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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辑

书籍名:《译诗漫笔》    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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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艺术译的领域里,我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极为重要的,但这主体性应发挥在对原作艺术的努力逼近和对原作风格的刻意求似上,这才是它正确的目标。而且和肖像画一样,这也绝不会降低译作作为独立艺术品存在的本体价值。



初试风格译


我摸索“风格译”至今六十年了。不能不忆起六十年前初试风格译的陈年往事,追记几句作个纪念吧。

之前译着玩玩的不算,我正式动手译第一本译著是在1955年秋冬,译的是苏联卫国战争名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战地长诗Василий Теркин(《瓦西里·焦尔金》)。当时我在广州军区任军事翻译,苏联援华的军区首席顾问乐维亚金将军向我介绍了这部诗,他是十月革命时期的老红军,入伍前当文学教师,所以对诗很熟悉。他见我也有同好,便推荐我译《瓦西里·焦尔金》,他说二战中这部诗传遍了前线的每个战壕,深受红军战士的喜爱。

我读了《瓦西里·焦尔金》很喜欢,这部诗风格朴实、隽永、深沉,生活气息浓厚,与我们的战士情怀十分合拍。在情感共鸣的推动下,我便大胆开始译第一本诗了。因为日常做训练工作,常常跑野外,下部队,而且一年到头几乎没有节假日和业余时间,我只能每天清早出门前看上一眼原著,默记两节(八行或十来行)诗,然后在途中,在吉普车上念念有词地咀嚼口译,碰到有机会时才歪歪扭扭地速记几个字,和作者描述他在战地写诗的情景颇为相似;就这样日积月累地,译完了全书。

本不是有意去背它,只因为译诗时真正从心里“过”过一遍,我译完《焦尔金》时已经熟背全书。这并非难事,原诗贴近战士口语,基本格律“扬抑格四音步”是民歌或快板味道,韵式以“abab”为主而有灵活变化,加上丰富的头韵、腰韵,这种诗律节奏感强,朗朗上口,读一遍就能记得。

我把译出的草稿念给战士听,战士们也喜欢,因为《焦尔金》真切地、人性化地表现了战争的严酷和红军战士的坚毅精神,不像我们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式诗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是苏联文坛改革派的领袖,他主编的《新世界》成了改革派的旗帜,当时他提出“写真实”等文学主张,影响所及还曾连累得我国一批青年作家被打成右派。

由于我译的《瓦西里·焦尔金》全属口译,结果译文也能朗朗上口,体现出了这部原本在前线小报上连载而传遍战壕的“战士的诗”的风格,出版后大受欢迎。但出版过程却很周折,我的译稿被扣压一年后遭到了退稿命运。此时另一个译本(梦海译)在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由于我是无名小兵贸然译诗,遭退稿并不奇怪,得知有翻译家翻译此书,我深感鼓舞并充满期待。但等我读到新出的梦译本,却觉得与从原著获得的印象很两样,我不认同他的风格。我想:既然我译的风格和他截然不同,那么我的译本可以暂不报废。不同风格应该竞赛,我应该再争取出版(后来先后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从这开始,我逐步形成了“风格译”的译诗方针。

为了让读者体会风格问题,现从《瓦西里·焦尔金》开头处摘一段样品作为实例。场景是行军休息,连队在山坡边雨后湿漉漉的地上就地露营。睡前一刻,老兵瓦西里·焦尔金在对新兵们大吹其“打仗经”:



— Вам, ребята, с серединки

Начинать. А я скажу:

Я не первые ботинки

Без починки здесь ношу.

Вот вы прибыли на место,

Ружья в руки — и воюй.

А кому из вас известно,

Что такое сабантуй?



— Сабантуй — какой-то праздник?

Или что там — сабантуй?



— Сабантуй бывает разный,

А не знаешь — не толкуй.



好,暂引到这里,下面并列两种译文。两种译文传递的内容信息一样,区别在于风格。若要问“风格是什么”,很难说得明白,通过对照就容易明白了:

[1]飞白译文:



“你们这些毛孩子们,

都是半路出家来打仗。

可是我呀,我在这里

新皮鞋已经穿破好几双。

你们来到了战场上,

拿起枪杆就上阵。

可是你们有谁懂得

什么叫做开洋荤?”



“开洋荤?——

是过节,还是过年?”



“洋荤开起来有好几种,

不知道,你就别发言。”



[2]梦海译文:



“弟兄们,你们都是从中途开始。

可是我啊,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穿的

并不是没有修补过的第一双新鞋。

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手执武器——投入战斗。

你们之间有谁知道,

什么叫做萨邦屠依?”

“萨邦屠依——大概是什么节日?

萨邦屠依——怕还有什么别的意思?”



“萨邦屠依种类不一。

你不懂得——那就别多解释。”



两个译本的差异在风格,首先引人注目的还有个特别名词“сабантуй”,对这个名词,两个译本译作了风格迥异的“开洋荤”和“萨邦屠依”。

俄罗斯伏尔加河流域住着鞑靼族等突厥语系少数民族,сабантуй(用拉丁字母拼音为sabantuy)是他们祝祷丰收的一个传统节日,从词源考察是“开犁节”的意思。因为是少数民族语言,俄罗斯人也不明其意,在焦尔金的幽默中,它就只意味着“大吃一顿”和“吃不了兜着走”的意思。梦海译本把它音译为“萨邦屠依”没错,从保持“洋气”角度看,这样处理还应该是个好的选择。

我呢,也是一贯倾向于异化或“洋化”的,不过在这里我没有选择音译,因为衡量之下,我觉得体现这本书的战士口语特色和风趣幽默风格更为重要,遂决定译成“开洋荤”。若是单纯从词义信息考量,我这样译似乎不够忠实,况且сабантуй本是个地方性的“土”节,要烤全羊也该是“土羊”而不该是“洋荤”吧!但若考虑语境呢,那么焦尔金用这个名词所指的,乃是从国外入侵的德国法西斯的飞机坦克,“开洋荤”一词用在这里又显得非常合适了,这才与焦尔金的语气适配。经斟酌比较,我在这里没有执着于异化的“忠实”,而选择了最能体现其语用意义和原作风格的用语。

接下去的段落,俄语原文就省略不引了,好节省一点篇幅:

[1]飞白译文:



“第一次挨飞机炸,

急急忙忙就趴下。

留了活命,挺高兴:

这算是开了小洋荤。

休息会儿,吃一顿,

抽根烟卷儿安安心。



老弟,你们要知道,

迫击炮的洋荤比这还糟糕,

它使你深深受感动,

抱着大地妈妈去接吻。

可是小乖乖,你听好,

这只是不大不小的中洋荤。



开一次洋荤,

得一次教训,

敌人厉害,

你也要凶。

可是要开个大洋荤,

那可真有点不好受用!”



[2]梦海译文:



“譬如初次空袭的时候

你会乖乖地紧贴地面,

没有炸死——那可别发愁:

这只是小型的萨邦屠依。

你喘口气吧,饱饱地吃上一餐,

满不在乎地抽上支烟。



老弟,迫击炮一响,那就更糟,

萨邦屠依又会突然开始。

这回它可叫你好受,——

叫你去跟大地妈妈亲个嘴。

可是你得注意,亲爱的,

这还不过是中型的萨邦屠依。



萨邦屠依——对你是一种教训:

敌人凶暴——你也得凶暴。

但大型的萨邦屠依——

那就完全另一回事。”



两个译本的差异,涉及音韵、节奏、语言选词等多种风格因素。我的译本为模拟原著风格而选择了押“交韵”和以四顿为基础的格律,即选择以民歌体(兵歌体)为基调,但其中又有许多灵活变化。与原著相比,我的译文的格律灵活度更大些,这是因为我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口语化上,要求我的译文达到战士听得懂也说得出的程度。当然,口语化也是仿效原著的,而且在我看来,是模拟原著风格的关键点。译诗不可能面面俱到,能抓住这个关键点也就够满意了。

而梦海译本选择的是不押韵也不拘字数顿数的散文化风格,这种体裁自由,对内容信息的翻译传达不造成拘束,但在我看来与诗体(尤其是原著的格律诗体)风格差异过大。

引的诗行虽已不少,但若不告一段落有点不舒服,干脆就把这个段落引完吧:

[1]飞白译文:



焦尔金说到这里猛一停,

拔出烟嘴来通通干净。

他悄悄地眨了眨眼睛,

好像是说:朋友,

我说出来,你可要站稳!



“天刚发亮你起身,

抬头只一看——

叫你满头大汗,身上还发冷:

一千辆德国坦克,

黑压压一片,数也数不清……”

“一千辆坦克?

老兄,这可有点儿夸大。”

“好朋友,我夸大干吗?”



“可是,一来一千辆,这哪能?”

“好好好,让它五百也成。”

“就算是五百。——

你说话也要凭良心,

不要像是吓唬老娘们。”



[2]梦海译文:



小伙子沉默了一下,

通了通烟嘴子,

好像对谁稍稍用眼示意:

朋友,你且耐心往下听吧……



“譬如你一早起来,

一看,——你会吓得尽打哆嗦,冷汗直冒:

开过一千辆德寇的坦克……”

“一千辆坦克?啊,老弟,你在胡扯。”



“朋友,我干么要胡扯?

你倒想想看——胡扯对我有什么好处?”

“那末为什么一下子——一千辆坦克?”

“好吧,那就让它五百吧。”



“噢,五百。说老实点,

可别像吓唬老大娘那样。”



到这里告一段落了。在我译的诗中,《瓦西里·焦尔金》的译语要属最口语化和最“顺”的之一。这是因为原文的风格本来如此。作者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书末曾用这样一节诗描述这本书的风格:



也许某一个读者

手里拿着这本小书,

会说:“瞧,这是地道的俄语,

虽然是诗,写得倒很通俗……”

那时我就心满意足。



在初版的译后记里,我也借用了这节诗来表达译者的心愿:



也许某一个读者

手里拿着这本小书,

会说:“瞧,这是地道的汉语,

虽然是诗,译得倒很通俗……”

那时我就心满意足。



我的这一心愿实现了。三十年后,有不止一位初次介绍相识的朋友对我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哦,是飞白!《瓦西里·焦尔金》——地道的汉语!”

我的这一表达,看来与傅雷(“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和奈达(“译文读起来像本国语言写的一样”)的主张一样,但这只是偶合,其实我的译诗主张与傅雷和奈达不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下面可能还要专门谈谈。我译诗不以“达”或“顺”为主旨,而是以模仿和重现原作风格为主旨。按我的主张,译诗首要的是表现原作风格,而在译《瓦西里·焦尔金》时,由于原作风格是“地道俄语”的战士口语,所以我的译文就应当是“地道汉语”的战士口语。

《瓦西里·焦尔金》译语能表现得“顺”,首先源自模仿原著的风格;其次得益于容易沟通的语境,因为我军与苏联红军有较多共同点或相似点,二战中又同样作为抗击法西斯的主力军,经受严酷考验而立下历史功勋,共同的经历和感受使得翻译容易沟通;再次又得益于我长期在部队生活和工作,熟悉我们的战士并听取他们对译稿的反映。然而我译诗从来不会为“顺”而牺牲陌生化,不会为归化而牺牲洋化。

就洋化/归化关系而论,我对文化意象的处理方针是偏洋化的。虽说《瓦西里·焦尔金》描写的苏军生活和战士情怀与解放军相似,但中俄间文化、习俗的差异明显,书中浓墨重彩描写的场景,如手风琴伴奏下开农村舞会,或是用白桦帚拍打身体洗蒸汽浴等,都充溢着典型俄罗斯风情,书中俄罗斯人的言谈举止、行为风格也都体现民族特性,凡此种种洋气处,译文都不作归化淡化,而保持其本来风貌。对语言形象作归化处理也是极个别的,我印象中只记得有两处:一处是焦尔金说“我打完了鬼子就回家”,其中的“鬼子”一词原文“немец”,是对德国侵略军的贬义词,我归化处理译作“鬼子”,比较符合红军战士的口语语气。还有一处是称赞战士的褒义词,——俄语夸赞小伙子英气勃勃惯用的比喻是“雄鹰”(орел),此书中出现多处,我大都作洋化直译,只有一处例外地把“雄鹰”换成了中文惯用的比喻“小老虎”(“这都是百里挑一的小伙子,一个个都赛过小老虎”),这处完全是为了与上下文押韵,并不是为归化而归化。

幸而这次换鹰没引起注意,要不然“换鸟”风波就该提前来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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