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忠实一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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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翻译不忠实是绝对的”，在本文中我还要为翻译忠实一辩。
翻译要求忠实，这不是哪个人主观制订的“规定”或“标准”，而是翻译的本质属性。如果我译的是哈代的诗，署上了作者哈代的名，我就不能任意窜改，不能冒名顶替，不能滥竽充数，不能改头换面，这是译者的诚信，否则就成了欺诈。这既是翻译伦理问题，也是知识产权的法律问题。
反忠实论者的论证中顶尖的一条，是把翻译“忠实”与封建观念等同起来，据此施加猛烈攻击，仿佛解构“忠实”就要把忠实完全推翻。这一观点是我不能认同的。其实翻译“忠实”跟“愚忠”、“从一而终”等观念不属同类项，和封建扯不上边。它只表明：翻译既声明是根据某一原文文本所作转述，就不能不保持与该原文在相当程度上的同一性，也许够不上“同一性”，就说是“黏附性”吧。这是“信用”问题，涉及的是契约和义务，和商店里卖的某个品牌是真货还是假货是同样性质。翻译依据的原文文本相当于所卖“品牌”，忠实翻译是译者的诚信。（按：信用是随经济发展而发展的，对卖真货的商家，你扣得上“封建观念”的帽子吗？）
翻译的属性规定了译文不是“原创”而是“重写”，这两种属性不同，不能混淆。如原作在著作权保护期内，翻译须获得著作权人的授权，哪怕过了保护期后，署名权也不会变；翻译须顾及与原文可比照的“适当性”，否则要构成侵权；翻译不能自认是原创，否则要构成剽窃。这是说具有知识产权的文本。其他类型的文本／语篇各有不同要求，如果是翻译国家或政府首脑说的话，翻译须十分严谨认真，假如翻译不忠实是要负政治责任的（试问一声：一国领导人说“和平”，译者可以创造性地译成“宣战”吗？），为企业CEO、客户、赞助人翻译也是要负责任的。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科学、技术等领域内，凡是信息型翻译（不论所译文本有没有著作权保护）都要求忠实准确，如关键问题上翻译失实，可造成严重后果。所以我任军事兼外事翻译的近十年，日子过得毫不轻松。
如前所述，功效型翻译属于另类，直接对客户、赞助人的要求负责，以超语言的实用效益为目的，不要求对原文文本保持忠实，原文文本的性质变成了信息源或参考样本。译者忠实的对象从原文文本转向了所接受的翻译任务。外事翻译及许多其他场合的口译中，以忠实的信息译法为主，但也常带一定的功效译成分，需要译员根据具体情况随机应变，作出正确决断。
艺术译是本书讨论的重点，而此类文本是有著作权保护的。当然艺术译也包括各种翻译策略，节译、改编都有可能，——不是吗？电视剧对所依据的文学作品都作改编（改编也属于广义的翻译），包括情节的增减变动，更不必说台词了。但是你若要改编，就必须获得原作者授权，要署上原作者和改编者的名，以示对作者和读者负责。否则若擅自改编，打的是原作者的旗号而内容却面目全非，就涉嫌侵权、窜改或冒牌了。
这里问题又来了。既然前篇文中已论证了忠实和等值之不可能（尤其是在艺术译领域内），那么艺术译还怎么能侈谈“忠实”呢？
艺术译谈“忠实”仍然是可能的，当然是有条件的。这不妨拿画肖像画作比喻。肖像画和艺术译一样是“有所本”的，属于可比项。
我们明知肖像画不可能等值于真人——人是血肉之躯，而画是纸质或布质的，人会行动、能言语，而画像不能，这类差别可以无限地列举下去。画家为人物画像只是一种“重写”，不能要求在宣纸或画布上复制或克隆一个真人，这不必多费口舌进行论证。但是有艺术修养的画家却能运用素描、油画、水墨写意或工笔重彩等等手法，逼近所画对象的形式特征，把此人画得惟妙惟肖。既然是肖像画，不论采取何种画法，共同要求就是与所画之人相似，具有形象上的同一性或黏附性。这就是“忠实”或“信”对艺术译的要求。若不“信”（不似）则不能称作人物肖像，不“信”（不似）也就不能称作某篇原作的译文。否则便是自欺欺人，而且读者也不是容易欺的。
艺术译的“忠实”或“信”，核心在于审美的相似性，因为形象性（而非信息性）和审美价值是艺术的本质特征，这也不是哪个人主观规定的。问题在于跨语种、跨文化翻译不能在各个方面都与原文相似，于是就和肖像画家一样，只能运用自己掌握的语言资源和技能，捕捉对象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风格特点加以表现，因此我称之为“风格译”。虽然只真正抓住了一两个特点、一两个笔触，假如你看准特点又能成功表现出来，就可显得惟妙惟肖。
所以艺术译谈“求似”还是可能的，谈“忠实”也是可能的了——指的当然是相对的忠实，不是“等值”，甚至也不是“等效”。翻译中不能全得，只能有得有失，关键就在于选择：得什么？失什么？精力放在哪一点？在哪个重点上着力求似？因此我们需要列出翻译的维度和取向选项。有点像在考卷上做选择题，有ABCD四个选项，你选一个就意味着失去其他三个。你不可能选全部ABCD，对它全覆盖，那样的话你的考卷就作废了。在诗翻译中常常也是这样：选择信息可能失掉了诗，选择格律可能失掉了顺，选择土可能失掉了洋。没办法，译者只能选择优先项，选择表现什么，舍弃什么，忠于哪部分，不忠于哪部分。常言道“翻译即叛逆”，指的就是不论怎么译，也总会有不忠实的部分，即你不得不舍弃的部分。
由于信息译的惯性巨大，译者通常都会选择信息而丢弃诗，所以说“诗是翻译中丢失的东西”是有充分道理的。但我们需要意识到艺术并不是获取信息的手段，而是审美欣赏的对象。传达剧情信息不能代替观剧，介绍歌曲内容不能代替听演唱，译出诗的词义也不能自命为译诗“忠实”。语言好像是个生物，它既有骨骼又有肌肤血肉，指称意义是其骨架，而联想意义、隐喻意义、形象意义、音韵意义、情感意义、风格意义、互文意义、文化和历史意义是其肌肤血肉。信息译着眼于“单息”的“无机”语言，即选择语言的骨骼而丢弃肌肤，好比医生以科学眼光看X光片，排除表面层次的遮蔽直视骨骼，以获得准确无误的本质信息；艺术译着眼的则是“复息”的“有机”语言，即观看的是语言的活体，用审美眼光首先看到的就是语言的肌肤容貌，而不是透过肌肤直达骨骼。要不然，假如你戴X光眼镜去观赏芭蕾舞，只见骨骼的群舞，那就彻底失去观赏功能了。这种“信息忠实”是不能替代艺术忠实的。
但我主张的风格译（艺术译）并不会随意丢弃词义信息，因为语言的活体不能缺少骨骼的支撑。风格译虽以审美价值为主要着眼点，但并不采用宽尺度的“意译”，通常只是从艺术角度对词义多加推敲而已。为了音韵格律等因素，有时对词义要作些必要的调整移位，但都是有限的，“换鸟”之类的事也只是个别案例。怎么调整移位我再举个例来说明。
阿诺德的名作To Marguerite, Continued（《再致玛格丽特》）本因失恋而作，但诗人把主题上升到了哲理层次，超越失恋主题而变成了现代孤独主题。——古代人烟稀少，人际关系倒很密切；如今世界越来越小，人越来越拥挤，人际关系却越来越疏远了，“异化”之神接管了上帝的统治。诗中说：人们变成了人生之海中一个个孤立的岛屿，“被涛声回荡的海峡分割，散布在荒芜无边的海域”，人和人要求重聚的希望已变得“酷似绝望”，这是该诗很有震撼力的末节：
Who ordered, that their longing's fire
Should be, as soon as kindled, cooled?
Who renders vain their deep desire?—
A God, a God their severance ruled!
And bade betwixt their shores to be
The unplumbed, salt, estranging sea.
（是谁，使他们如火的盼望之情
一旦点燃，又迅即冷却？
是谁，使他们的心愿化为泡影？——
有一个神，令他们互相隔绝，
令大海把他们的海岸相隔，
滔滔咸水，使人疏远，深不可测。）
我上面的译文从诗意和诗律出发，试图兼顾艺术形式和词义语法，但在两方面也都有所让步妥协。在诗律维度上完全遵照原文“六行体”（sestet），复制“ababcc”韵式（一组交韵加一对偶韵），但在顿数（音步）方面有所松动以免束缚了充分抒发。在词义维度上的松动主要是修辞性质的，如：第一行的“盼望之火”译作“如火的盼望之情”是为了押韵；第一、三行的“谁”都译作“是谁”并加逗号，是为了加强质问语气。调整较大的只有第五、六行，全诗压轴的两行诗是要重点关注的。
这两行如按原文词序直译是：“并命令在他们的岸之间要有／未测深度的、咸的、使人疏远的海。”调整一下词序也可译为：“并命令要有未测深度的、咸的、／使人疏远的海介于他们的岸之间。”但从中文角度感受起来，这两种译法都嫌拖沓，一拖沓就失去了警句的力度，压轴偶句压不住台，就会把一首好诗全糟蹋了。因此我把句型完全重组，把原文祈使语气动词“to be”改为较有力的及物动词“相隔”，再把“海”的三个定语从原文长句中抽出来独立成句，切分三段，每段四字，使之短促有力便于诵读，共同组成结尾行；又把“深不可测”调动到最后，与“隔”字押压轴的韵。经过这一系列调整移位，读起来才达到艺术译的基本要求。
翻译当然是一种“重写”，因各个维度互相制约，在各方面都要有所让步妥协，因而都有“不忠实”成分。拿机动幅度最大的第六行来说，句子是新组的，连主语“水”字及其形容词“滔滔”也都是新加的，全句连用三个四字组，诵读效果不错，却不得不突破了原作的音步数。这当然都是“不忠实”了。艺术译所期望的只是：在整体上努力逼近原作艺术形式和风格，而把对原诗的局部“叛逆”控制在最低限度。
“忠实”不可能完全实现，也不可能完全推翻。要求完全忠实否定了翻译的可能，推翻忠实则废除了翻译本身。所以功效译除外，翻译仍要追求忠实，不过应该是适宜的和可能达到的忠实，不是虚拟的忠实。
就诗翻译而言，只要与信息译、功效译划清界限，那么相对忠实的诗翻译就是可能的。
强调凡是翻译都是“重写”的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在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制控》）一书中写道：
我并不想给人们一种印象，仿佛有一帮狡诈邪恶的无原则的译者、评论者、历史学者、编辑和选集编选者躲在一边窃笑着，故意地系统地“窜改”一切经过他们手的文学作品。相反，文学重写者的大多数，通常是认真细致、勤勤恳恳、学识广博、为人十分忠诚的。他们只是把他们所作所为看成是显而易见的唯一方法，尽管这种方法在历史上已屡经变迁。把那句古老的谚语一劳永逸地打发去安息吧：翻译者必然是叛逆者，但是绝大部分时间内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而且几乎所有时间内他们别无选择，只要他们还生活在他们出生所属或后天归属的文化圈内，并且只要他们还在试图影响这一文化的演进，这就是他们想做的最合逻辑的事。
“译者的主体性”近来成了热议的话题。至少在艺术译的领域里，我认为译者的主体性是极为重要的，但这主体性应发挥在对原作艺术的努力逼近和对原作风格的刻意求似上，这才是它正确的目标。而且和肖像画一样，这也绝不会降低译作作为独立艺术品存在的本体价值。至于不求与原作相似的功效译当然又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