，有关电视研究的文章约82篇，占广播电视研究总篇数的七分之一，且全部集中在1960年至1966年的7年间，以电视业务和电视文艺两类所占比例最大，分别为52%和30%。[3]而电视新闻研究方面，主要针对电视新闻的传播和作用及电视新闻制作环节进行了探讨。这个时期，电视史研究几乎是空白。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导致电视研究进入了休眠。
（二）研究特点
我国1976年之前的广播电视研究，开始涉及广播电视的技术特性、历史、属性、传播特点、功能作用和业务等方面，初步具备了一定广度，这些研究成果对于后人起到一定的启发作用，为我国广播电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个阶段，广播电视的研究还大致上处于感性认知、缺乏理性思考的层面，以工作总结为主要形式，缺乏相应的深度；由于广播的发展已臻成熟，而电视的研究尚在起步阶段，二者的研究成果对比之下呈现出严重的不平衡。研究思路上，运用到一些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战争时期形成的党报理论进行观照和审视广播传播；研究框架上，大体将广播电视纳入新闻学的框架体系中进行研究，广播电视学科意识尚未觉醒；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经验的总结和人文思辨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定量实证等研究方法尚未被应用到研究当中。[4]
（三）广播电视教育
从20世纪20年代初到1959年的这一时期可视为我国广播电视教育的奠基阶段。在1959年之前，我国并没有一个针对广播电视人才培养的系统，这方面的业务人才主要来源于广播管理机构和各广播电台所组织的培训班中培养出的采编播和技术人员。1959年北京广播学院（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正式开始招生，标志着我国广播电视教育经历了短训班、中等专科教育、高等专科教育三个阶段之后，正式步入高等本科教育阶段。“文化大革命”初期，广播学院停办；1973年恢复办学，接收工农兵学员。[5]
二 1976—1992年
1976—1992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的新时期，在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政治动荡与混乱后，社会开始进入缓慢的复苏与重建期，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也开始回到发展的正轨。
（一）研究概况
首先，人们开始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有所混淆的有关广播电视的理论问题进行梳理与澄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全面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广播电视改革也被纳入到了中国社会改革之中，成了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针对广播电视的本质、作用与功能的研究，以及在改革过程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和现象，自然成了广播电视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1980年10月，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召开，系统总结了我国广播电视事业自创办以来的历史，承前启后地为广播电视发展做出了规划和展望，对广播电视传播此后的新面貌起到了重大影响。1982年，广播电视部政策研究室成立，中央三台及其他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广播电视厅和省级台也陆续成立了相关研究机构。同时，大量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的成果被发布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中，1980年，北京广播学院进行系科调整，原新闻系重新组建为新闻系、播音系、文编系和电视系；结合广播电视教学的需要，广播电视的研究开始突破新闻学的框架体系，向广播电视的纵深领域迈出探索的步伐，最终孕育了广播电视学的雏形。[6]与此同时，传播学和信息论的引入也极大促进了广播电视的研究。自此，广播电视的研究由分散、自发和个体的研究开始向有组织、有计划的个体、群体研究相结合的方向发展。1986年10月，中国广播电视学会正式成立，这是一件在广播电视的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它既标志着我国的广播电视界对广播电视的学术研究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也标志着建设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科已经从少数人的呼吁与倡导变成了整个广播电视系统的共同意志。[7]同时，在这个历史时期，1979年《北京广播学院学报》（现更名为《现代传播》）的创刊、1982年《电视文艺》（后定名为《中国电视》）的创刊、1988年2月《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的创刊等优秀广播电视刊物的创办热潮，为广播电视的研究开辟了许多新的学术交流平台，成了汇聚众多广播电视研究者进行学术成果交流的阵地。这一阶段也是我国广播电视人才培养的发展阶段。
（二）研究特点
1.承上启下，拨乱反正
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广播发展日渐成熟，电视事业诞生后经过最初的萌芽探索阶段，也已进入发展的正轨。虽然“文化大革命”期间，广播电视的发展一度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但改革开放的到来及时拨乱反正，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为广播电视的改革带来了新鲜的活力。新的时期，广播电视学术研究开始重视对广播电视的性质、功能、作用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和探讨，广播电视的学科意识逐渐孕育，逐渐突破新闻学的传统框架，为广播电视新闻学的设立提供了基础。
2.专业研究队伍开始形成和组建
随着广播与电视事业的不断发展完善，广播与电视行业逐渐形成，随之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了广播电视的行业建设中来。广播电视的研究队伍研究机构也逐渐扩充至许多新建立的研究部门与机构和保有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研究视野和角度逐渐丰富和立体起来。
3.学科专属理论开始建立和完善
广播电视的发展步入正轨后，日益走入人们的视野和日常生活之中，其社会影响也越发明显，从而开始形成其独立的研究体系和范畴，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这样的语境下，信息论、传播学等理论开始被人们引入学科研究之中，对我国的广播电视研究产生革命性的促进作用。在信息论和传播学视阈下，许多相关理论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取得了很大的突破，得出许多崭新结论。
4.国际学术交流日益活跃
上海国际电视节、四川国际电视节等活动的推出，是我国广播电视学术交流开始活跃起来的重要标志。中外广播电视的节目交流为我国广播电视的实践打开了全新的窗口，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广播电视的进步，为广播电视的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生机，也为之后我国广播电视的进一步发展和变革奠定了重要的学理基础。
（三）代表性成果
1.《新闻广播电视学——理论与应用研究》，该书为苑子熙专著，四川省广播电视厅新闻研究所编，书中探讨了新闻广播特征、理论广播及其效果分析、录音报道与其发展趋势、记者的工作性质和道德情操、广播节目与新闻意境及提高广播电视节目的关键等重要问题。
2.《实用广播电视新闻学》，该书由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编，书中涉及了中外广播电视事业史、广播电视新闻业务及采编、节目主持人概论等内容，较全面地总结了广播电视新闻学科的知识全貌。
3.《电视新闻论集》，该书收录了作者杨伟光所撰写的33篇涉及电视性质及任务、电视传播方式及特点、电视新闻的采编等方面内容的文章。
4.《电视新闻学》，该书由黄匡宇所著，书中运用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图像符号学、心理学、接受美学等交叉的学科知识对电视新闻在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论述及探讨。该书最大的价值在于率先用语言学基础理论探讨电视新闻声画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了“声画双主体”结构理论，科学地论述了“声音”的叙述功能和“画面”的证实功能。[8]
5.《中国电视新闻学》，该书由方亢、李子先、孙孔华、蔡贤圣、车永进等著，书中结合我国电视新闻实际并借鉴西方适合中国实际的观点，对电视新闻及其地位、电视新闻原则、传统、特性、规律、表现要素及体裁、分类以及电视新闻的应用理论等进行了论述。
（四）广播电视教育
1977年起，我国的统一高考招生制度得以恢复，全国各高等院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也在逐步回到正轨，北京广播学院也恢复了正常的招生。20世纪80年代后，全国普遍开展广播电视院校的开办工作。1986年浙江广播电视专科学校（2004年起更名为浙江传媒学院）成立，设立了新闻、播音、文艺、摄录等专业；1993年，山西省创建了广播电影电视部管理干部学院作为培养各级各类管理人才的高等院校。这一时期，全国共有17个省的广电厅（局）开办了广播电视中专学校。[9]另外，除了广播电视专业院校的开办，全国许多综合院校也开始在新闻系之下开设广播电视新闻专业，这使得广播电视人才由广播电视系统自己培养的固有模式得以突破。20世纪80年代后期，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武汉大学等综合类大学中的新闻院系内先后创立了广播电视新闻专业；20世纪90年代初，南京大学、杭州大学、四川大学等院校的新闻院系下设的新闻学专业也先后开始设立广播电视方向。同时，其他一些综合性大学的中文院系或戏剧、电影类的院校也纷纷开始利用自身资源的优势开设电视类专业；一些著名工科院校也发挥自身传统的无线电专业优势，将目光瞄准广播电视行业的需求，扩大其科研领域，开始注重培养相关的专业人才。综上所述，到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多学科、多规格、多层次的广播电视教育网络已基本形成。[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