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筌者说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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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筌”这个词给人的印象似乎不太好。大家记得很牢的是“不落言筌”和“得鱼忘筌”这两句话，却忘了译诗者和诗作者都以“制筌”为业，跟“言筌”有脱不开的干系，所以对筌和制筌一刻也不能忘。

筌是渔具，一种用以捕鱼的竹篓，它一端开口，口子外大内小，有一圈尖端向内的竹片，使鱼一旦被诱入筌内就出不来。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就是说筌的功用。制筌以获鱼，制言筌以获诗意，渔者无筌则无鱼，译者无筌也就无诗。

严羽论诗，针对江西诗派的流弊提出“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说的是不宜用逻辑思维、典故和议论为诗，他强调的是诗有别才别趣，提倡吟咏情性，主张意境浑成、含蓄和留白。中国哲学“不可言说”的传统源远流长，所以诗家崇尚“不落言筌”，禅宗主张“不立文字”都很自然，本来么，诗意和禅境都要算是“不可言说”的典型了。可是事情的悖论是：文字言说仍然是诗和禅的存在方式。《坛经》承认：“即此‘不立’两字，亦是文字。”陶渊明说“欲辨已忘言”，但营造此淡远无我之境的，却还是言。关键在于要做到“言有尽而意无穷”，那以有尽之言导向无穷之意的“言筌”就是好诗。“落言筌”者，言而无意，或言有尽而意先尽了之谓也。归根到底，这要看你的“言筌”制得成不成功。

从翻译学角度看，译诗的“落言筌”就是落入了信息译之“筌”。艺术译和信息译对待语言的看法、态度和处理都是非常不同的。信息译处理语言是在信息层次上，特别是语言的指称意义层次上，认为“意在言内”不容置疑；而艺术译关注的意义却主要在指称层次以外，就是诗家所谓的“意在言外”。“言内”意义明确而单一，“言外”意义含混而深长。信息译处理的“言”要求“忠于”原文本并排除“言外”的含混，对诗性文本不能网开一面。凡落入信息译手中的诗都不被看作捕鱼的“筌”，为了排除歧义立即会被封死“筌”口；万一碰上有鱼误落其中也要立即把它窒息不留活口。而艺术审美型的诗翻译要处理和重新制作的，却是开口的“言筌”，所关注的是它的“筌”性，它的价值不在于分拆的材料（诗的字眼或制筌的藤条竹片），而在于“言筌”整体的精妙结构和捕鱼功能。

信息译在“忠于文本”的旗号下要求滤净非指称性意义，要求对词义严格界定，要求译文与原文词义尽可能等值，这些硬性要求对诗翻译无疑是致命的。实际上，在诗中通常根本就不存在可以明确定义或等值的纯词义信息。对一首诗的阐释往往会众说纷纭，这也很正常，阐释的开放性就是“言筌”作为渔具的特征。即便你把原作者请来，他自己也无法在诗之外再给你一个明确定义或“正解”，作者能给你的“正解”就是把这首诗重读一遍。假如你把李白请来，要他定义一下：“你说的白发三千丈，到底是（A）‘你的白发在背后拖到3000丈之长折合10千米’呢？还是（B）‘总长10千米白发除以人均头发10万根得出你白发的真正长度仅为10厘米’？”对此类科学量化定义李白大概都不可能认同，只能得出“你我没有共同语言”的结论。

诗性语言虽然仍是一种“符号”，但它是与指称性符号大不相同的艺术符号，它的指向不再是标准化的、单一的、干瘪的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多义的、散发着辉光和光晕的艺术境界。如果打个形象化比喻，指称符号因所指的单一明确，可比作一个“条形码”，扫它一下直接对应着货架上的一件具体商品；而艺术符号因其所指的复杂朦胧，可比作一幅“激光全息照”，凭着它人们眼前会显现出一幅或多幅亦实亦幻、栩栩如生的图景。

由于两类语言符号的作用截然不同，它们作为“能指”的生命也就判然有别：指称性的能指文字作为工具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能简单地“得鱼忘筌”——一得到所指概念就可以丢弃能指，一得到所指的商品就可以丢弃条形码（丢掉条形码并不影响你手里的商品）。而诗的语言却是能指所指交融的，诗句和它所指的境界，也即“筌”与“鱼”有割不断的联系，你若丢弃了激光全息照，幻美的图景立即消失不见。读诗的乐趣其实是读者借“筌”获“鱼”的乐趣，若丢弃了“筌”当然就不能获“鱼”了，所以“筌”不能弃。

因此译诗和写诗一样，用得上“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这句话。“渔”指渔具，也就是“筌”。给人提供一条死鱼不难，提供能捕获活鱼的“筌”要求要高得多。“筌”编得太密不能获鱼，编得太疏也不能获鱼，而关键还在于要保持“言筌”的开放性：诗译者（和诗作者一样）不应把“言筌”做成封闭性的笼，提供给读者的应当是结构精妙能捕活鱼的“筌”，让读者能自己用魔力的诗“筌”捕获诗意之鱼，使读者一旦得“筌”而能获鱼就乐此不疲。在各种各样的文本中，只有诗（当然是说“有效的”好诗）是读者会反复吟咏的，因此诗与一次性使用的条形码不同，不仅要“言不尽意”，而且要“筌不尽鱼”，因为每次吟咏“言筌”都有新的感悟即捕获新鲜的活鱼，就远胜于买条死鱼了。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诗的语言既应是“意在言外，不落言筌”的，又应是能让人“得鱼不忘筌”、“得鱼更爱筌”的。诗译者和原诗作者一样是制筌者，他要学习原作那个精妙“言筌”的工艺，另制一个同样精妙的“言筌”并具备类似的捕鱼能力。但做到这点却不容易，我虽深知翻译“言筌”是件细活，但也常会犯粗疏的错，有时一不小心就把“言筌”堵死了。例如2014年春天，我译的《哈代诗选》在外研社走完了编审流程准备付印时，编者把封面设计发给我过目。这套“名家名译”丛书每本封底上都要选印一节作者的诗，编者选的是这一节：

Show me again the time

When in the Junetide's prime

We flew by meads and mountains northerly! —

Yea, to such freshness, fairness, fulness, fineness, freeness,

Love lures life on.

让我重温那时节，

风华正茂的六月，

我们沿着草原和高山飞向北方！——

啊！向着这样的清新、晴朗、丰满、美好、舒畅，

爱引着生命前往。

这节诗是哈代《题莫扎特降E调交响曲某乐章》的第一节，全诗四节，每节结构相同，且都以“Love lures life on”结尾。这首诗是我三十多年前译的，以前并未发觉问题，但这次一眼看去就感觉有点不对。因为在诗人选集的封底上选印一节诗，当然要印能代表作者风格的诗，凭这点提醒，我马上意识到了问题：这节诗看上去不像是哈代写的。为什么倒像是浪漫派诗人的风格呢？一比照原文就明白了：这首诗之呈现浪漫情调，原因当然不在哈代。而在于我原来的译文不当。

出现在每节末行而四次重复的“Love lures life on”是此诗的动机，其准确译法应是“爱引诱生命前往”。其中透露的信息异常丰富，并且呈现鲜明的哈代风格，包含着哈代对人世悲喜剧的洞察和悲悯，对爱的向往和痛惜，对命运作弄人的感叹和反讽。联系哈代诗中反复出现的“爱情善欺善毁”、“播下的美好希望从未实现”、“不曾期望生活对我公平”等感慨和他一贯的对浪漫主义的祛魅和解构，这里用“lure（引诱）”一词具有深意。可说是无与伦比的青春激情和深刻的悲剧意识像两个浪头一样在这里对撞，令人震撼，于是从中展现了“世界和人的命运在一个仁爱而人性的灵魂面前的显象”（伍尔夫语）。

再说，“诱”在西方文化中也含有深意。我在《诗海游踪》讨论中西渔夫诗和山水诗时就分析过：“诱人”和“宜人”一字之差，差别巨大，不能混同。

那么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把“lure”译成“引诱”而译成了“引着”呢？这应该是出自译者本身还有浪漫主义诗风的惯性思维。三十多年前我初译哈代，对哈代诗风体会还不透，翻译时根本未加思考，只因下意识里对含义暧昧而带贬义的“lure”存在抵触，似乎它与崇高的“Love”很不搭配，不知不觉间就把它淡化一下，从“引诱”里弃一个“诱”字而改成了中性措词“引着”。改动不大，也就是换个同义词吧，只不过是微调。可是现在看来，如果把哈代这首诗视为一个捕鱼的“言筌”，那么这个“诱”字恰恰就是筌的入口。它之能诱捕鱼，就因为它诱发矛盾复杂的无穷思绪和情感波澜，而改成“引着”之后，生活中的矛盾、纠结、悲剧、喜剧，就一概都被熨平了，消泯了，也舒坦了。我不经心的一字之改堵上了“言筌”的口，把复义的诗变成了单义的平铺直叙，甚或是陈词滥调。

由此一例即可见“言筌”结构之机巧，它的口开在哪里不是很暴露的，连制筌的译者也会看差眼。否则，若诗家毫无机巧而把筌口明摆在外，像教喻诗那样张着个口子叫你钻，那就会一无所获：鱼儿也没有那么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