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忠实一辩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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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忠实不忠实问题，历来争议不断。起初，争论的焦点不外乎是“我忠你不忠”；语言学派兴起后变成“忠于哪个层次”的问题；操纵学派再把它变成“忠于谁不忠于谁”的问题；硝烟弥漫中又拦腰杀入一支解构主义新军，釜底抽薪，把焦点变成了“忠实根本不存在”问题。于是争议更像一团乱麻，连找头绪都难了。

翻译“忠实”的概念包括“信”和“等值”（equivalence）或译“等价”、“对等”概念，近来遭遇严重挑战。

我认为要求翻译“忠实”并没有错，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商家卖的“品牌”产品是原装的，而译者提供的“品牌”产品却要经翻译加工，不是原装的了，而且由于加工工艺之复杂，已不可能与原文等值。这样，译文声称的“忠于原文”便有疑问，质疑“忠实”也事出有因了。

面对诸多质疑，拥护“忠实”派义愤填膺，努力把争议拉回到“我忠你不忠”的原点，转成了一个怪圈。

在这场纷争中，具体说说我的立场和看法：

翻译的属性规定译文不是“原创”而是“重写”，因此译文对原文有黏附性；

要求忠实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不能推翻；

但所要求的“忠实”只能是某些维度、某个功能、某种程度上的忠实或努力逼近；

而全面忠实、百分之百忠实却是无稽之谈，这无须解构，就是明摆着的；

翻译不可能“等值”，外国文本和中国文本之不能等同，就如同外国人和中国人（在面貌、身材、语言、文化等各个维度）之不能等同，要求“等值”本来就是不合理要求；

因此忠实是相对的，而不忠实是绝对的。

人们往往把“忠实”看得较为轻易，我说“不忠实是绝对的”怕会惹一些译家不高兴，所以在此篇中我得先为不忠实一辩。

常听得人说：不管它什么艺术形式，只要我将文字“如实译出”，就做到了忠实翻译。这样说的问题在于：“忠实”涉及的首先是文本／语篇整体的形式和功能，而不是每个字的词义，译解文字并不是译文的功能而是词典功能，诗和词典总是有点不同的是吧？尤其是像诗、歌曲、剧本乃至于双关语、绕口令等艺术形式，如仅译词义而放弃其形式及功能，就等于不译。你说我只要译出文字，诗中的“神”也会跟过来，那好，我们暂且不谈精妙艺术品通过狭窄翻译“信道”的信息科学难题，简单点儿，就说一头猪吧：要猪通过一根自来水管大小的管子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在肉类加工厂里，破坏其猪的形式而做成肉糜，就可以顺利通过绞肉机出口的管子灌入火腿肠中。但你并不能据此下结论说：“我已经成功地、忠实地把猪通过了管子。”你瞧瞧哪还有猪啊？猪的肥头大耳的神态并没有“跟过来”。因为放弃了猪的形式，它就不复是“猪”而是肉糜了；同理，放弃诗的形式而译出词义，它就不复是“诗”而是词糜了。

退后几步说，即便不谈译诗，就说“如实译出”文字词义吧，也不要小看了文字，由于跨语言跨文化，要达到“如实”又谈何容易。恐怕也只有“氢”、“氧”等纯科学而毫无文化积淀的文字能做到语际“如实”或等值，而“气”字就不能；“水”字仅在H2O的意义上能做到语际等值，在其他意义上则不能。再举个最简单的动词“打”为例吧，如实译成英语是“beat”，然而一进入语言就不那么简单了：打工，打字，打的，打扮，打架，打水，打算，打趣，打杂，打靶，打折，打球，打听，打酒，打分，打赌，打电话，打招呼，打喷嚏，打手势，打哑谜，打旗号，打水漂，打扑克，打趔趄，打灯笼，打哈哈，打毛衣，打个盹儿，打马虎眼，打起精神，打小报告，打她的主意……哪一处译成“beat”还能“如实”啊？生活语言尚且如此，更甭提诗中文字微妙的相互作用了。

“如实”或曰“等值”真不是唾手可得的。即便照原文译音，译的音也不会等值。比如中国人姓徐的“Xu”，到美国人口里不是读成了“zoo”，就是读成了“shoe”。法国诗人Valéry的中译名有“瓦莱里”和“梵乐希”两个，从两个译名的差异就可推知它们与原文发音的差距。再看英国诗人John Donne的中译名，John译“约翰”（源自拉丁）与英语发音丝毫不像，他的姓Donne发音是[dˆn]，而汉语没有[ˆ]这个元音，于是被译成了百花齐放的“多恩”、“堂恩”、“但恩”、“唐”等译名，听起来满离谱，我无奈译作“得恩”，取的是“得”字与Donne的元音同为不圆唇后元音，但是口形和舌位仍有差别，辅音[d]也有清浊之别。可见，语言不同，连译个音也不可能达到等值，何况比音更复杂的义。

只有以科技翻译为代表的信息译，而且处理的必须是完全排除文化色彩的特别简单纯粹的文本，才能谈“等值”或近似等值，而绝大部分翻译都谈不上。若放宽尺度，转而用“等效”（读者反应对等）概念似可解决问题，然而“等效”是个模糊概念，是无法核实验证的。拿吃早餐来作比喻：中国早餐的概念是馒头、稀饭加咸菜，或烧饼、油条加豆浆；西方呢，法式早餐概念是“法棍”（baghette au beurre）、羊角面包（croissant）加“欧蕾”（café au lait），英式早餐概念是bacon and eggs，美式则可能是cereal，donut或pan cake。食物种类和口味不同，作为早餐都能管饱，所以可说“等效”；但是有人会反对说：你那个早餐我不爱吃，不能管饱，这又不等效了，可见“等效”之说有点玄。荷兰人吃blauwe kaas（blue cheese），安知是否与我们吃臭豆腐等效？毛利人生吃蛴螬，安知是否与我们吃虾仁等效？跨文化体验一下试试，体验者可能马上吐出来。

既然不“等值”，那就把“equivalence”改译为“对等”或“对应”吧。按卡特福德的定义，翻译只是大致“对应”的替换，例如“阿弥陀佛”大致对应于“God bless my soul”（Hawkes译《红楼梦》），但二者的文化背景和心态却相差万里。通过翻译哪能让异文化读者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心态？中国叫金星，英语叫Venus，指的是这同一个行星，当然准确“对应”了，但其文化形象却大相径庭：太白金星的一大把胡子“对应”维纳斯的风情万种，给人感受是真正不协调。

到词组层次问题进一步复杂化。字面相似的成语，意义可能大不相同，如“Pull sb's leg”不是“拖后腿”而是“愚弄人”，“Eat one's words”不是“食言”而是“承认自己说错”。“一山难容二虎”和“Zwei Bären vertragen sich nicht in einer Höhle”（一穴难容二熊）寓意恰好对应，但虎在中国占山为王威风八面，德国成语憋屈的窝里斗哪有这般气派。“A peacock among sparrows”恰好对应“鹤立鸡群”，但前者是表现其华丽高傲，后者却是表现其水平超群。再上升到句级，一句诗的意义往往已难以穷尽。诗的缘情重于指事，“却道天凉好个秋”，意义岂在气象？“一江春水向东流”，意义岂在地理？哪怕译者用尽艺术手段“忠实”也难以企及，打打“酱油”难道便完成任务么？

文本／语篇层次的解读，即便在本文化的语境里，往往也需要阐释学。一些论者认为作者原意根本就不存在，另一些论者认为自己能完全把握和复原作者原意，我看都不免偏颇。应该说，作者原意是存在的，又是不可能完全复原的；对作者原意是要认真揣摩的，又是不可能真正把握的；况且阐释是历史过程，文本意义随着历史生长发展，并不凝固在作者写作的时刻。诗无达诂，就许多名著而言，作者已死，只能听凭文本的“被接受”；当代作者即便自己现身说法，他说的意图也不一定就算标准答案。

对翻译而言，跨文化谈“忠实”更成为一个悖论。奈达倡导“功能对等”，要求“译文读者读译文的感受相当于原文读者读原文的感受”，这就含有内在矛盾。试想：既要求译者把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变成以中文为母语写作的中国人——鼻子不高，黑发黄肤，还不能留大胡子，又要求莎士比亚、托尔斯泰和洋读者眼里的面貌风格一样，保持原汁原味不变，怎么可能呢？这相当于叫译者为广东食客做一席川菜，却要求他做成正宗广味，只许放蚝油不许放花椒，而又要保持麻辣川菜的原汁原味不变，怎么可能呢？

所以，即便在对原作的理解和译文表达俱臻最佳的理想条件下，我们也不能期待原作原意在经艺术模塑的译诗中得到复原。这与郑板桥论画竹的道理是一样的：“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对我们说来，“眼中之竹”是原诗文本，“胸中之竹”是译者的艺术接受和表达意念，而“手中之竹”则是落笔形成的译诗文本，三者间有密切的生成和黏附关系，却不可能相互等同。

因此对译者“不忠实”大兴问罪之师前，最好先作具体分析，弄清原委，看看其中有哪些应体谅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