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编辑出版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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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活动是对信息进行加工、复制和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常说的编辑、印刷和出版行为。编辑出版学是研究编辑出版的学科，通过对编辑出版生产实践的学理性研究，发现编辑出版活动中的真理规律，教育以培养人才，最终指导生产实践。由于编辑出版活动本身的驳杂性，应用性、前沿性、交叉性是编辑出版学区别于其他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的主要特点。为了适应编辑出版生产中教育、专业和大众出版的主要领域划分，知识和阅读成为编辑出版学学科的两大关键词，知识关乎知识的生产、传播、传承，阅读则主要强调读者阅读内容时的精神愉悦感。顺着社会对知识与阅读的需求及其形态变化的线索，便可以管窥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编辑出版学学科何以从职业培训转变为一门独立学科，厘清其创立、壮大与变革的脉络，又是怎样在21世纪面临数字化挑战；以适应知识与阅读的变迁为原则，同时也可以回答编辑出版学应当如何完善自己的学科体系，又何以从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实现数字化的转型，从而对这一学科的存在问题与发展方向做出科学预判。
第一节 “从无到有，从有到兴，兴中有变”：编辑出版学的70年之路
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对其需求的不同，重知识、轻阅读或是重阅读、轻知识，造就了历史上每一时期的编辑活动和出版产业面貌。在学科性质上，编辑出版学研究的是编辑出版活动，作为“嫁衣的嫁衣”，它与现实生产实践直接对接，反映出强烈的目的性、当下性和本土性。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与阅读孰为重心的反复摇摆，使我国编辑出版学在适应编辑出版行业需求的前提下，从职业培训变为独立学科，再到数字出版转型，整个学科发展历程形成了阶段特征明显的三个时期。新世纪后，数字化浪潮再一次引发阅读与知识结构的嬗变，促使编辑出版学学科研究对象与方法向数字出版产业和数字化研究法调整转变。“用以为先”是我国编辑出版学遵循的基本原则，由此产生了我国编辑出版学学科“从无到有，从有到兴，兴中有变”的70年之路。
一 “嫁衣”的“嫁衣”：用以为先的编辑出版学
编辑出版学是一门与现实的生产应用直接对接的学科，先有编辑出版活动，后有编辑出版学。编辑是“以规划、设计、组织精神文化生产和以鉴别、选择、优化精神文化成果为手段，以传播、积累、发展精神文化成果为目的，而在著作者和视听者之间进行的社会文化活动”[1]，出版是“将经过加工提炼的知识信息产品，通过某种生产方式大量复制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上，并进行广泛传播的过程”，出版的基本环节包括“出版项目策划、作品的编辑加工、物质产品制作、出版物发行”[2]。所以，编辑与出版活动本身常常被称为是“为他人作嫁衣”，编辑出版学无疑是“嫁衣的嫁衣”，它的目的性在于这一学科不仅仅停留在发现真理，而是要利用真理，它的一切研究成果应当直接或是间接地指导有关编辑出版的文化活动，包括内容生产、阅读行为、制度管理等各个方面。但凡我们说到编辑出版学时，已经包含了大量的当下特征，就如同其定义一样，相比梳理诸如编辑学、出版学、发行学等概念，这一学科更加关心“现在是什么”或者“现在用什么合适”，学科的概念和分支紧随着整个国家文化生产的建设与需求。所以，我国特有的文化管理制度是我国编辑出版学的当下性所在，通过推动出版事业的发展来满足我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则成为其最终目的。正是对接文化生产产生的目的性与当下性，也使得编辑出版学成为一门强调本土、本地特色的社会科学。“用以为先”是编辑出版学这一学科遵循的基本原则。
以应用性为指向，编辑出版学这一学科门类的诞生蕴含着鲜明的目的性、当下性和本土性。我国拥有悠久的典籍编纂历史，目前学界公认的最早的编辑活动可以追溯到孔子编纂六经，古代文人素有藏书、作注的传统，版本学、校勘学、目录学、方志学等诞生于此，也是我国编辑出版学的源头。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编辑出版活动发轫于19世纪，先是西方传教士在我国设立印刷机构，利用铅活字、铜模、石印技术印刷发行出版物，而后才被民间商人和清政府采用，民国时已经广泛应用于我国自己的图书印刷发行事业。内容、市场、技术、机构是我国现代出版业形成的四大要素，具体表现为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三足鼎立，小书局和报刊团体星罗棋布的产业格局。编辑出版的实践生产活动促成了早期经验总结式研究的出现，“出版学”“编辑学”的概念就产生于这一时期。[3]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这一学科就共命运似地与我国的出版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报刊图书业的全面复兴，编辑出版学旨在为我国现代出版事业献计献策、培养人才，在这一应用导向下，最终形成了高校教育、组织机构、专业期刊三位一体的学科体系。
正是因为与书籍报刊出版事业的应用针对性，作为“嫁衣的嫁衣”，书籍报刊的策划、编辑、印刷、出版、发行应作为一个产业整体来考虑。尽管有关编辑学、出版学、图书发行学等概念的关系与归属问题仍存在争议，但是在目前国家高等教育正式专业目录中，编辑出版学是列于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在实际的编辑出版活动中，一部出版物或是一种出版模式中的每一个部分、环节都会影响最终结果的好坏，因而在研究中，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倾向于把编辑出版看作是一个整体活动来研究。
二 按需而变：中国编辑出版学草创与发展的三阶段
无论是内容、市场、技术、机构，还是其他因素，最终都是以引发知识和阅读结构的改变来推动编辑出版生产活动的进步发展，编辑出版学以应用为导向的创立、建设和延伸，也是围绕这两个关键词运转的。知识和阅读可产生变动的具体形态知识的创造、传承、传播和阅读的观感，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们的需要是不同的，往往是像天平一样向其中一边倾斜。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社会对知识和阅读重要性的左右摇摆，使编辑出版学的草创与发展的历程形成了特征鲜明的三个阶段。
（一）“1949—1978年”，编辑出版学作为一种职业培训手段期。由于旧中国的基础教育普及程度相当落后，新中国建立伊始，我国的文盲比例占到全民人口的八成，知识的传播成为绝对优先的主题，面对出版机构中极大的人才缺口，编辑出版学自然而然地以为出版社、印刷厂、书店的员工培训基本业务能力为第一要义。事实上，在民国时期，就有学校、机构专门开设出版类课程培训人才，例如上海图书学校、商务印书馆的商业补习学校、苏州美术专门学校等。[4]1951年，北京师范大学向新华书店总店职工开设了出版业务培训课程。1953年，上海印刷学校开办，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所培养中等印刷人才的学校”。1956年，中央工艺美院虽然开设了书籍装帧设计本科专业，但其职业培训色彩是显而易见的。“从1956年到1961年，先后成立的培训机构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出版专业、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和文化学院三处”。[5]彼时的编辑出版学尚不能作为一支独立的学科，充其量是一门技艺，原定“三五”计划中推进的出版教育事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也被迫中止。
（二）“1978—1998年”，编辑出版学的建立扩大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是“重拾商品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出版界发生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社长责任制、“三联一放”、畅销丛书策划等重大变革。[6]在经历十多年的精神匮乏期后，新出的图书报刊受到民众的广泛追捧，像20世纪80年代就有文学“黄金时代”的说法，一部新小说或是译作可能需要彻夜排队才能买到，于是阅读一词取代了知识成为出版行业扩大生产规模的关键词。1983年6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指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一定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充分调整和培训提高编辑队伍是当务之急。”[7]先前的散点培训已经无法胜任这一工作，在胡乔木的倡议下，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设立了编辑、印刷、发行一类的本科专业，还有诸如“河南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等单位还采取‘借窝下蛋’的方法，挂靠中文系、图书馆学系、新闻系等培养出版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8]，此后还有四川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等。面对这一冉冉升起的新兴学科，国家教委于1993年把“编辑学”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
（三）“1998年至今”，编辑出版学转型发展期。1998年，在教育部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简介》中，“编辑学”“出版管理学”“图书发行学”等专业被合并统一成“编辑出版学”，列在一级学科“新闻与传播学”之下。从这以后，“学科体系的建设开始向整合性方向发展，初步消弭了编辑出版学研究中出现的‘大出版，小编辑’与‘大编辑，小出版’之争，将以文化内容创新为特征的编辑学与以印刷复制、发行营销为特征的出版学链接起来，把二者视为同等的、互相补充、互相关联的一个统一的学科链”。[9]在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院校的表率下，整个“十五”期间，全国共产生了29个出版学方向的硕士学位授予点和七个博士学位（方向）授予点。硕博体制的建立使编辑出版学不仅仅再只是培训编辑出版人才的手段，它需要通过结构转型以满足自己作为一门学科的知识再生产循环，本身就是知识生产者的一部分。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社会各行业掀起的数字化浪潮，成为新世纪另一项推动编辑出版学转型的力量，它以阅读为关键字塑造了全新的数字出版产业，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的编辑出版学，其研究内容和方法势必发生改变。
三 数字出版产业：编辑出版学科的最大变量因素
数字出版产业的兴起改变了阅读的内容与形式，也改变了知识生产与传播的方法，促使编辑出版学学科研究对象与方法的调整转变。2018年7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7—2018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已经超过7000亿元，[10]2007年时这一数字仅为360亿元，[11]这一巨大的跨越背后是出版传媒全行业的重新洗牌。在出版业的内容、市场、技术、机构四大要素中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计算机技术的广泛使用培养了新型的数字化阅读市场，作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而非传统出版机构直接发布作品，社交网络平台用户也能够以合写、问答等方式共同创造内容，读者可以借助互联网直接购买图书或是直接阅读电子书，图书的评价者变为大众点评打分，一种内容衍生开发形成了多媒体、跨行业的产业链和分析圈，影视、游戏、网络广告占据了国民文化消费的主体，互联网巨头之间的资本博弈正在挤压传统出版社的生存空间……传统出版单位逐渐丧失内容话语权，纸媒的读者正在流失。自学科成立以来，编辑出版学的主流研究对象一直是传统纸媒行业，面对新的内容生产方式和营销发行策略，旧有研究成果中的理论和应用都开始失效，在传统出版业陷入迷茫之中，以应用性为导向的传统编辑出版学则变为“无用”之学。当下性都要求编辑出版学的研究中心需要向数字出版转移，以为数字化的文化娱乐产业建设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为目的，而本土性则要求编辑出版学不能忽视传统出版单位的转型升级问题，甚至它才是与我国国家文化命脉紧紧相连的首要问题。
因为互联网时代是消费者的时代，编辑出版学亟待建立新的针对数字出版的理论体系，此过程需要围绕“阅读”这一关键词，逐一回答“读者阅读什么”“读者怎么阅读”“读者如何获取内容”“读者如何消费”“作者是谁”，反向构建数字出版物、数字阅读行为、网络营销、数字版权、数字编辑与在线发布组成的一整套数字出版理论，而后进一步探讨传统出版社内部的组织机构调整、互联网融资与项目孵化、行业互动协作范式等更加专精化的问题。从2005年开始，数字出版确实成为编辑出版学领域的热点研究主题。但是，其中一个常见误区便是仅从生产者的角度讨论如何数字化，无法击中读者阅读“痛点”的改良如同原地打转，解决阅读问题才是一切转型的根本出路。
编辑出版活动的另一个关键词“知识”也未曾隐匿，数字化改变了知识生产、获取和传播的方式，它使包括编辑出版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面临研究方法的转型。在数字化的发源地欧美发达国家，数字技术本就是科研的产物和工具，数字化在专业出版领域的影响甚至明显大于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科研工作对知识生产、获取、传播的效率有着极强的要求，利用数字工具分析数据、在线发布成果、网络获取论文等率先在学界被广泛应用。我国的数字化兴起于大众阅读领域，它对科研本身的价值往往是被忽略的，数据库、知识服务、学术社交只被视作是专业出版领域的研究对象之一。数字化的科研，意味着利用互联网思维和计算机技术解决人力难以应对的科研环节，诸如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VR技术处理数据、演算模拟、具象呈现等增强研究成果的可信度、实证性，势必成为编辑出版学研究中越来越显著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