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道瓶颈和诗的“口径”

书籍名:《译诗漫笔》作者：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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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为不忠实一辩》文中谈到翻译“信道”问题，为了形容诗通过狭窄的翻译“信道”之难，打比喻说：好比是猪难以通过自来水管大小的管子，如果硬要把猪通过管子灌入火腿肠，就把猪的形式破坏掉了。这本是我上课时随口打的比喻。有位学生要求我具体解释一下翻译“信道”；况且，“你怎么能把诗比作猪呢？”对呀，这可真是个问题。

这一问就问出了这篇文章。

“信道”是信息论的概念，信息论研究的是信息的传输和处理，涉及信道容量、编码理论、数据压缩和抗噪音等问题，本来针对的是电信，后来运用越来越广，到了信息时代已形成无所不在的信息科学。从广义上说，翻译学也是研究信息编码和传输的，所以翻译的理论研究离不开信息论。

任何信息的传输都得通过信道，并受到信道容量的限制。现代生活里我们天天接触的宽带，所说8M、10M的“带宽”就是网络的信道容量。“带宽”单位是bps，即每秒能传输的比特数，10M（10兆）等于每秒传输一千多万比特，是个巨大的数。要知道传输一个字母只有8比特，传输一个汉字只有16比特信息量，宽带论“兆”的流量主要是用于传输视频的。以前通过电话线，信道带宽不足以传输视频，只能打电话或传输嘀嘀嗒嗒的摩尔斯电码。打电话每秒钟大约说三个字，即只传出每秒48比特信息量（我指的不是音频信息量，如按音频信息计要多些）。而宽带利用原有的电话线可承载的频带，划分出256段频宽用以传输不同信号，好比是开通了256个车道的高速公路，这才达到“兆”级。光纤信道的带宽就更惊人了。

要说翻译的信道带宽嘛，大概与传统电话相当，适于传输“线性”而清晰明确的词义信息，因此信息译可顺利通过。但诗翻译需要传输大量“有机”而“立体”的艺术信息，这就像视频一样需要大的信道带宽，可是偏偏没有翻译“宽带”。于是在狭窄的翻译信道面前诗翻译遭遇了“瓶颈”。这就和电话电报能通过传统电话线路而一部视频难以通过，蛇能钻进狭小的管子而一头猪难以通过是同样道理。

但是诗怎么能拿猪作比呀？我上课的时候作这比喻是出自直觉，还没经过思考。想想看，诗和猪确实很少交集，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我直觉地感觉到的）二者的“口径”都太大。不过，猪因其肥而“口径”大是显而易见的。诗呢？难道诗也肥吗？

诗并不“肥”，相反，诗是一切文本类型中最简洁的，故也可以说是最“瘦”的。所以诗和猪的“口径”性质是两样的：猪是实体“口径”大，而诗却是虚拟“口径”大。诗在其占字数（占比特数）最少的瘦瘦的文字形体之外，在其文字周围——借用本雅明的术语来说——散发出艺术品的“光晕”，而令其口径明显增大。

本雅明在他的著名论文Das Kunstwerk im Zeitalter seiner technischen Reproduzierbarkeit（《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一方面肯定机械复制时代使得艺术有条件和大众接触，另一方面也指出大批量的机械复制使得围绕着艺术品的“光晕”（Aura）遭到破坏。本雅明说的“光晕”是美学概念，具有神秘朦胧、不可接近的性质，它本来是不可说明的。我在这里不是试图定义这个术语，而只是借他这一用词。我现在要探讨的，是使诗这件艺术品超越区区文字之外散发“光晕”而占有巨大“虚拟空间”的，到底是哪些艺术信息，因此我不得不祛除“光晕”的神秘性而探讨具体问题。尽管概念不尽相符，但我探讨的“光晕”或艺术信息在通过机械复制式的翻译管道时之遭到破坏，倒恰与本雅明的描述一致。

提问引起我思考：使诗具有“光晕”并超出翻译信道口径的，到底有哪些艺术信息呢？考虑结果是这样：

1．诗最显著的“光晕”特性，就是我们已一再提到过的“留白”或曰“飞白”，即诗人不说出的言外之意和想象空间。诗人能做到“不著一字，尽得风流”，把诗最好的部分留在不言之中，以吸引读者参与想象，共同营造诗的意境。诗的这一性质虚实相生，它虽因“不言”而似乎不占比特数，却占有巨大的虚拟空间，这虚拟空间是靠精妙的诗句结构投射而成的。诗句通过狭窄翻译信道时受到挤压变形，结构精妙之处必然破损，结果就像破损的光盘一样丧失了投射（播放）功能。

如“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通过翻译信道的挤压后，很可能就只传达出“走一走，坐一坐”的意思，或至多能传达出半日闲情；“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通过翻译信道挤压后，可能就只传达出心神不定的意思，甚或是根本不知所云。留白、意境和“光晕”消失了，或者变成了晦涩。

2．诗带有大量音乐和形式信息，这是产生“光晕”的重要因素。诗和歌同一起源，音义交融是诗的一大特性，但在通过翻译信道时受其口径限制，音和义通常只能二择一，要么译音要么译义。译诗每天常会遇到的挑战就是音义无法兼顾的尴尬：你找到了最佳修辞，可惜押不上韵，你找到了最佳韵脚，偏又不是最佳修辞——突显出翻译信道不让二者兼容的狭窄。

原文携带的许多音乐元素和诗体形式通过翻译信道都非常困难，或近乎不可能。即使译文勉强模拟原文诗体，读起来仍像“隔着布袋买猫”那样难以辨认。而诗体本来是诗极重要的组分，与诗的意蕴、情调密不可分，并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衣服。如一首“七律”或“虞美人”或“渔歌子”，在源文化中各有其独特的不可互换的韵味，但这种韵味根本通不过翻译的“管道”。你即便在译入语中努力模拟了原文诗体的音节数和韵式，读者也还是感受不到。经许多译家数十年来辛勤耕耘，十四行诗大概是唯一成功译入中文的诗体，但欧洲语言十四行诗的韵味在中译文里还是难以尝到。

3．诗文本在其字句之外带有大量语境和文化链接，包括象征、隐喻、典故和互文关系，涉及范围之广常超出我们的想象。卡特福德在《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中说：“作为言语行为中心环节的文本却是，或可能是，不仅相关于这一直接情境的特征，而且也相关于在越来越大的距离上（姑且这样说吧）扩展开去的特征，最终扩展到这一情境的整个文化背景。换句话说，所谓‘情境’可以看作是与文本相关的一系列的同心圆或同心领域。”3他这段话有点拗口，我们换得形象点儿也可以这样说：如果投石击水，一圈圈波纹会荡漾开去直到铺满整个池塘，与此相似，一个具体文本的语境也不限于当下，而会一圈圈扩展开去，直到波及“源文化”的整个领域，涉及整个文化背景！

如上文例举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互文链接着中国的禅文化，“未济终焉心飘渺，万事都从缺憾好”互文链接着《易经》和老子，同时又含有儒家知识分子的担当情怀。这样的文化链接宏大深厚，涉及整个源文化背景，显然无法通过诗翻译的信道。异域读者缺少中国文化熏陶和环境濡染，就无法获得默契的感悟和触动。诗译者传递不了大口径的文化信息，不得已也只有加注之一法，从信息学角度说，就是受限于信道带宽，只能以增加信息长度来弥补，好比是把面团压进管道。然而对诗的接受，最大特征就是直接性，而加注却是间接性的，加上“蛇足”对读诗必有干扰。艾略特的《荒原》注释倒比诗文多，读起来像读古籍考证一般，读者就得努力克制不耐。所以译诗加注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

如哈代的During Wind and Rain一诗，是哈代根据亡妻爱玛回忆她少女时代优裕幸福生活的笔记写成的，诗的主题是感叹人世无常，一切都被风雨销蚀，诗题和诗中反复咏叹的叠句“Ah, no; the years O!”互文链接的，是莎士比亚《第十二夜》中小丑唱的闭幕曲：“With hey, ho, the wind and rain…For the rain it raineth everyday.”（“嘿，嗬，风雨声声……每日风雨不消停。”）我参照互文，把诗题和叠句译为《风雨声里》和“哦，且住！岁月忽忽”，同时又加注了关于莎士比亚的互文链接。不过与熟悉互文链接的原文读者相比，译文读者是“隔文化如隔山”的，加注的帮助其实也很有限，不过聊胜于无罢了。

4．诗的“光晕”之又一要素，是富含于诗歌语言中的复义和模糊性。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诗歌界还曾发生过一场“朦胧诗”与“反朦胧”的争论，而朦胧源自诗的留白和模糊表述，其实是诗的基本属性。而且不仅于诗为然，自然语言的表述本来也大都是模糊的，作为语言艺术的诗便是发掘了这种模糊性，并利用和发挥它来营造含蓄美和拓展虚拟空间。

从信息论观点看，模糊性意味的是信息的不确定性，或用热力学术语叫做“熵”。应用性的信息科学致力的目标本是消除或减少“熵”，力求信息的明确，这也是信息译致力的目标。因此计算机技术和机器翻译技术都在攻模糊信息识别和处理的难题，其关键则是运用词义消歧算法，根据近似度和综合判断来消除复义性，以获取词义的单义。尽管如此，由于机器翻译缺乏语境知识，词义消歧工作做得并不能尽如人意。可是诗却不是一般语言，诗中的“信息熵”即意义不确定性是不能消除的，如果试图用词义消歧法来铲除诗中的“信息熵”，也就等于消除了“光晕”，把诗还原为陈述性的信息文本。很遗憾，这正是有些译诗者做的工作。

诗是一种特殊的文本，它除指称信息外，更需要的是从精练的诗性文字结构里生发出朦胧的艺术“光晕”。我们可以作这样的比较：指称信息是“明电码”，一码对一字，一词指一义，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诗犹如是“密电码”，说一不等于一，说二不等于二。指称信息要指义简明，排除一切歧义；而诗则蕴意深厚，言有尽而意无穷。“信息熵”在通信中是亟须消除的威胁和危害，但诗人却能把“信息熵”化为待开发的矿藏和诗意的境界。用同等长度的文字或符码，诗比指称信息能传递的意思要多得多，而且大量意思是“压缩”和“加密”的，要求读者自行解压解密（并在其中获得最大享受），以致后人写上成百成千篇诠释、鉴赏和论文，也无法穷尽一首好诗的内涵。

我们没能力在这里分析一首好诗，那就仅从细部着眼谈谈一词复义吧，在信息译中这也是要极力排除的，在诗中却是精妙的艺术。例如霍普金斯的代表作《隼》中，有一句语言“别扭”的诗：“Brute beauty and valour and act, oh, air, pride, plume, here Buckle!”我的译文是“野性美，勇，行，风，傲，羽，都在此扣合！”然而“buckle”这个动词，霍普金斯是用其复义的，这一词就包含了“扣合”、“扣紧”、“折弯”、“压弯”、“垮塌”和“全力以赴”等含义，作者既用它来“扣合”前述的一连串品格于一身，又用它来形容隼的飞行中突然“弯折”，收紧双翅急坠而“凋落”，而从这首诗作为耶稣赞美诗的性质中，又可看出作者以隼在飞行中俯冲急坠的形象，隐喻的是耶稣蒙难牺牲，竭尽全力完成自己的救世使命。4这种多义修辞属不可译范畴，因为通过翻译信道时只能从丰富的复义中选留其一，这就令译者无计可施了。我在《诗海》中曾把这“buckle”译作“弯折”，最近在《樱花正值最美时》（《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下卷》）中又改译为“扣合”，而都不能完全达意，就表现了这种困境。

诗的这些性质，在本文化的生态环境里享有“主场”之利，所以与读者相处融洽。虽然在本土也要经过信息传输，但传输并无困难。现在就让我们考察一下：诗以有限的文字（如一首七绝只用28个字）承载丰富的内涵和诗意，这种大“口径”信息在文化“主场”是怎样传输的呢？

这实际靠的是信源端和接收端的默契协作：一方面要靠作者巧妙精湛的创造性编码和压缩艺术，把丰富蕴意寄托于有限文字之中；另方面要靠读者以自己的文化素养、储备与悟性，不仅进行解压、解码，还要作填充、拓展，这样双方默契，配合互动，才能达到“心有灵犀一点通”。这不是电信式的机械性传输，而是一种创造性的传递。它的实现依托的是信源端和接收端有默认的共享体系，即作者和读者享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背景、共同的历史和文学遗产，所以许多事都不必说破，一点就通。

可是译诗要跨语言、跨文化进入“客场”，于是主场之利就丧失了。诗中蕴含的联想意义、风格意义、文化意义、互文意义、隐喻意义、音韵意义和情感意义在“主场”是尽在不言中的事，在出国时却成了冗余行李，行李尺度太大而信道太窄，过海关都被截留，通过后就只剩简单文字了。

诗又像是一棵枝繁叶茂的树。如须离开本土出口，则树被伐倒，通过翻译加工流水线时枝叶树皮全被削尽，从翻译管道拖出来时已变成一根光溜溜的木料。原来生意盎然的青枝绿叶不见了，丰富的链接断裂了，“光晕”自然也消失了。

反驳者提出：“我认为，‘神’是最主观的东西，甲认为是‘神’的，乙也许认为是‘鬼’。诗中真的有‘神’的话，也一定包含在诗的文字之中，只要把原诗的文字如实地译过来，‘神’不也就跟着过来了吗？”5这里说的“神”指的也就是文字携带的某种诗性。反驳者反对“神韵”、“传神”之类的说法有其理由：光说这些失之过虚，我也赞成讨论翻译学问题应当尽量予以细化（虽然也要防止相对主义）。但若说只需“如实译出”文字“神就跟过来”，那也未免过于天真了。如果事情真有那么简单，诗可以像大量技术性、商务性翻译材料一样顺利通过机器翻译程序或信息译加工管道，那岂不太省心省力了？

诗没有那么幸运。既要翻译，诗也不得不进翻译信道，我主张的艺术译并不能绕过“诗口径大而翻译信道窄”的矛盾；而限于信道带宽，诗携带的艺术信息（包括所谓“神”或“光晕”）是无论如何不能整体跟过来的。所以艺术译（风格译）只是呼吁要把关注重点放到艺术信息和青枝绿叶上来，实际操作中诗译者所能做的，大概也只有这么几条：

1．既然出入境航班对携带行李有限制，那就只得选择重要东西随身带，否则你就要摊上麻烦了。我曾见过旅客在登机前被迫一叠叠地丢弃超重的衣物；也见过旅客抵达美国时在海关被大量截留禁带的食品（火腿、月饼、银耳之类）和中药材。所以旅客带行李就该有所考虑。就译诗而言也一样，需要精心选择你要带过翻译通道的成分。

很可惜，译者通常都选择只带“词义”或“内容”信息（即本雅明所称“非本质的东西”或我前述的“酱油”）登机过关。“诗”却成了过翻译关时被丢弃的东西。

在我看来，诗译者首先要选择的应是使诗成为诗的最重要成分，即最能代表这首诗艺术风格的元素。因“行李”严格限量，为此就不得不舍弃一些次要元素。所以，精心选择，成了译诗成败的关键。这也就是我三十多年前在《谈谈诗感》一文中所说的“突破口的选择”。

2．可是诗语不同于普通词语，看起来区区几个字却很难随手塞进行李包。诗语的特征是简洁而内涵丰富，好比是压缩文件，紧凑的文字能释出巨大的信息量。但这种精致的“压缩文件”携带的原文结构、链接和“光晕”信息却通不过翻译信道，由于“S”端（源语端）、“T”端（译入语端）的压缩加密系统分属完全不同类型，所以不能以压缩形式通过信道再解压解密。诗译者只能先在“S”端解读作者的艺术“密码”并认真学习作者的编码艺术，然后又在“T”端模仿原诗重新编制高度压缩的艺术“密码”，包括模糊信息、加密信息、音乐信息，并努力达到不逊于作者的艺术水平，争取使原诗的“光晕”重现。

如果译者连原诗“密码”也不能解读，则译文传递出的信息当然成了不可解的“乱码”。在解读原诗密码的基础上，来到了“T”端，为弄散了的诗语重新加压加密便成了关键。常见问题是把诗译得拖泥带水，稀稀拉拉，把原诗的精练变成啰嗦，把原诗的诗意修辞给“说白了”，把原诗的“留白”倒给填死了。所以“T”端的艺术编码（重新加压加密）是对译者艺术功力的真正考验。若力有不逮则艺术密码失灵，诗变为信息型文本，也就丧失诗性功能了。

3．通过翻译信道后原有文化链接断裂，译者要尽可能修复弥补；在不能修复的情况下也可考虑适当建立新的替代性链接。如《“火鸡”公案》一文中谈到的，由于电影片名《鹤北飞》意象的“S文化链接”断裂导致“光晕”消失，译者在“T”文化端重制“雁南飞”意象，建立了替代性的“T文化链接”，从而起到近似等效的功能。这种“T”侧取向有时作为必要补偿，也是无可厚非的。