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断裂与重提：中国现代公关研究的再出发（20世纪8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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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现代公关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起步，伴随着解放思想浪潮的袭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政方针指导下，学者以企业公关研究为切入点开启公关研究，掀起本土公关研究的第一个高潮。
一 理论伴随实践：中国本土公关再启蒙
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浩劫，1978年5月掀起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及年底召开的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代表着我国社会开始改革，正式走向“新时期”。国门打开使得中国社会认识到自身与世界之差距，国家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经济发展。
经过六年的准备，1984年，我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节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要建设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一步执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方针，中国社会开始进入更加急切的改革浪潮。1984年同时也被学者称为是中国现代公关元年，在改革开放的先锋阵地广州、深圳等地，中国本土公关实践开始起步。当年，广州中国大酒店、花园大酒店等合资涉外企业设立了公关部，广州白云山制药厂于9月以国企的身份设立了公关部，这被认为是公关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14]一个月后，世界著名公关公司伟达入驻中国，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国公关公司。
公关实践的兴起直接促进了中国本土公关研究的兴盛。中国本土公关研究的起步伴随着两个背景，除上文提到的本土业界公关实践之外，80年代初，国外一系列传播学者访华也对于这一学科的出现起到了引导作用。如1979年夏，学者赵浩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讲学时提到了美国的公关研究基本情况；[15]1981年美国密执安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毕晓普到中国人民大学访问，介绍了美国大学所开设的公关课程；[16]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余也鲁促成施拉姆访华，为内地学者进一步介绍大众传播学研究；1982—1983年，余也鲁在厦门大学提议建设公关专业，但由于当时国内学者并不知公关为何物，就将其改为广告专业。[17]在此期间，虽然也有学者曾发文对公关进行过介绍，如学者尹力在1984年第1期《新闻记者》中刊登《什么是公共关系学》一文，提出公共关系学内容包括“广告、市场行情、商品推销、借助于大众媒介所进行的宣传、公众咨询、民意测验或舆情调查等”。[18]但直到1984年本土企业开始进行公关实践，公关研究才开始蔚然成风。在可追溯的刊物中，以公关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在1984年以前只有零星几篇，直至1985年开始显著增长。具有代表性的事件是，1984年，为呼应《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中国公关实践的社会经济环境进行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杨润时等提议应开展公关研究，指定明安香为“中国公共关系研究课题组”负责人并奔赴北京、上海、杭州、深圳、广州等地进行调研。1986年，明安香出版大陆第一本公关领域著作《塑造形象的艺术：公共关系学概论》；同年，《经济日报》发表社论《认真研究社会主义公共关系》。在教育领域，1985年，深圳大学钟文、中山大学廖为健开始试水公关教育，两人也成为公关教育领域的先驱性人物。
80年代的本土学者将公关等同于企业层面的公关行为，更多从实践中获得灵感。其原因在于，抛开政府公关而言，相比于同一时期的宣传学、新闻学，现代公关的研究话题在当时来看更为前沿与新颖，是学者所未曾接触过的。持续了30余年的计划经济使得学者对于公关这一新鲜事物无法直接进行认知，广东等省份毗邻港澳，最早接受了公关这一全新概念。另外，在传播学几近被定性为是“资产阶级学说”之时，学者有意规避政府公关，将公关研究与经济开放相呼应的做法也为公关研究在本土市场的保留做出了铺垫，虽然当时忽视本土公关思想史的做法在现在来看具有一定局限性，但对于这一学科进行启蒙的现实意义而言，这使得中国本土公关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的突破。最后，在回应国家建设“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一系列的公关实践行为激发了中国本土公关研究的热情。可见，本土公关研究在回应市场中降生，存在着很强的实践导向。但这也使得实践导向的公关研究从一开始便缺乏理论建构，并在之后为公关研究重新起步带来了一定阻力。
二 泡沫初起：公关研究的浮躁化心态
80年代公关研究的另一个表现是社会“公关热”背景下的公关研究“泡沫式”发展。首先是对西方文化的体验性狂热。改革开放之初，在知识阶层，从“聆听邓丽君”到“买洋货”，凡是与西方、港台沾边之事都会被认为是具有先进色彩之物。而公关作为发迹于欧美并从60年代开始盛行于港台的研究领域，自然带有一定的西方色彩。在公关研究进入中国的最初一段时间，社会学、新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的学者纷纷“空降”至公关研究领域，全国各地纷纷开设公关培训研修班。80年代末，广东地区公关俱乐部、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等一大批本土公关行业及研究组织崛起。据居延安、纪华强等老一辈的公关学者回忆称，80年代，在厦门、温州等城市，凡是公关主题的相关讲座都场场爆满。[19]一时间，全社会似乎都在讨论“公关”，本土第一次“公关热”顺势而来。
80年代的公关热背后是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大众对于新时代的一种时代性焦虑。社会发展尚未提供公关良性发展的健康土壤，除少数的专业研究之外，当时盛行的所谓“公关礼仪”“讲话艺术”等研究实践并未触及公关理论所要研究的传播管理等核心议题。海尔、健力宝等企业公关“明星”所抒发的更多是对时代剧烈变革背景下自我突破的一种愿景。专业的公关公司也是仅有的几家外国公司，本土公关公司并未诞生。基于此所诞生出来的公关研究也更多地是对西方公关理论的直接搬运，具有教条性等特征，缺乏基于本土关照的公关研究，加之对于政府公关等议题可能会产生敏感性的恐惧，至80年代末，虽然公关教育仍在发展，甚至开办了中国第一所公共关系学院——黑龙江省公共关系专科学校，[20]但公关研究并未再有突破，整体而言呈现出一种虚假繁荣的局面，出现泡沫式发展的倾向。不过这一时期公关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与中国社会解放思想的步伐存在同步性，公关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学者及市场主体对于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想象力。
三 解放思想：中国公关研究的想象力
80年代是解放思想的年代，“公关热”是当时社会整体思潮的一个缩影。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社会而言具有新启蒙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十年被压制的公众信息需求在改革开放后得到了火山式的爆发。一时间，全社会对现代化知识的渴求与热情无比高涨，文学、诗歌、新技术……种种新鲜事物成为知识阶层的谈资，作为改革开放先锋阵地的沿海省份率先掀起了这场了解公关、认识公关的热潮。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希望自身能够享受公关这一新型“实用工具”所带来的福利。可见，公关研究兴起折射出的是人们对于个人—国家框架之下自身前途与命运的浪漫想象。
80年代，中国社会功利思潮崛起，国家首要任务从阶级斗争转变为经济发展。这一巨变使得中国社会个体产生了一种对于个人命运的焦虑。米尔斯曾在其代表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提到一种把握人生与历史，个体到整体，并将其相互关联的“社会学的想象力”，[21]80年代对于公关的狂热与之有相似之处。面对国家变革巨潮，渴求“新知识”，成为时代的“弄潮儿”成为了所有人的焦虑，而“公关”这一概念之内涵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启蒙化色彩，“公共”这一具有民族色彩的词语搭配，“关系”这一中国社会传统话题，满足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想象。通过口耳相传，人们普遍认为公关可能会成为未来发展的主流。这种想法对于当时而言过于超前，而学界与业界人士并未对此作出判断，造成了当时整个公关界的膨胀性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