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鸡”公案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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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文革”结束后对外国文学的全面封锁开始解冻，但过程艰难而缓慢。第一步获得解禁的是苏联革命文学。因马雅可夫斯基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出他的书相对不冒风险，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本出版的就是我译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接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又筹划出我译的《马雅可夫斯基诗选》三卷集。在隔绝外国文学十年后，有新书出版颇受欢迎和关注，与现在情况不同。现在对外的门开大了，而马雅可夫斯基却因同一理由（被认为是“无产阶级革命诗人”）而遭了冷遇。其实给他贴这个标签是生硬的，马雅可夫斯基无非是个热血青年，他因生逢其时而既卷入了现代主义诗歌先锋运动，又投身于十月革命大潮，然而他想做无产阶级革命诗人却不被接纳，遭遇重重挫折后自杀身亡。马雅可夫斯基毕竟是一位天才，正如英国理论家以赛亚·伯林评论马氏所说：“他即使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算得上一位激进的文学革新者，一个能够产生惊人的活力、感染力，尤其是影响力的解放者。”

但我在这里不是研讨这位诗人，只是谈谈当时翻译界的一场有趣争议，一桩“火鸡”公案。

1981年初，《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约我写篇专稿，谈谈翻译马雅可夫斯基诗歌的心得。我应约写了《译诗漫笔——马雅可夫斯基诗的音韵和意境》9，因为马氏是个“韵不惊人死不休”的诗人，我就重点谈了马诗的最大特色——押韵之奇，并举例说明我为求译文贴近其独特风格而作的尝试。出乎意料的是，该文触发了一场热烈争议，而且持续了整个八十年代。

该文得到许多同行和读者的支持，特别是受到前辈诗人卞之琳热情肯定，认为该文“就押韵问题，以自己译例说明如何大体保持原来面貌、原来神味，极有说服力，非常生动，使我们耳目一新”，与杨德豫译拜伦、屠岸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同，“标志了我国译诗艺术的成熟”，10法籍翻译名家、《红楼梦》法译者李治华也在《欧洲时报》上著文支持我的译诗方针。但与此同时，这篇文章也引起了直译派译家们声势很大的批评11，评者认为我的译文“往往与原文不符”，“有的地方简直像是改写”；我在该文中所举的译例，尤其是我为了模仿马氏风格押有特色的韵，而将一处“火鸡”比喻换作“画眉”的译例，成了翻译不忠实的突出典型。按照评者的主张，对原文中的“白纸黑字”，译者绝不能变换，只有“客观如实”地转达才是译诗忠实的标准。

这里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火鸡变画眉”的译例。在马雅可夫斯基“巴黎组诗”的《魏尔伦和塞尚》一诗中有一节，我是这样翻译的：

思想

可不能

掺水。

掺了水

就会受潮发霉。

没有思想

诗人

从来就不能活，

难道我

是鹦鹉？

是画眉？

我在心得文中特别声明：这段译文里的“画眉”原文本来是“火鸡”。为什么译文要换作画眉呢？因为，如前文所述，马雅可夫斯基的风格特色是在音律上刻意求新，他“每天花费十至十八个小时”，嘴里几乎永远在念念有词，只为了搜寻出人意料且“史无前例”的韵脚。在本节中，他为了讽刺那些缺乏自己的思想而只按上级指示歌唱的诗人，巧妙地把俄语的“思想”（идея）一词加上贬义词尾变形为“идейка”，又在段末用与之谐音的“火鸡”一词（индейка）来跟它押韵，以这种苦心经营造成突出的音响效果，来表示诗人的讽刺和不屑。由于汉语不能靠词尾变化来表示褒贬，译者便加上“发霉”字样来表现思想变质为贬义的味道，同时也就把“火鸡”韵脚换为“画眉”来与“发霉”谐音。“发霉／画眉”的谐音效果很强，足以逼近原诗“идейка/индейка”的谐音效果。而从汉语角度看，用画眉比喻没有思想的诗人，比原文几乎纯为押韵而用的“火鸡”意象还自然些。

没承想这却酿成一桩“火鸡换画眉”的热闹公案，掀起了一场历久不衰的风波。时隔数十年，最近还有译界朋友向我提起这件有趣的往事。就我而言，争议本来并不带情绪，也不影响我对批评方的尊重和友好关系，只觉这个议题耐人寻味，含有很有趣的翻译问题，值得讨论。但一直忙于教学、出版项目和其他事务，这题目遂拖延至今才得以梳理。

如果离开具体语境，那么火鸡译成画眉显然是误译无疑。一查词典即可判明，批评者绝对正确。但这里研讨的是译诗，译诗常会遇上鸟，译者对遇到的鸟怎么处理？必要时能不能换别的鸟？那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关键得看这鸟在诗中的地位和功能。

假如这鸟是描述对象，那肯定不能换，我当然得忠实于这种鸟。不仅是译科技类文本（例如动物学教科书）为然，即便是译文学类文本，译名也要准确严谨。鲁迅译《小约翰》中的动植物名，就曾不辞辛劳地查找辞书，多方考证，仅写信请周建人协查就函件往返七回。我同样采取这种认真的态度，例如我为新版《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译克莱尔的鸟和鸟巢诗系列，其中描写的鸟包括鹬、苇莺、秧鸡、鹡鸰、黄鹀等，翻译时也查考了许多动物学资料，尽管有些鸟是我们不熟悉的，我也不能用我国读者熟知的鸟来替换充数。如其中有一首《鸫鸟的巢》，我国虽有鸫鸟（thrush），但读者对这个名称还不太熟悉，而我们熟悉的画眉与鸫鸟近似而同属鹟科，有不少英汉词典就把thrush直接解作“画眉”。所以假如不求甚解的话，把thrush译作画眉似乎也无不可。以前我译一般抒情诗，若遇到一带而过的thrush，有时为求其易懂也曾译过画眉。但在克莱尔的鸟和鸟巢诗系列中却不同了。由于在这里鸫鸟是诗的主人公，克莱尔对鸫鸟的巢作了比生物学家还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描绘，所以我肯定不能大而化之地把“鸫鸟的巢”换成“画眉的巢”。黄鹀的名字更为生僻，连这个“鹀”字恐怕也很少人见过，但我也不能把黄鹀替换成读者熟悉的黄莺。

可是当涉及的鸟并非描述对象，而只用作点缀性镜头时，尤其是只用其比喻或押韵功能时，情形就不同了。假如比喻或押韵在这里处于首要地位，我作为译者就得首先忠实于这个比喻或韵脚，那鸟就只好委屈点儿，必要时我就可能作“功能性”换鸟。其实“功能性”换鸟在翻译中本来司空见惯，正可不必大惊小怪。试看例子：

我们遇到英语的“goose flesh”都会译为“鸡皮疙瘩”，鹅换为鸡，不必过于严格地追究鹅与鸡的差异；

对“a peacock among sparrows”一般会译为“鹤立鸡群”，孔雀化鹤，麻雀变鸡；

把“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译为“一箭双雕”，无名的鸟升级为雕。

以上这些都是“比喻性”换鸟；另外还有“意象性”换鸟，比一个小小比喻牵涉要大得多。如获1958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电影——描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著名苏联影片《雁南飞》，原文名是Летят Журавли，若叫我来直译就是《鹤北飞》。这里得说明一下：若要说这是“直译”，直译派肯定要说我不够资格，因为其中“北”字为原文所无，是我添加补足的。原来，俄语动词有“定态”“不定态”之分，“летят”（飞）是“定态动词”即有一定方向的飞（以汉语打比方，“趋”、“赴”是有方向的动词，而“漫步”则是无方向的动词）。原文虽未说出鹤的具体飞行方向，但影片末尾描写的是胜利日部队从战场凯旋，女主角薇罗尼卡手捧鲜花等待恋人鲍里斯归来，结果却只等到了鲍里斯战死的消息，这时镜头转向空中，作为象征性意象，鹤群列成“人”字队形飞过。我们可以判定：在苏联卫国战争胜利日的五月九日，鹤队是从南方飞回北方，所以我在这里得补上一个“北”字，以免光秃秃《鹤飞》俩字不像片名，叫人摸不着头脑。

百花齐放的五月初，鹤群从远方归来了，但是战士捐躯沙场而未能归来。“鹤北飞”是影片中首尾呼应的主题意象，蕴含着深厚的情感和广阔的境界，对影片的观众接受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忠实翻译本来该是《鹤北飞》的，移植到中国文化语境中怎么竟变成了《雁南飞》呢？这岂不是成批大换鸟，而且还南辕北辙搞反了方向吗？但我相信大家会理解并支持片名译者的这一决策（这不是我译的）。要不然你感受感受看是不是这样的：唤起俄罗斯观众感情共鸣的“鹤北飞”意象在中国缺乏感应力，要把“鹤”换为“雁”，“北”换为“南”，才能唤起中国观众类似的共鸣，影片的意境也才得以充分呈现。由于俄罗斯地处北方，候鸟是春季从南方越冬地北归，而中国的地理位置偏南，候鸟是秋季从西伯利亚南归，南归雁的诗性意象是地理环境和长期文化积淀所形成，深入人心很难改变。好在抬头仰望，镜头里列成大写人字队形飞过的究竟是鹤是雁、方向是南是北难以辨认，而地面上伤心欲绝的薇罗尼卡正在把自己的满捧鲜花一枝枝分送给接到了亲人、拥吻中的双双对对，而观众正在为之热泪盈眶，谁还会去考究此时的候鸟到底该北飞还是该南飞呢？翻译电影片名考虑的是对观众的吸引力和票房价值，不可太拘泥于字面价值，为了在不同文化里达到对等效应，译者作的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在这里谈“换鸟”，这道理并不限于鸟类，同样规律到处通用。例如：

“对牛弹琴”通常译作“cast pearls before swine”（对猪撒珠），牛可以委屈变猪。

傅雷举过莎士比亚法译本的例子：“《哈姆雷德》第一幕第一场有句：Not a mouse stirring，法国标准英法对照本《莎翁全集》译为：Pas un chat。岂法国莎士比亚学者不识mouse一字而误鼠为猫乎？”12——鼠也能俨然变猫。

换换蔬菜更方便：“雨后春笋”译为“like mushrooms after rain”，笋变蘑菇；“青菜萝卜各有所爱”译为“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opinions; some like apples and some like onions”，萝卜变洋葱。中外口味不同，换几样菜色不足为怪。

我把火鸡译为画眉倒肯定不是为了口味，而是因为在马诗里这纯粹是个“音韵意象”的缘故（有充分根据判断诗人是从音韵角度炼词的，马氏选择“火鸡”的考虑中估计音韵要占99％的比重），故翻译时必须侧重于音韵的考虑，于是在形象上不得不放宽些。就是这一放宽引起了公愤，酿成一桩译者“私吞”火鸡的公案。但是，译者“私吞”动物的事果真就那么离奇吗？吞比火鸡更大动物的也有哇！常见有把“crocodile tears”译成“猫哭老鼠”的，好大一条鳄鱼被吞了；再如翻译“狼狈逃窜”时，我还未见哪位译者能不私吞动物，而有本事把“狼”和“狈”这两样动物完整地译入英语；翻译“九牛二虎之力”时，也还未见过哪位译者对这么一大批动物予以通关放行而不简单地一吞了事。众译者肚量岂不是比我大？

如上所述，“功能性替换”，尤其是个别意象、比喻的局部替换，在翻译实践中是常见现象，不足为怪。当然绝不该为换鸟而换鸟，换鸟只是由于功能上确有必要。“艺术译”和“功效译”比邻而居，不排除会偶尔串串门。

那么有没有更大规模的功能性替换呢？有的，但那就要从“艺术译”跨境而进入“功效译”地界了。这类“穿越”十分有趣，固然，我在译诗中并未作过此种尝试，只在授课中作过讲解和实验。这个话题，我们下篇文中再作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