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公共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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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学科只有充分了解自身历史，才能够面向未来，实现长足发展。公共关系以立言传播为业，其发展历程深深根植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发展中，换言之，中国本土公关研究并非凭空发展而起，是脚踪在中华坚实的大地上不断前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建立起新的社会制度，实现了人民的真正解放，20世纪80年代党和政府开始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直至今日，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稳步向前，而公关研究存在于国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
第一节 与国家共成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视角下的公关研究
行业发展能够反映国家的时代变迁。反之，以国家政治、经济发展脉络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学科发展的全新角度。公关是映射现代化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以70年国家发展之脉络去透视这一研究领域的时代进路，我们更能感受公关研究之于社会，之于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 社会发展之镜像：透过时代变迁看中国公关研究
从新中国成立初的概念退场，实践尚存，到20世纪80年代至今几起几落，公关既存在于社会的“焦虑”之中，也见证着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其理论的每一次前进都伴随着社会环境的剧烈变化。从某种角度而言，公关学科发展可被视作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以来，从成立初内外交困及国家转型背景下的党和国家的建设，到改革开放至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建设主题与社会矛盾转变的背后是国家治理现代化愿景目标、战略路径和行动议程的客观基础的转变。[1]公关以沟通为业，致力于化解矛盾与冲突，是一个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与推动力量。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不断变化，公关的职能与角色也在不断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着社会制度转型以及来自西方世界的外交封锁，“政府公关”在这一时期成为公关的重要实践形式。80年代，现代公关被引入中国，成为市场主体对于国家经济未来走向的重要期待方式，但由于缺乏适宜公关发展与进步的土壤，直到90年代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公关行业及研究才真正走上正轨。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国家公关研究开疆拓土。从化解组织与公众之间矛盾到推进中国企业“走出去”与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创造“需求”的同时，公关也在回应社会发展所需要承担的一系列责任，与中国社会同步发展。
二 中国本土研究发展：中国公关研究的实践导向
公关是典型的入世学科，中国本土公关研究建立于公关实践基础上，同时也指导着公关实践的发展。众所周知，公关实践诞生于美国，被认为是美国政党政治的产物，[2]在进入工业化时代后，随着大型企业与工人组织之间矛盾的深入，现代公关登上历史舞台。
在文化差异之下，不同国家会选择不同的现代化战略。[3]相比美国，中国社会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经济背景与历史渊源，本土公关的实践与研究诞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之下，并扎根本土不断壮大。
我国的公关研究自始至终保持了清晰的本土实践导向。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公关的研究主题都与中国的现代化和现代化转型相互作用。从企业公关研究繁荣到政府公关崛起，再到聚焦于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中国本土公关研究成为沟通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重要桥梁。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比于既有的治理方式，未来的治理方式将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一种善治，强调其公共服务职能。[4]现代公关既是现代性、现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是它们的促进者、维护者。改革开放后，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等现代化因素催生出中国现代公关的发展与繁荣。公关作为维系个人、组织、政府之间和谐关系、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对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其双向沟通的作用有利于践行现代化治理中“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今天，公关应发挥自身关系再造的职能，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
另外，若跳脱一般公关史以企业公关或危机公关为主线的研究脉络，将国家层面的政府公关纳入研究轨道，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社会，国家层面的公关行为与其所处国际社会格局及国家的外交战略具有同步性。当今中国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剧烈变动，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逆的趋势愈明显，中国如何在与其他国家交往的过程中把握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观，进而实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需要通过我国政府寻求同国际社会的沟通、协调来进行价值整合。反映到现实层面，提升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提升我国国家形象成为重要决策部署，也成为人民的热切期盼，决策层及社会民众对于国家形象建设的重视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于国家公关所寄予的一定期望。从这个角度来看，公关研究需要从国际交往的实践层面去回应这一需求。
三 中国公关研究的合法性：国外理论引进与本土理论缺席
抛开大众对于公关的社会功能的重要想象，合法性一直是我国公关研究所面临的重要议题，无论是公关的伦理困境还是行业共同体的自我认同，其核心关注点在于公关作为一个学科的本土关怀与其理论架构的建立。
我国公关研究理论的第一次启蒙产生于80年代，以西方舶来品的姿态进入公众视野，公关理论进入中国以施拉姆（Wilbur Schramm）等人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引介为初始。随后，广州等地高校开始推进公关教育，将西方公关理论正式引入。但这一时期社会环境尚未产生滋养公关研究发展的土壤，公关的诞生实际上超前于时代背景，是解放思潮大背景下的“早产儿”。
直到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格鲁尼格等国际知名公关学者访华，中国本土公关研究理论体系才基本形成。在这一过程中，虽然本土研究学者致力于在引进西方公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公关研究的本土范式与理论背景。但就目前成果来看，我国公关研究并未跳脱出西方公关理论的微观视野，延续了西方公关研究以实证方法为主、关注策略研究的传统，忽视了社会文化因素、政府等主体对于公关的重要影响。在对理论的引介方面也缺乏对于西方理论本土实践的检验，作为一门与社会环境关联密切的学科，本土化公关理论尚处于起步阶段。
另外，作为一门跨学科研究领域，当前我国公关研究内卷化特征明显，缺乏主学科下的理论整合以及跨学科资源的借鉴。[5]2012年，教育部将公共关系学本科专业从文学门类划分至管理学门类，全国各院校的公关学者也分散于新闻传播、国际关系以及管理学等不同学科之下。重点研究方面，不同学科下的公关研究同质度较高，理论互动不明显。以上种种表现说明，公关研究存在着一种学科泛化的危机，也说明公关研究亟须以本土实践为基础，进行较为权威的理论建设。
随着“万物互联”时代的到来，新的媒介生态使得公关所面临的传播环境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征与样式，本土公关理论的建构也面临着互联网时代进行范式转型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下，本土公关理论存在着“弯道超车”的机遇，即跳脱传统的西方理论框架，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构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公关理论。而能否把握这一关键节点的重要性便在于回顾自身历史，挖掘本学科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更多可能性，对历史的阐释将是公关研究走向未来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