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阐释
《译诗漫笔》译者的阐释,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学校上课要出考试题，除了作文题外，是非题、选择题等都要求出题是非分明，具有排他性。如果不小心弄出没有唯一正解的情况，那就是老师出题不当了。但是求唯一正解只适用于简单问题，较复杂的情况需要思考和阐释，那就不是是非题、选择题能解决的了。连一道代数题都可能有多解呢，何况是人文学科。
诗翻译属于复杂问题，涉及的是阐释。阐释学最早的起源，大概是对占卜和梦的阐释了。有个民间流传的释梦故事说：一个秀才已经是第三次进京赶考了，住在他常住的客店里。考试前他做了三个梦：一个梦是他下雨天戴着斗笠还打着伞；第二个梦是他在墙顶上种白菜；第三个梦是他和恋慕的女郎背对背躺着。秀才连忙找算命的释梦，算命者说：您哪不必考了，收拾回家吧！戴笠打伞意味着“多此一举”，墙上种白菜是“白费劲”，和恋人背靠背当然是“没戏了”。秀才听了心灰意冷，收拾行装就要离店回家。店主人了解原委后，却给他作出第二种阐释：戴笠打伞就是“双保险”，墙上种白菜就是“高种（中）”，和恋人背靠背意味着“翻身的时候到了”。秀才听了大受鼓舞，考试居然高中。
这个故事里梦境的“留白”是刻意编排的多义性意象，译诗遇到的“留白”不见得包含这样鲜明对照的歧义，但其多义性往往更为开放和深远。如我一贯强调的，译者译诗时，首要的不是如何消灭多义性和填死“留白”，而是要发挥艺术才华，尽最大可能保留诗中多义性的“留白”。然而，如帕尔默所说，“诠释也许就是人类思维最基本的行为；实际上，生存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诠释过程。”7不论读者或译者，都是原诗的解释者。阅读的本质是“解读”，翻译的本质是“重写”，译诗总会带译者阐释的色彩；为了跨越文化屏障，许多必要的阐释又是不可缺的，这使得某些在原文中隐含的信息在翻译中得到一定程度的“显化”（explicitation）。译者虽然要注意防止解释过度，但首先也得让读者能够跨语言跨文化去解读原作，在此前提下诗中的留白对读者才会有意义。阐释显化和保护留白间存在一定的矛盾，所以诗译者的微妙工作就是要在阐释和留白间保持最佳平衡。
译诗是对诗的阐释，每个译者的解读又与他的“前理解”相关，因而带个性色彩，那么不同译者的阐释自然就不尽相同了。要求译者免除语法误译和文化误译是可能的，也是理所当然的；要求译者免除阐释而译得绝对“客观”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无理的。诗是开放空间而不是简单代数题，没有谁能给出“标准答案”，别说译者不能，作者也不能。
试以豪斯曼《西什罗普郡一少年》中的一首诗“Is my team ploughing”为例，这是诗的原文和两种中译文：
"Is my team ploughing,
That I was used to drive
And hear the harness jingle
When I was man alive?"
Aye, the horses trample,
The harness jingles now;
No change though you lie under
The land you used to plough.
"Is football playing
Along the river shore,
With lads to chase the leather,
Now I stand up no more?"
Aye, the ball is flying,
The lads play heart and soul;
The goal stands up, the keeper
Stands up to keep the goal.
"Is my girl happy,
That I thought hard to leave,
And has she tired of weeping
As she lies down at eve?"
Aye, she lies down lightly,
She lies not down to weep:
Your girl is well contented.
Be still, my lad, and sleep.
"Is my friend hearty,
Now I am thin and pine,
And has he found to sleep in
A better bed than mine?"
Yes, lad, I lie easy,
I lie as lads would choose;
I cheer a dead man's sweetheart,
Never ask me whose.
我惯于使唤的牲口
飞白 译
“我惯于使唤的牲口
是否仍在犁田？
我听惯它们的铃铛
当我还活在人间。”
是的，铃铛仍在丁当，
牲口仍在犁田；
一切如常，尽管你已躺在
你犁过的土地下面。
“在那河边的滩地
是否仍比赛足球？
如今当我已不能立起，
青年们是否仍追皮球？”
是的，皮球照常在飞，
青年们仍鼓足劲头；
球门仍立着，门将仍立着，
努力把球门把守。
“我的姑娘是否幸福？
我对她真难以割舍。
到晚上她躺下来安睡，
是否早已经哭累？”
是的，她躺下得轻松，
并不是躺下来流泪：
你的姑娘心满意足。
安心吧，朋友，安心地睡。
“我的朋友是否健康，
当我已枯萎凋零？
他可曾找到一张好床，
比我的更为温馨？”
是的，我舒适地上床，
做青年人爱做的事情；
我抚慰一个死者的对象——
切莫问她是谁的恋人。
（《诗海游踪》，飞白著，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235页）
我的马匹耕田吗
周煦良 译
“我的马匹耕田吗？
那我常赶着的牲畜，
我爱赶起听辔具作响，
当我还是人活跃。”
哎，你的马踏着，
你的辔具丁当响，
你耕的地丝毫没有变，
虽则你往地下一躺。
“孩子们玩足球吗？
沿河边一如平日
皮球被人赶去又赶来，
我啊再不能挺出。”
哎，皮球踢上天，
孩子们玩得真起劲，
球门挺着，守球门的人
挺出身来把门护定。
“我的女伴快乐吗？
我和她真难割舍，
她是不是已经哭倦了
当她到晚来安睡？”
哎，她轻松睡下了，
她睡下没打算哭，
你的女伴她很趁心呢，
别响了，孩子，睡觉。
“我的朋友他好吗？
我啊是又瘦又憔悴。
他有没有找到地方歇，
比我这一席地好睡？”
孩子，我躺得很适意，
我干的事人人会，
我逗一个死鬼的情人，
你莫问她是谁。
（《豪斯曼诗选》，周煦良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年版，77、79页）
两种译文都没有误译，也没有填死诗人留给读者想象和思索的留白，如从风格上考察，也都努力模仿了豪斯曼的典型风格。但不出所料，在译者阐释方面出现了差异，这种差异在倒数第二行诗中得到聚焦。虽然差异是修辞上的，而且严格说来，出现明显差异的地方其实不多，只有一个动词和一个名词：动词“cheer”在两种译文里分别译成“抚慰”和“逗”，名词dead man里的“man”分别译成死“者”和死“鬼”，但这区区两个词的修辞（色彩）差异，却导致全诗情调和阐释完全两样。
我的译文蕴含的译者解读是这样：
我觉得这首诗含有两层意味。第一层意味是随着一个人的死去，对他而言当然一切都根本性地变了，可是对世界而言却居然一切如常！哪怕你在世时是个不可缺少的人，比如说在本村足球队里你是主力队员，在恋爱中当然更是不可替代的人，但少了你之后生活照常进行，不受影响，不仅是耕田，也包括球赛和婚恋。
诗中的死者在一层一层地提问，起初他提的问题，所得答复都是“一切如常”，没有变化，到末了却显示了重要变化。其实开始的“一切如常”中已经含有伏笔：既然犁田的组合中可以没有他，既然足球队的组合中可以没有他，那么顺理成章，在爱情的组合中当然也可以没有他了。这是无变化和变化的二重奏：对世界而言一切如常，但对死者而言他的位置已被取消。诗人从生活中发掘出这一反差，把它聚焦，形成强烈对照，再加上戏剧结构和语调，把生活中常见的事陌生化，从而使读者不得不投入存在哲理的思考。
第二层意味就是从这张力引发出来的感慨。这是一首戏剧诗，作者处在幕后不表态，在展示剧情时态度似乎是超然的，但他在貌似超然中表现了他的爱心，这片爱心很宽广，不是个人的私心。我觉得作者对那位活着的朋友并没有谴责的意思，但读者肯定感觉得到作者对死者的（也是对人的普遍命运的）深深同情。不错，豪斯曼生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发生信仰危机之后，他是悲观的，但也是满怀同情的。这种抒情意味正是本诗的独特的语调传递给我们的。
在本诗中作者的语调很复杂，既含讽刺又更含悲悯。诗中那位活着的朋友的内心和语调也很复杂。其实他并没有错，但他对死者还是怀着不安和愧疚。这可以比拟电影《珍珠港》中一对战友的感情（在好友牺牲后，生者抚慰了死者的恋人）。此诗的语调的确含有讽刺：作者对活着的朋友和那位姑娘都作了讽刺，但我觉得这讽刺是相对温和的，不是谴责，而是含泪的微笑。诗人的主题不在这里。你看，死者问的是：“我的姑娘是否幸福？她是否哭累了？”莫非他盼望他的姑娘永不幸福？莫非他盼望他的姑娘永远哭泣而无人抚慰么？
据文本分析，周煦良译文蕴含的译者解读可能是这样：
豪斯曼是个悲观主义的诗人，他可说是看破了人间一切，觉得人间了无生趣。这首诗描写世事无常，恋人、好友一齐背叛，正是人间万事的一个缩影。诗的核心在于揭穿这个“好友”。不必多说，从一个“逗”字就可看出端倪，此人有点流里流气，不怎么正派。以此推论，他早先就心怀叵测，只是死者太老实了，不但生前浑然不觉，到死后还真心关切他的好友，未看穿此人的真面目。进一步不难推定诗人此诗的主旨，是揭穿和讥刺社会上的尔虞我诈，人心叵测。这种事不仅诗中的这位好友会干，而且他不是还说了吗：“我干的事人人会。”这不仅是此人的说词，而且也代表着诗人自己的观点，代表着诗人对人世非常失望。
两种阐释情调迥异，似乎南辕北辙。那么能不能判明谁是谁非呢？很难。两种阐释都不能说是偏离原文，也不能说是误解了作者抒发的情感。豪斯曼抒发的情感浩茫无边，诗末余下的是巨大的“留白”空间，留给读者去填充。因为留的空间足够大，就容许不同倾向的阐释成立。一方面我们看到豪斯曼的悲观主义，看到他对世界冷嘲热讽，时而可以达到“刻毒”；另方面我们也看得到豪斯曼的悲悯情怀，看到他的冷嘲热讽里含有巨大的悲伤和同情，所以他用词可以“刻毒”，但内心绝不刻薄。因此在我个人看来，在这首诗的棋盘上要下“死鬼”这个词或这步棋子，实在有点重了，在我是无论如何下不下去的。我从译豪斯曼的《地狱之门》等诗中也感到，他对人生和友谊都还抱有积极态度，并不是一味地消极。但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是译者与作者的对话，也是存在意义的多方面揭示。它所说明的是：不同于科技翻译“一是一，二是二”的“是非题”，诗翻译却是无法按“标准答案”判卷的思考题。
读者（包括译者）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读是完全正常的，这体现了诗的基本特性：“留出空白”和多义性。“诗无达诂”不能理解为不辨是非的相对主义，而是说在一定程度上，诗的意义必须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其中就包含了读者的理解和“前理解”，即读者与此相关的全部生活和文化积累。诗由此导引读者进入艺术而见到他自身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