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编辑出版学学科生态的建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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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出版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是国家改革开放施行、百废待兴之时，高等教育与科研体制的重建与复兴成为所有学科的首要目标，以知识为关键词，编辑出版学完成了从职业培训到一门独立学科生态系统的快速发展。一门学科的生态系统一般可以包括高等教育体系、用于发布展示成果的“科研阵地”、流派分明的研究成果三块内容，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编辑出版学通过教育培养模式、研究队伍、专业期刊、定期会议、论文著作等方面的逐步积累形成，“从最初的依托于汉语言文学、图书馆学等学科，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编辑学、出版学、编辑出版史、现代出版技术、图书营销学、出版社经营管理”。[12]
一 “傍立而生”的教育培养模式
改革开放前我国已经有部分大学开设了培训印刷、装帧业务课程和专业，1983年北京印刷学院（1978年，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印刷系基础上成立）和武汉大学开设的印刷和发行专业，重点都尚未落到编辑出版活动的核心。1984年7月25日，胡乔木在写给教育部的《就试办编辑专业问题复教育部信》中倡议在高校开设编辑学专业。就在同年，新华书店总店和武汉大学依托图书馆学创办了我国第一个以培养发行人才为主的高等教育专业。翌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纷纷开设编辑学专业。因此，李频把1984年视作中国编辑出版教育阶段划分的一个重要的节点。[13]教学的主要内容是教授和研究编辑出版实践生产中的经验，总结概括其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安排编辑出版相关的工作实习。目前，至少已有70多所高校开设了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如果计入“出版发行学”“图书发行学”及相关专业，这一数目可能会超过200个。它们每年稳定向社会输送5000多名专业人才，是我国编辑出版事业重要的新生血液。
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向专精化、自足化方向发展的必要条件。早在1986年，上海、河南、陕西、四川等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已经开始招收编辑学专业的研究生，武汉大学则在1987年开始招收出版学专业的硕士。到2006年，全国招收出版学硕士研究生的高校已经超过20个。博士方面，2003年，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开始以出版发行学、出版学等专业名录招收博士生。不过，直到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才批准了出版硕士专业学位的设置方案，出版专业研究生教育方被纳入我国研究生教育体系。经过多年探索，各个高校也大多具备了适合自己特点的教学培养方案。截至目前，全国共有83所本科院校开设编辑出版专业，其中985高校有13所，并呈现出本科教育稳中有进、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出版科研持续发力等特点（参见表1）。可以说，编辑出版学业已拥有了本、硕、博三层完整的培养模式，学科知识生产的再生产循环趋于完备。
表1 985高校编辑出版学专业招生情况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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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科建立后的30多年里，编辑出版学自己的教材和教师队伍都得到了快速发展。教材的数量和水平代表了一个学科理论研究基础的指标，也是教学质量好坏的重要参照。辽宁教育出版社在20世纪90年代中叶出版了我国第一套“普通高等教育编辑出版类规划教材”（18种）。目前，罗紫初、吴培华、师曾志、易图强、蔡雯、郑士德等人主编的各类编辑学、出版学、图书发行学教材在高等院校广泛使用，张立、陈洁等还编写了数字出版学教材。与其他学科相比，编辑出版学的教师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知识，还要有出版编、印、发的实践经验，“科班”教师和行业教师并存是编辑出版学的一大特色。据称，“早在武汉大学图书发行专业创办之初，就与新华书店总店合作，采取送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培养师资队伍”。[14]肖东发说：“20年前，我们有一大批富有实践经验的编辑家、出版家，但还没有从事出版教育的专家。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现在我们有了一批从事出版教育的教授、学者。”[15]这些教师有不少还有留洋或是海外访学经历。尽管没有精确的统计，但是从那时的全国几十人，到现在几千人，编辑出版学通过独立的本、硕、博培养机制，正源源不断地壮大自己的专业师资力量。
但是，我国编辑出版学教育的挂靠问题始终困扰着这一学科的体系自建。20世纪80年代最先开设编辑出版专业的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就是挂靠在图书馆学、新闻系、中文系之下，当时招收研究生的高校也多是借着新闻、法学、文学等学科的名义。甚至在1993年，国家教委初次把“编辑学”列入“专业目录”时是放在一级学科“文学”下面的“中国语言文学类”下面。时至今日，编辑出版学仍未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列入“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去，编辑出版学博士教育中专业名称和所授予的学位经常是不统一的。“这种方式培养的大多数是针对某一特定编辑业务或出版业务的人才。很明显，这种培养模式……不利于耦合型编辑出版人才的成长，也不能满足社会对编辑出版人才综合素质的要求。”[16]一方面毕业生“偏科”严重，另一方面，编辑出版学的教师资源也容易受到其他强势学科专业的“侵吞”。因为知识和阅读是无所不包的，所以编辑出版学与任何学科都有相关，但是任何学科都难以成为其主导，正如张志强再三呼吁的：编辑出版学亟待成为一门一级学科以拥有自己多学科交融又独立的教育培养体系。[17]
二 产研互动的“科研阵地”
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需要自己的“科研阵地”来进行研究、发布成果、交流成果，主要由团体机构、专业期刊、学术研讨会等组成。罗紫初认为：编辑出版学学科繁荣的表现有学术团体成立、专业出版发行研究机构出现、出版研究刊物涌现、学术会议召开四点。[18]我国编辑出版学“科研阵地”，其建立与高校教育的小高潮几乎是同期的，都是在学科发展的第二阶段，表现出一种产研互动的特点。
编辑出版学自己的专业期刊不仅仅是研究论文发表的平台，它们也让这些研究成果得以纳入国家统一规划的学科评价体系之中。在20世纪80年代的十年里，先后创办的编辑出版学专业期刊有北京的《出版发行研究》（1985）、《出版工作》（1987年公开发行，后改为《中国出版》（1991）、《科技与出版》（1982）、《编辑学报》（1989）、《编辑学刊》（1984）、《编辑之友》（1985）等。其他诸如《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0）、《出版科学》（1993）、《现代出版》（1994）、《出版广角》（1995）等期刊也都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上叶。据统计，在目前《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5300多种学术期刊里，出版类相关的有32科；而在《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总览》评选出的1800种中文核心期刊中，出版类的占到了10种。[19]可以说，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在最初的十多年的时间里已经创办发行了这一学科领域最主要的核心期刊。
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机构是编辑出版学研究的先锋力量。其中最重要的是1985年成立的专门研究出版发行理论和应用的学术机构中国出版发行研究所，1989年更名为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2010年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二度更名为现在的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除了作为智库对国内外出版业历史、现状和趋势进行研究、献计献策，每年都会定期发布官方产业报告，它还负责组织、承办大型的行业活动、学术会议，牵头制定出版行业标准规范。各大高校依托教育资源、大学出版社、大学图书馆等成立了自己的编辑出版研究机构，例如北京大学现代出版研究所、南京大学出版研究所、武汉大学出版研究所等。一些出版行业协会、出版社、出版集团自己设有用于学术研究的分支机构、部门。另外像北京开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样的民营企业也是编辑出版学“科学共同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以国有、事业性质单位为主。[20]
编辑出版学的学术会议是推动学科成熟的重要因素，教学师资、研究机构、产业人士可以在同一平台分享、讨论最新的研究成果和产业动态，主要起着产学研信息交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编辑出版专业开始招生之时，大型的学术会议已经陆续举办。例如，1987年时，全国编辑、出版、新闻、教育、史志工作者在郑州召开了研讨普通编辑学的大会；1988年原新闻出版总署同教育部于武汉召开了全国高校编辑学专业负责人联席会议，商讨编辑学教育发展问题。基于我国出版单位长期的事业性质，国内较为权威的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机构是大型学术会议召开的主要主办者或是承办者。1992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全国性群众学术团体中国编辑学会正式成立，学会每年都会召开一次编辑学学术年会和编辑学理论研讨会，并将研讨中产生的优秀论文出版成年刊《中国编辑研究》。新世纪则有新闻出版业互联网大会、数字出版博览会等。
编辑出版学“科研阵地”的关键词是“知识”，目的是为了推动知识的生产、分享与应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和数字化浪潮的发生，民营资本正在影响“科研阵地”的布局。在数字出版庞大阅读市场催生下，艾瑞、智研、中商产业研究院等信息资讯分析公司，以及腾讯、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旗下的研究机构，它们发布的数据报告往往成为编辑出版学科研的重要依据。同时，越来越多的数字出版企业开始自办大型学术会议，比较重要的有咪咕数媒举办的中国数字阅读大会，到2019年已是第五届。
三 学科交叉的研究成果
对于学科而言，知识实现高效有序生产与传播的结果是科研成果的大量产出，编辑出版学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职业培训转向一门专业性研究学科的根本标志是著作、论文、报告等科研成果的积累。这些研究成果主要面向基础理论、实务研究、出版史、数字出版等方面，涉及图书馆学、中国文学、营销学、历史学、情报与文献学等众多相关学科，其学科交叉的特色显著。
基础理论研究是对编辑出版活动的根本属性和基本原理进行解释的研究，主要回答编辑出版概念内涵、编辑出版活动的实用功能、研究对象的界定、编辑出版学学科性质及与其他学科关系的理解等问题。[21]教材和专著是这一研究方向的支柱，例如叶再生的《编辑出版学概论》、邵益文的《普通编辑学》、罗紫初的《出版学原理》、向新阳的《编辑学概论》、张志强的《现代出版学》等；论文有宋原放的《关于出版学的对象与任务》、阙道隆的《出版学的几个重要范畴》、张立的《关于出版学理论体系的构想》、于洪飞和朱四光的《出版科学体系和基本原理的研究》、王振铎的《编辑学：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李新祥的《试论出版学的学科体系》等较为出彩。罗紫初认为，我国编辑出版学理论研究主要经历了从定义、对象、性质、内容的归纳与阐释到学科体系探讨及分支学科构建的过程，使整个编辑出版学学科体系的基础得以奠定。[22]
实务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出版编辑策划、营销发行、组织制度等，有相对明确的方向性和期刊平台。比如《编辑之友》《编辑学报》《中国编辑》就会较多发表一些编辑工作经验和规律总结性质的论文，《出版发行研究》《中国出版》《出版广角》则更多有关图书营销发行、组织制度相关的论文。“转企改制”是我国出版行业新世纪的一个重要战略调整，于是也成为研究的重点，不少研究者研究发表了论文以回答出版社如何进行集团化建设、快速融资、对接市场等关键问题，例如柳斌杰的《中国出版业的重构与展望》、尚邵湘的《新闻出版业改革及面临的问题》、吴培华的《大学出版社在转制新课题面前的再思考》等。从成果数量来看，实务研究的论文是编辑出版学领域所有研究方向中数量最多的，也符合学科极强的应用针对性这一特点，它总与当下出版产业的实际问题息息相关。
“以史为镜”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惯有特点，编辑出版史研究同样是本学科中的“常青藤”。编辑出版史的论文相对集中于《中国出版史研究》《出版史料》。专著方面以肖东发、万安伦、吴永贵、李明杰等人的《中外出版史》《中国出版史》《民国出版史》等较为经典，其他还有《唐代出版史》、《宋代出版史》、《浙江出版史》等专题研究的著作出版。以改革开放30周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为契机，也产生了《新中国中央级出版社60年变迁纪实》《新中国出版60年回顾》《中国新闻出版业改革开放30年》等一批专著。编辑出版史学研究的重点一般是出版制度，不过近年来，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章锡琛等近现代出版家研究又成一热点，诸如《中国近代十大出版家》“中国出版家丛书”纷纷问世。
数字出版无疑是新世纪以来编辑出版学研究的高频主题关键词，对于出版产业和学术圈都是全新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在回答数字出版的基本原理和内涵界定、传统出版单位如何转型、新兴数字出版商如何生产、政府部门如何管理这四个问题，实质上是与学科自身、出版产业、管理者的对话。基于这种探索性，数字出版研究成果多论文与报告，专著和教材有所产出但总量较少，又同样可以包含基础理论、实务研究、法律制度等细分方向。张立的《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及对策分析》、徐丽芳的《数字出版：概念与形态》、刘灿姣和黄立雄的《论数字出版产业链的整合》、陈洁的《数字出版赢利模式研究报告》、陈超英的《传统出版社向数字出版跨越的三条路径》、匡文波的《网络出版》、孙玉玲的《大数据时代数字出版产业的发展趋势》等都是这一方向比较典型的论文成果，研究思路通常是：用一种新的技术视野或是理论，从编辑出版的定义内涵出发，重新阐释分析编辑出版实务工作的数字化转型。
另外还有版权保护制度、中国出版“走出去”、出版文化等研究方向也颇有成绩，然而国际视野、交叉学科、实证调研是目前编辑出版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或者说也是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第一，数字出版兴起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后传入我国，因此它们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产品创新都是我国的借鉴对象，但是这方面的优秀成果依然不足，尤其是专题性质的他国出版史著作几乎没有。国内大型的编辑出版学国际研讨会寥寥可数。这与编辑出版学的兄弟学科传播学、新闻学相比差距明显。第二，由于学科独立化固有的一些模式，编辑出版学研究同样存在过于抽象化、为理论而理论的情况，结果是研究与应用的脱节，导致学术圈的自我封闭，当前诸如“传统出版数字化思考”“融合出版研究”“出版制度创新”这样具体对象和问题不明的研究不在少数。表现在就业上便是编辑出版学“科班出身”的毕业生反而没有专业优势。编辑出版学作为应用学科本就有着学科交叉性，学科交叉的意义在于现实问题的针对性，数字出版更加讲究以多学科融合的研究方法解决出版实践中的具体问题，例如网络文学出版、区块链版权保护技术、数据库知识服务等。第三，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学科建立之初是归在一级学科“文学”之下，很多高校的编辑出版学专业也的确就挂靠在中文系，因此我国的编辑出版学研究带有很强的文学批评色彩，传播学、社会学的实证调研显得相对欠缺。但是，编辑出版学的应用性导向使之十分需要对产业、市场、消费的调研统计、数据模拟，尤其数字出版的海量内容信息和各种数据库、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为编辑出版学研究方式的实证主义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所以，与当前的出版产业一样，编辑出版学研究也面临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式的重新洗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