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被忽视的历史：改革开放前的“公关”研究（20世纪50—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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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继承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传统，党和政府的“公关”实践对内以全面动员为主要形式，对外则建立起一套高度集中且极具弹性特质的对外传播制度。虽然这一历史时期并不属于传统意义上公关研究的关注范围，但其所传承至今的制度基因早已深深嵌入当下我国政府公关实践之中。
一 全面动员：国家过渡时期的“政府公关”
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一段时间内，“全面动员”是政府公关实践的主要开展方式，具有代表性的政府公关实践包括土地改革、三大改造、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主流观点认为，中国本土公关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1984年为起点。但据考证，无论是1934年燕京大学开设“实用宣传与公共关系”课程，[6]还是抗战时期两党所开展的一系列明确意义上的政府公关行为都拉长了我国对于现代公关的研究历史。[7]近年来，也有学者将公关思想史拉回至先秦修辞思想之中，探寻中国古代公关思想精华。
新中国成立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公关”一词从国家宣传话语中退场，“宣传”“动员”等词汇成为既有传播制度下的代替概念。但以延续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针对于国内群众的动员，还是特殊环境下党和政府在对外交往工作上所做的一系列努力，本土政府公关实践从未退场，在特殊语境之下，公关研究的基本假设和原则与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存在重合之处。
新中国所面临的政治环境使得党和政府对宣传工作保持高度重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宣传路线，党和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一系列面向内外的宣传工作。但受制于政治环境的影响，当时未有对这一系列工作经验进行总结的学术性成果出现。直到改革开放后，有学者开始对党和政府既有宣传经验进行总结、整理。中共中央宣传部于1987年10月发布《认真组织好十三大文件的学习和宣传工作》，提出：“要在加快和深化全面改革的时代大背景中来考虑、推进宣传工作自身的改革。”[8]自此，新中国成立初期至改革开放前这一段时期的政府“公关史”才逐渐被提上日程。
对于这一时期的研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在群众层面我国的“政府公关”以“广泛宣传—全面动员”为主要形式开展。从三大改造到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推行，对于中央所出台的文件，新闻界主动配合宣传，基层组织则进行落地化处理。在较为单纯的舆论环境下，这类宣传活动十分奏效，但其弊端也是明显的。在当时的语境下，所谓的宣传实际上是一种单向的传播方式，缺乏政府与民众间的双向沟通，两者之间在事实上存在着较强的信息区隔，缺乏基本的信息共同体架构，核心领导层无法有效获取民意，使得许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其弊端被逐步放大，导致了之后所进行的一系列动员活动发生变质。
“广泛动员”形式的政府公关迄今为止仍然存在于政府的公关实践之中，无论是抗击非典还是在抗震救灾活动当中，这类动员方式依然存在。[9]但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初，其存在的语境及实践方式在当下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对于公关思想史研究而言，以史为鉴，虽然在话语使用上并未采用“公关”等现代化词语进行表达，但对于这一动员方式的历史考察有利于理解当下我国政府公关实践。
二 作为行动者的新闻：新中国成立后我党新闻观与“公关”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的“公关”理念也存在于其对新闻思想的总结与概括中，即利用以报纸为主体的新闻界建立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渠道，建立信息共同体。在公关活动中，无论传播环境如何变化，强势媒体的发声总会在舆论场中掀起波澜。在组织与公众之间，大众媒体始终扮演着居间人的重要角色。毛泽东对新闻工作十分重视，从1930年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开始，毛泽东便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这对我国新闻工作者而言具有指明灯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作者强调报纸以党性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应“善于比较”“独立思考”，[10]并深刻总结了报纸的一系列社会角色，如舆论监督等。这一要求明显体现了将报纸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间重要渠道的意图，并且为两方充分沟通提供事实基础。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我党便试图通过报纸来建设信息共同体，开辟党和人民信息沟通的“双行道”。
但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的一系列政治动员中，新闻界并没有很好地坚持这一原则，受特殊时代的政治环境影响，加之自身缺乏对基本工作原则的构建，其并没有起到沟通双方进行信息传递的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党新闻宣传思想仍然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工具，对于关键概念“舆论”的态度也模糊不清，使得政府与民众在信息沟通方面并未形成信息通路。而中国社会作为一个巨系统，保持不同社会层级之间的信息沟通与平衡存在着必要性，否则就会造成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无法得到反馈等严重后果，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
总而言之，我国党和政府虽然存在“政府公关”实践，却缺乏现代化公关理念，引发相关研究“断崖式”消失、官民之间的沟通渠道窄化等问题，使得新中国成立后诸多政策在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无法得到及时反馈。
三 国际舞台的中国身影：中国“公关”研究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
对于改革开放前国家公关的研究认为，在国家公关层面，面对美苏冷战下的大国博弈背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的国家公关理念呈现出高度战略性的特点。同国内政府公关研究相同，作为敏感议题的外宣工作也是在改革开放后才逐渐成为被研究对象。以新中国成立初为起点，我党的外宣史研究经历过一系列语境变迁，从原有的外宣工作话语到现如今的国际公关、公共外交甚至是国家战略传播，党和政府的国家公关实际上从未中断。作为政治传播、国际关系、公共关系等学科的交叉研究领域，我国外宣史研究或言国家公关史研究目前仍然保持着较强的生命力。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社会充斥着妖魔化中国的言论，舆论环境以反华基调为主。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外宣工作目的主要在于为我国经济发展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相对地，我国的外宣理念与我国外交政策保持着一致性，即采取“不干涉”原则，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11]在对外宣传工作中保持灵活性，遵循“不强加于人”的外宣理念。[12]
受制于内外矛盾的双重凸显，在实践过程中，这一时期的对外宣传具有高度的战略性特征，具体表现在对新闻界的领导以及对外宣资源的把控。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便要求党报要坚持党性原则，与之相对应的是我国外宣工作也应当与国家大政方针保持一致。其要求外宣工作与外交工作相结合，具体决策由党和国家领导人统一把关，综合运用国际媒体关系、接待国际友好访问者等公关手段讲述地道的“中国故事”。在传播内容方面，以宣传我国和平外交政策、展示我国实际国情为主。在制度层面，我国对外宣传工作依附于政治体制，[13]此类外宣制度一方面为我国外宣政策的战略性提供了良好基础，使得中央政府在应对外部环境方面能够做出迅速反应，但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外宣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树立了官方话语与受众关切出现二元对立的局面，成为根植于我国国家公关理念之中的工作惯性。
总体来看，在一系列国家公关实践的辅助下，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我国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为我国在70年代重返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及打破外交封锁奠定了基础，为改革开放之初打开国门引进外资铺平了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